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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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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回顾唐长孺师毕生学术贡献时，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议并领导下，历时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唐师对吐鲁番文书的接触，据我所知，早年是通过王树柟的《新疆访古录》、金祖同的《流沙遗珍》等。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文物》杂志20世纪60年代后所刊载的少量发掘简报，还有沙知先生利用出土文书研究有关契券制度的文章，以及所能见到的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更集中地看到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论著是在1962年。唐师嘱人由香港购回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所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两册，其中除引用敦煌文书外，还比较完整地引用了“大谷文书”。利用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中的某些问题，此时已引起了唐师的关注，只是由于“左”的干扰，特别是唐师于1964年去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一去十年，直到1974年夏才完成，因而耽搁了下来。
1973年夏，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任中共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的彭神保提出一个点子：为编写教材外出搜集考古材料。当时，居然得到校方同意，随即拟出路线图：洛阳——西安(包括周围诸县)——天水麦积山——兰州——新疆——敦煌——大同。于当年10月初成行，12月中旬由兰州赶到乌鲁木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展览厅中，看到了数件文书。在此期间，也看到了当年出版的11期《文物》杂志，其上有多篇新疆同人利用文书撰写的论文。接着又得到新疆博物院的热情介绍，使我们大开眼界，异常兴奋和激动。当时，彭神保提议给正在北京中华书局做校点工作的唐长孺师写信，介绍初步所见所闻。当年12月底到达敦煌千佛洞后，接到唐师的信，认为这批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在某些问题上，“将使唐史研究为之改观”。同时，提到已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峤建议整理这批出土文书，并获得同意。1974年元月中旬，我们赶到北京，向唐师作了汇报，并见到国家文物局领导，知道王冶秋决定由唐师主持，由新疆与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出资，开展整理工作。
1974年春节后，唐师决定动身前，考虑到整理工作本身之需要，也考虑新疆方面文献资料的缺乏，故开出了一大批书目。这些图书既有基本史籍，也有内典；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工具书。除了向武汉大学校、系及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借用外，唐师的一套扬州版《全唐文》也装箱。又考虑到工作的特殊需要，还将在西安购得的一台旧式国产复印机一起运到新疆。而就在动身前夕，唐师一人被强留下来，要他去做他不愿做的事——“评法批儒”。而其他能去的人，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当年9月中旬才动身去乌鲁木齐。
1975年4月底，唐师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先生和我去乌鲁木齐。唐师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交河、高吕两座古城，激动不已。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师不得不返回北京，住进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诊治。我与谭两宜则留新疆继续工作，谭两宜负责清理博物馆藏文书登记，我则又下吐鲁番地区博物院，清理、拼合、录文其所藏文书及墓志。
期间，王冶秋又专门给国务院写报告，提出由唐师负责，带领专班人员，整理吐鲁番文书。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又经邓小平副总理圈阅，遂决定将此项工作转至北京进行。我与谭两宜在9月底结束新疆工作，于10月初到北京，在医院了解到唐师本因深度近视，视网膜极易脱落，因眼底出血，造成晶体混浊，复明有难度，直到11月15日唐师才出院。这时，新疆博物馆也将馆藏文书装箱运到北京，参加整理工作的各路人马也陆续抵达，唐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整理工作。
在唐师指导下，我根据1962年冬在唐师指导下所作敦煌文书录文校补的体会，以及1974年、1975年在新疆初涉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点滴体会，加上学习历史所1958年所编《敦煌资料》第1辑，以及日本所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册，吸取、借鉴其有益的方法，草拟了一个“录文须知”。经整理组讨论，定下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工作原则。
面对近万片的残片，首先要在辨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录文，而录文和碎片的拼合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最开始还必须仅据那些照、洗并不高明的小照片，做录文与拼合。唐师也和大家同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但由于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矫正也只有0．3度，困难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最后，唐师发现若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正面看起来就比较清晰，这一经验也为大家所仿效。
在录文核对，以及准确进行碎片的拼合时，就要接触原件了，而这些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其中不少还有血污等因素，辨识既难，且多有尸臭味，甚至可能还有细菌，但唐师毫不考虑个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我出于考虑唐师身体健康，劝他注意少接触，但唐师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只好在休息时和进餐前带他去洗手。
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这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而在进入“定名”、“断代”阶段，更是艰辛，因为判断文书整理成功与否的标志，主要是根据释文拼合之准确，“定名”之遵合古制，“断代”之清晰等诸方因素。其中，文书之准确“定名”和“断代”所要求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难度因而也是极大的。故作为文书整理的领导者，尤须在历史及古文献、书法诸方面具有渊博精深之学识，方能对这批从十六国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官、私文书，以及古书、佛、道经典作出准确之定名。面对大量并无纪年之残片，既要考虑纸质，又要考虑书法之时代风格变化。除了这些“外证”，还特别需要从文书本身寻求“内证”，从而作出适当的判断(准确或比较接近的“断代”)。
由于整理组成员来自多方，学识、性格不同，甚或间有“利益”之冲突，也会影响整个整理工作。但唐师不仅凭借自己的学术威望，而且以“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处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保证了较快、较好地完成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和四巨册图文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全书出版后，文物出版社的多位编辑都多次给我讲到：“要不是唐先生的领导坐镇，你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人们往往只看到唐先生在整理工作上的贡献，可能忽视或不知，唐先生在完成整理工作过程中，又直接培养了那些有机会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从具体到一个字的辨识，到文书的拼合、定名、断代，以及进一步的研究，皆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唐师的教诲。特别是唐师决不搞知识私有，总是毫无保留地当众讲出自己的精辟创见。当时也有人立即抢先撰文发表。我曾和唐师谈及此事，但他毫不在意，依然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由于唐师的倡导和领导，开始于1974年的整理工作，至1986年春，历时十三年，终于大功告成。唐师提出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是在他年届六十岁时，这时他在学术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上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始终保持高度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唐师长期离家，持续十年在北京校点“北朝四史”是这样；远赴新疆，克服目疾的折磨，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主持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在唐师身上，可以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忘我”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学人风范。
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师虽有惊无险，并因避震人住故宫武英殿，接着又带领整理组转到上海继续工作，直到当年底，始返京。工作的繁重，生活的困难，加之年纪的增老，唐师生过病，还入北京医院救治过。特别是在恢复研究生的招收后，唐师还要返校给他的研究生和系里的本科生开课讲授，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卷》主编，还有国内外学术会议，这些都要花费相当的精力，但始终没有影响他对整理工作的指导。唐师返校是因为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但唐师母骨折住院，唐师却没有为此请假回武汉照料。唐师在京工作期间，绝大多数日子，中餐在食堂就餐，早、晚餐就由我这个自入初中到参加工作后，均是吃食堂，而不会做饭菜的人去掌勺，但唐师从不高要求，更不责难我。
正是在唐长孺师坐镇和他身先士卒的率领下，终于完成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今天我们在缅怀唐先生的风范时，学习和继承他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以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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