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满清政府于1898年开办京师大学堂算起，直到1917年的二十年间，仿效西方体制建立的中国大学体制，能够冲破重重障碍，从无到有，终于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承认是一大伟业。但是从学校数量、学校规模、办学体制上看，大学仍属于初创时期。以京师大学堂为例（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1911年教员总数42人，1912年在校学生818人，1916年教员148人，学生1503人1。而学术风气则尤其萎靡不振，「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2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志向就在于杜绝衙门习气，锻造现代学术机构。这中间一个关键环节，即是要遴选优秀的教师来改造学风，提升学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出于当时教员人数十分有限，可以用伯乐相马的办法，借助其个人的职业道德、智慧洞察力和对当时有限的学术圈的熟悉，亲自聘任学科骨干；在第二阶段，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教员的增加，则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提升学术水准的制度条例，通过同行评议来选聘教员。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对推动其后其他大学的改革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

一　北京大学的教员聘任改革

（一）蔡元培的「伯乐相马」

　　蔡元培聘任教员有其执着的标准：「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3此外，鉴于他到任之前北大深重的官瘾远胜于学问之心的状况，又特别附加一项规定：「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作为其办学「相容并包」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在选聘教员上根本不为那些非学术的聘任标准所束缚，包括*、资历、学术观点、私德（不是公德），均不成为蔡元培选聘教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