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百余年（1681—1796）的康乾盛世，曾以国力强盛、气象宏伟震撼一时，其时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对大清帝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自信，坚信“海甸巩于金瓯，邦家奠于磐石”。

然而，历史并没有沿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康乾盛世并未长期延续。自18世纪80年代以后，民众反抗就不断爆发，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更为清朝的盛世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大清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坠入凄风苦雨、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世。“变起一朝，祸积有素”，清帝国的盛衰之变，既源于传统社会“盛极而衰”的一般规律，更源于当时统治者在指导思想、内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失误。

持盈保泰：一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

每一个时代，统治者都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施政方针。乾隆二十年前后，随着统一新疆战争的顺利进行，乾隆帝感到清朝进入了“全盛”、“盛满”时期，从此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基本的治国方略。乾隆帝谈论“持盈保泰”并非始于中叶，但作为一个基本的为政方针，它是在统一新疆战争过程中逐渐确立的。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时，阿睦尔撒纳已经覆灭，乾隆帝在诗中写道：“重熙累洽诚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时”，“遗孽廓清永砥属，持盈益励敬皇皇”。及西师彻底告捷，“持盈保泰”更是屡屡见诸诗文，如“赤县东西一蔚侯，黄图南北共车书。家饶室备均希彼，保泰求安敢懈予”。“于今祇凛持盈念，绝域宁夸拓土材？耆定新疆筹善后，共勤耕牧辟汙莱”。乾隆二十四年，在关于统一新疆的上谕中更明确宣布：此后，“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与中外臣民共之”（《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

“持盈保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主要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