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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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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研究”一课。顾颉刚在讲义中认为《尚书·尧典》的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州，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其骧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十二州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顾颉刚便鼓励他写出来，谭其骧又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于是就有了师生间往来书信，结果如顾颉刚所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了!”②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顾颉刚写成了著名的《两汉州制考》，而谭其骧则激发了研究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
谭其骧发表于1933年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就是考证秦汉郡县国建置的。郡县制形成于战国时代，秦统一六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都提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36郡，却没有列举36郡的具体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 (1)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国-称“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共有36郡，包括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也就是说36郡是秦一代总郡数，汉兴以后才有所增益。(2)《晋书·地理志》则说秦始皇平南越，增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合计40郡。(3)清-据学兴起后，对秦郡问题作过考证的学者不下数十家，其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赞同《汉志》之说，杨守敬《嬴秦郡县图》则信从《晋志》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汉志》、《晋志》均有脱漏，36郡是秦初并天下时的郡数，后来陆续又增加了一些，但对于增加的数目及具体郡名，各家说法不一。姚鼐《复谈孝廉书》认为，除了《汉志》中提到的36郡外，南海等三郡不属于秦郡，而补充了河内、济北、鄣三郡，且河内、济北是项羽时设立的，不是秦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认为，南海、桂林、象、九原四郡不应在初并天下时的36郡之内，而以黔中、广阳、东海、楚郡补足，加上九原等四郡，共计有41郡。王国维《秦郡考》则以黔中、闽中、陶、河间补足36郡，再加上广阳、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南海、桂林、象、九原、陈、东海12郡，共计48郡。他按照五行相胜说的理论，说秦以水德取天下，数以六为纪。因而秦始皇二十六年设置36郡，后来陆续扩大到42郡、48郡，均为六的倍数，都是秦制规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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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向奎：《河山集·序》，见《河山集》(三)，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谭其骧：《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见《长水集》，3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谭其骧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同意全祖望之说，只是加了闽中郡，为42郡。后来他又重新思考，于1948年又写了《秦郡新考》，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晋书》等可信史料中发掘论据，核实除内史外，秦郡数目为46，加上另外可能存在的二郡，总数有48。除了《汉志》中所言32郡外，补黔中、广阳、闽中、陈郡为36郡，这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设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南平百越，北伐匈奴，又设立了南海、桂林、象和九原四郡，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六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后析内郡所置。王国维说有陶、河间、胶西、博阳、城阳，而谭其骧说有常山、河内、衡山、鄣、庐江，两说不同。谭其骧最后写道：“夫考古之事，竭其能事耳。生千百年之后，上究千百年前之典章经制，史文阙略，焉得必无遗漏?多闻阙疑，庶几其可；若必欲断言为三十六或四十八，徒见其牴牾凿枘，是亦不可以已乎?”①1944年，他还写了《秦郡界址考》，对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秦郡界址作了详密的考证，纠正了许多源于《通典》，且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所沿袭的错误，并将46郡的辖境、治所列了表，甚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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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秦郡新考》，见《长水集》，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但最新考古发现对秦郡数目的确定有补充作用，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战国古城一号井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有36 000余枚简牍，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之间。简文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这两郡史籍未载。秦郡设置多以区域命名．较少有以城邑名者，“洞庭郡”合起成例，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的设置较历史记载要广泛得多．
在此前后，谭其骧写于1934年的《新莽职方考》，以《汉书》、《后汉书》纪传及《水经注》为主，旁及汉魏杂著，博稽先儒考证，加上自己的见解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郡县易名情况一一考证清楚，并附考了王莽时期的郡县官制、王莽制采伪古书，又总结了王莽改汉郡县名称的通例。“谭其骧此文，填补了这一时期政区地理的空白，不仅比较完整地复原出新莽政权的政区建置，还总结出王莽设置政区和命名地名的规律。”①当时王伯祥读后，盛赞此文“例严体精，深造自得”，“附考三则，尤征覃思”，立即补人他主编的《廿五史补编》第二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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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1)。
(二)黄河变迁史研究
在我国诸多河流中，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也是历史上变迁最频繁、水患最严重的一条河流。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后，历代正史河渠志均以记述黄河变迁为主。治理黄河成了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自从《汉书·沟洫志》载贾让“治河三策”以来，东汉的王景、明代的潘季驯、清代的靳辅等，都是治理黄河的著名人物，但河患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清代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对历代黄河变迁作了总结性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著有《黄河变迁史》，所收资料十分丰富，详细论述了历代黄河经流的大势、河患和治河方略，纠正了前人有关黄河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在关键问题上依然没有突破。
关于谭其骧黄河变迁史研究的缘起，他在《长水集自序》中做过这样的叙述：“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段落，指出各个段落的不同情况，哪几个段决溢频仍，不断改道，哪几段相对地平静无事。但我一直讲不清楚何以不同时期会出现迥不相同的情况。过去治黄河史的学者，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洪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的历史演变认真做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一定参考价值。”① ．
历来的研究者，都把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局面归功于王景治河有方。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则否定了这一传统说法。他精辟地论证了黄河中游地区农牧业的交替发展、植被状况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密切关系。文章用具体的历史事实，阐明了黄河变为害河是近一千年来的事。他把唐以前即前期黄河决溢改道的具体情况分作三期：第一期，从有历史记载的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内，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主要是因那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特别是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都是农牧区，农业经济比重较小，因此黄河下游决徙少。他说：“那时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所以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第二期，秦汉时期，这二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发生了变化，封建政权不断移民实边，进行垦荒，黄河中游从畜牧射猎为主变成以农耕为主，户口数字大大增加，盲目乱垦滥伐，没有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结果必然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王莽时边衅重开，内地也爆发了农民起义，所以东汉建立后内徙边郡，汉族人口减少，少数民族大批迁入，两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以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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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长水集·自序》，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第三期，东汉王景治理以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与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变农为牧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混乱，战争频繁的阶段，但却是黄河最平静的时代，原因就在于东汉以后，本区农业人口大量内徙，而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大批迁入，加之战乱，人口骤减，原已开垦的农田被废弃，牧场扩大，水土流失减少。直到中唐以后，黄河中游的川原荒坡又被垦辟殆尽，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这也就是使得近一千年来黄河下游河床越填越高，决徙之祸越闹越凶的症结所在。最后，谭其骧对治理黄河提出了具体措施：“1．山区园林化。封山育林，同时利用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这样做不仅增加了林、牧业收入，并且对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都发生良好作用。2．沟壑川台化。在沟壑中打坝淤地，制止沟蚀，变荒沟为良田。这样做既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又为逐步停耕坡地，把耕地从山坡上转移到沟川准备了条件。3．坡地梯田化。用培地埂的办法，起高垫低，把坡地修成一台台的梯田。4．耕地水利化。打井，挖泉，开渠，修水库，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一齐抓，节节蓄水，层层灌溉。”一句话，就是改进农业生产结构，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①验之于今日，这些建议也是切实可行的。他说：“解放以来黄河中游盲目开发的严重后果已从实际上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事实，正被人们作为历史的经验在吸取，相信搞好中游的水土保持，终于将成为公认的消弭黄河水害的根本措施。”②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倡退耕还林，植树种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切实加强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充分验证了他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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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见《长水集》，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谭其骧：《谭其骧自述》，见高增德、丁东：《世纪学人自述》，11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此后，谭其骧又主编了《黄河史论丛》，收辑了一些论述历史时期黄河变迁、若干重大洪水、黄河改道及历代治河的重要文章，为现代的黄河研究与整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黄河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主张全面规划治理黄河时，既要抓水土保持这个根本，又要重视工程防治，两者不可偏废，要真正摸清历史时期黄河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总结人们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列举了需要注意的二个问题：“第一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是全面地看问题，要用辩证研究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①对于汉代以前黄河下游的变迁，他也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有《〈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两文，从《山海经》人手，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人河诸水，用《汉书·地理志》、《水经》及《水经注》所载材料加以印证，从而钩稽出一条从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黄河故道，有力地证明西汉以前黄河故道决非“禹河”一条，进而又论证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故道既非清人焦循所说的没有改道，也不像东汉班固、北魏郦道元、清人阎若璩、胡渭及近人岑仲勉所说的只有周定王五年这一次改道。他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以走《汉志》所载河道为常，也曾不止一次走《禹贡》、《山经》所述河道。约在战国中期，齐、赵、魏各在当时的河道，即《汉志》河的东西两岸修筑了绵延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在论述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情况时，他发现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即“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原因何在?谭其骧经过考察后认为，春秋以前黄河经常泛滥改道，人们只能在高地居住，平原任其荒芜，当然就不可能出现聚落，更不会形成城邑。战国以后，黄河下游开始构筑堤防，这“是河北平原古代劳动人民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的结果”。而黄河在这里决溢改道，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小，因此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②谭其骧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说：“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它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道来，怎不令人得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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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黄河史论丛·前言》，1～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② 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见《长水集》，39～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谭其骧：《长水集·自序》，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三)移民史研究
谭其骧在暨南大学求学时曾师从潘光旦，对移民问题、血统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与同化、江南的宗族、一些民族和地方人口的来源等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题，略述自上古到清代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并得到老师潘光旦的激赏。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后，仍然对移民史有兴趣，不过“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而不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简史，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是，谭其骧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一省一省地搞，他先从材料比较好找的湖南做起，完成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后又以《湖南人由来考》为题发表。这篇文章分上篇：历史上之陈迹——当时记载之一鳞半爪，叙述了从上古秦汉、六朝时期湖南境内民族的由来，下篇“今日湖南人之由来——后世追述之整理与统计”，以湖南诸府、州、县方志中的五种，即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和光绪《靖州乡土志》为根据，说明了出于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最后总结论是：“一曰：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二曰：江西人之来移湖南也，大都以稼穑耕垦；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人之来湖南也，大都以为官作宦，以经商服贾。而长沙都会之地，五方杂处，尤多江、浙、皖长江下流之人。三曰：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而湖南南北部之分，以湘阴、平江作之界。四曰：湖南人来自历古，五代、两宋、元、明居其什九；元、明又居此诸代之什九；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又居元、明之什九。五曰：五代以前，湖南人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人多来自东方。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单纯，几尽是江西人；南宋以后，移民之祖籍渐臻繁杂，始多苏、豫、闽、皖之人。清代以前，江西移民与其他外省相较，其他外省相差悬如；至清代而湖北、福建之人，有崛起而与江西并驾齐驱之势。清代以前，本省移民与外省移民相较，本省移民地位甚低；至清代而本省移民之地位，有崛起而超越于外省移民之上之势。”①在撰写此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谭其骧发现近代的湖南“汉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出于少数民族血统，如向氏、舒氏、田氏、彭氏、覃氏、符氏、扶氏、苏氏、杨氏等大姓，实际上都是出自汉代之后的当地少数民族，而不是他们精心编撰的汉族世系。因此他写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认为“今日湖南全省人口之中，其可确保为纯粹汉族者，恐绝无仅有矣。世有感于优胜劣败之说，以为蛮族日就于消灭，今日南方人为纯粹汉族者，读此文其可以知其谬乎!且清季以来，湖南人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之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然则蛮汉之不同，不过因其开化有先后之别耳，在种族本质上固无优劣之可言也”②。这篇论文充分肯定少数民族血统与汉族人口的结合对汉族人才辈出的作用，很明显受到了潘光旦优生理论的影响。
其后谭其骧的主要研究方向虽然转向了沿革地理，但对一地区人口的来历仍然很感兴趣，所以1936年到广州，即有《粤东初民考》之作。他经过考证后，认为“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今日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为‘里’或‘俚’者是也”。在研究过程中，他首次注意到南朝高凉冯宝之妻、黎族的冼夫人的巨大贡献，认为“冼氏为俚族第一伟人，佐其夫及子若孙三代，历事梁、陈、隋三朝，先后讨平李迁仕、欧阳纥、王仲宣诸乱，梁、陈易代之际，皆能保境安民，一方为之宴然”③。以后他一直想著文表彰这位杰出的黎族妇女，但都未能如愿，直到1988年才写成《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一文，详细阐述了汉唐之际海南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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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见《长水集》，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见《长水集》，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谭其骧：《粤东初民考》，见《长水集》，258、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40年，谭其骧到遵义，发现从唐末至明代聚居在遵义一带达800多年的杨保民族已经湮没无闻，连当地耆宿也不知杨保为何物。他从地方史志、杂书中钩稽史料，证以当地见闻，写了《播州杨保考》，对杨保的族源、迁徙、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作了考证。主要论证了两点：(1)宋濂的《杨氏家传》以播州杨氏族谱为本，说杨保首领杨氏的始祖杨端“其先太原人”，唐末人播据有其地，五传至北宋时杨昭，无子，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曾孙持节广西，与昭通谱的杨文广之子贵迁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这是杨保汉化后的依附虚构之辞，不可据为信史。(2)播州土司杨保实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市)、叙(治今宜宾市)二州的边徼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中的酋豪，即为罗族(今称彝族)的一支，后裔渐次汉化，遂依托为中原名门之后，著于谱牒。验之于出土文物，也是相合的。70年代出土的《杨文神道碑》记载杨氏先世“汉以来，聚族会稽，至鼻祖端，始入□□□□……”①杨文是杨端的十五世孙，卒于南宋末咸淳元年(1265年)，早于宋濂《杨氏家传》百有余年。从碑文中可知宋时杨氏家族还只说先世出自会稽，没有会稽之前籍隶太原之说，由此可见，《家传》中“其先太原人”以及杨贵迁系杨业之后的说法，显然是宋末明初之间编造出来的，与史乘记载背谬之处甚多，不能因出于名家之手而遽尔置信。
1934年，谭其骧写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建置的记载为基础，用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对西晋末年至南朝宋中期150余年间的人口南迁作了定量分析，并论述了移民的迁出地、迁入地的分布对南方的影响。葛剑雄说：“此文在纷纭的史料中找到了侨州郡县设置过程这把‘钥匙’，解开了永嘉南渡后移民迁徙、定居与土著化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对中国移民史研究、地名学研究和定量分析都具有开创意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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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第四座墓葬发掘记》，载《文物》，1974(1)。
②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1)。
(四)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50年代起，谭其骧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他非常重视地图的作用，说：“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地图对表达地理情况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地理著作更大。”①《中国历史地图集》分8册，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共有20个图组，304幅地图，工程之浩大、图幅之繁多、绘制之精良、考订之详尽，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图集所反映的内容，不仅限于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还包括各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在政区处理上，不仅有一、二级政区，而且还包括了所有的县和县以下的重要城镇和聚落。除政区外，还收录了主要的山岭、关津、长城、考古遗址等，更注意自然地理的变迁，如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图中对所有的点、线和其他符号所代表的内容，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吸取了前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文物考古资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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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中国古代地图集·序》，见《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4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谭其骧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如古城、居民点、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记载的错误，有的改变了后人的误解。另外，考古所发现的珍贵文字和符号的资料，如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地图等，也成为编绘历史地图的重要参考。由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体例谨严，考证精良，内容完备，考订精审，绘制准确，因此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迄今仍是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著名学者侯仁之赞扬道：“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特色的一个巨大发展。”并说这部地图集的出版，“还将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它为我国各地区历史地图集中政区部分的编绘，树立了典范；另一方面它又为其它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在绘图表示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①。
在绘制过程中，谭其骧抱着尊重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真相的态度，为了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精神，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疆域给予同样的显示，如增加了一幅公元920年的吐蕃图。《中国历史地图集》自1982年起分册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谭其骧最杰出的贡献。
但谭其骧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还不足于全面显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各分支的要素，未能充分反映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从1982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持下，他又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可惜由于去世而未能完成。但在谭其骧的筹划下，这一重要研究课题没有停顿下来，这部三卷本的《国家历史地图集》将陆续出版，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战争、地貌、气候、灾害、植被等图组一千多幅地图，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崭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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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见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5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绘在帛上的两幅地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谭其骧对其进行了研究，指出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的《华夷图》、《禹迹图》早了1300多年，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它的准确性是那么高，从而为我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所显示的汉初长沙国的南界既不是以五岭为界，也不同于《汉书·地理志》中的桂阳、零陵二郡南界。也就是说，五岭以南的部分土地归长沙国管辖。这幅图在其主区及近邻区范围内画着八个县治：营浦、春陵、泠道、南平、龅道、桃阳、观阳、桂阳；其中春陵、观阳、蛇道三县，不见于《汉书·地理志》，这是当时长沙西南边界的一部分。从这一地区设县之多，证明秦汉时代当地经济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另外，该图所记注的水道往往于后代记载的水名不同，可据以推究其演变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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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长水集》，160～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谭其骧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他对历史文献资料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在讲到如何搜集、整理、鉴别、分析文献资料时，他提出值得重视的三点：“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一句话，既要利用史料，又不要过分相信史料，要经过分析、鉴别，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如关于洞庭湖的演变，长期以来地理学界、水利学界根据近百数十年来湖面日趋填淤，普遍认为整个历史时期湖面都是在不断地缩小，不同的只是快慢而已。谭其骧从先秦史料出发，结合当地的地貌条件，指出古籍中的云梦泛指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多种地形，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在长江北岸，江汉之间。进而他推断先秦两汉的洞庭湖不可能像见于南北朝著作《荆州记》、《水经注》里所记载的那么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记载里所谓“八百里洞庭”那么大。其实，洞庭湖在历史时期不是一直由大变小，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的演变过程。①近年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钻探和实地考察，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结论与谭其骧的考证不谋而合。又如在宋元史籍中，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称为长沙或石礁，但近代有些中外学者均误认史籍中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谭其骧经过考证后指出，明以前文献记载中的七洲洋，指的都是仅限于今海南岛东侧七洲列岛附近的洋面。清代图籍中的七洲洋，有广狭二义：狭义沿袭明以前旧义；广义则范围极广，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但也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更不等于就是西沙群岛。②
谭其骧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也十分留意野外考察，曾去冀、豫交界的黄河故道进行实地调查，因而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晚年又倡导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重点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并希望对中国历史上文化区的形成和演变做深入的考察，写有《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他指出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而且各个地区的风土习尚也不尽相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亘古不变且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③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勃勃发展之态势，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专门课题相继展开，并取得了极为可喜的成绩，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与谭其骧晚年的研究志向是完全一致的。
1934年，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对谭其骧评价说：“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问他有几县，县名什么，位置怎样，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对于地理沿革史，夙有研究兴趣，且眼光亦甚锐利，看《禹贡》半月刊、《史学年报》、《燕京学报》诸刊物所载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④谭其骧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探索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主要贡献可以简要归结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开辟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径，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际课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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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见《长水集》，105～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谭其骧：《七洲洋考》，见《长水集续编》，15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见《长水集续编》，171～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往来书信选》(中)，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⑤ 葛剑雄：《长水粹编·前言》，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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