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延续到民国时代，地主由乡村向城镇的移居，可以说是一股不大不小、不急不慢的潮流。学术界关于这一现象对农村土地使用方式的影响作出了合乎逻辑和实际的解释；但是对离乡城居地主个人生活的变化则语焉不详，而追求生活享乐则是对他们最为概括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一陈式化的看法失之于研究的笼统，因此希望通过个案的分析，对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日常生活的社会和空间范围的比较研究，探讨发生在离乡地主身上的真实变化，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地主离乡这一现象可能有一定的启示。
　　　　一　资料说明
　　关于研究资料，《颐贞楼日记》手稿本一册，现存吴江图书馆古籍部，记录时间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一日（1943年阴历12月6日）至同年四月十六日（1944年阴历3月26日），记录地点为吴江同里镇。《日记》未署名，笔者以日记中提到的人物为线索，走访了目前唯一健在的退居同里镇的王稼冬（日记中记作王家栋）老先生，在当地热心人士王师夷先生的帮助下，我们从王家栋老先生那里获得了有关的信息。日记作者，姓金，名明远(1899-1957)，字仲禹，号东柳醉侯，同里人，是一个拥有田地千亩上下的地主。40年代初，他由同里镇北边的章家浜金氏老宅，举家迁居镇区东柳圩，并在此建造了镇上第一座二层西式小楼——颐贞楼。本册日记是他移居颐贞楼期间，在同里镇上三个多月的生活日记，反映了镇居地主的日常生活。
　　《柳兆薰日记》，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专辑》。记录时间从咸丰十年(1860)三月到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记录地点有吴江黎里大胜港村和上海县两处。柳兆薰又名时安，或莳庵，为吴江汾湖柳氏第九世子孙，近代著名进步人士柳亚子的曾祖父，据《说明》，他拥有土地三、四千亩（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8页。），又据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推算，其土地合计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