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说明《史记》殷商世系的确实，学者们自然推想到夏代世系的确实。殷墟只代表商代后期，寻找商代前期以及夏代的遗存，成为学术界十分关心的大事。果然，1950年至1951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与郑州二里岗的发掘中，确认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遗存。1955年，发现了郑州商代前期的城址，经多年探查，知道其城垣周长近7公里，城内外有宫殿建筑基址和各种作坊遗迹，以及墓葬、窖穴等等，近年又发现有范围更大的郭城。1983年，又发现了始建年代与郑州商城相距不远的偃师商城。

夏文化的探索，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如今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现在，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已经排成了继承衔接的链条，没有明显的缺环。在这一链条中，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学者主张是禹都阳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三家庄、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尽管这些均在争议之中，其在了解夏商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0年代以后，更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怎样由夏商上溯，追寻文明的始源及其初期发展，历史学者、考古学者都有长时期的讨论。大家认识到，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考古学的成果，而如何从考古学论述文明的起源，又是有理论性质的问题。英国考古学者丹尼尔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引用专攻近东文明的克拉克洪的论点，提出文明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即有五千居民以上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中国学者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批评修正，如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些可作为文明标志方面的考古发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城市，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边长仅约百米。随后发现的一系列龙山文化或同时代文化城址，规模大多更大，年代也多更早，包括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已达数十座之多。在山东阳谷、茌平、东阿一带，还发现有由大型中心城（面积大至约40 万平方米）与若干小城构成的城组。 始建年代早过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与阳谷王家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

关于文字，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相当发展的文字系统，字的个数超过四千，同时从文字结构看，传统所谓六书业已具备。这明确表示，在甲骨文以前文字肯定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

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批陶器刻划符号，1963年出版的报告《西安半坡》提出可能同原始文字有关。6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者对各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符号作了研究。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符号，不少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这种情形，以及符号的年代，都类似古埃及文字导源于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的陶器符号。

80年代中期，在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龟甲等上面，发现了若干刻划符号，有很像殷墟甲骨文“目”字、“户”字的，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00至公元前6200年。这是世界最早的可能与文字有关有符号。

关于冶炼金属，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不同种类的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工具等。其制造工艺相当复杂，有些还嵌有绿松石。近年，西自青海，东至山东，很多地点发现年代早于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器或者制作铜器的遗址。

已知年代最早的，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屋基址出土的残铜片，质地是黄铜，基址年代约公元前4700年。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一座马家窟文化房屋基址出土了一柄青铜刀，基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这类发现证明，金属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也不晚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

应当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其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可能使以往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理论得到补充和修正。对在考古学上怎样判断文明时代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标准，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的更早，也就是说在时间的长度上明显地延伸了。

中国古代文明在空间的广度上，也由于大量重要考古发现而扩大。建国以前，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为数不多的主要考古工作都位于中原一带地区，使人们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与此同时，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亦有遗留的影响，于是在古代文明研究中酿成中原中心论的流行，以为文明的原始及后来的进步无不起于中原，向周边传播辐射。

考古工作几十年来的开拓铺开，以事实的证据逐步驳倒了中原中心论。中国辽阔境域各地发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地区多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推进的。苏秉琦先生把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他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使“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

就夏商以下的发展而言，过分夸大中原文明的地位也是不对的。这时王朝的-中心诚然是在中原，但在中原以外还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地区，对中原同样有所影响。例如湖北、湖南早即出土有很多精美的商代青铜器，有些比殷墟所出形制更为庞伟，工艺也没有逊色，是否属于当地文化长时间为人怀疑，甚至被指为后世的仿制品。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都获得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等工巧瑰丽的文物，确证当时距中原很远的这些地区有着相当高的文明水平。

其实，很多发掘材料显示，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前期，商文化已有很广泛的分布。1963年以后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但涉及古代文明地域的广度，也关系到文明发展的高度问题。看来文献中关于商汤以来功业的描述，并非子虚。

周-古更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两周王朝都邑：周原的岐周，长安的丰镐，洛阳的成周，诸侯国都邑：晋、虢、应、郑、卫、燕、齐、楚、秦……等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在在令人惊异。东周王朝势衰，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日益突出，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专门课题，事实上已成为一些学科分支，使古代文明的研究大为丰富。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作为“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系统的探讨。这为将来的古代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了新路。

这里还必须提到70年代以来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发现。其间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等，都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特别是1993年冬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内容包括儒道等家典籍，1998年5月一发表，就成为研讨的焦点。郭店简和不久即将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简的考释研究，有助于重写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学术思想史，将中国古代文明顶峰的辉煌进一步昭示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