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笔者认为这种领先得益于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的多方面的突破，这些突破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探索价值。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总结这些突破，反思其意义，并试图发现当前商会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商会研究，主题突破，时间空间突破，理论突破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涉及到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的论文则直接以商会为题目①。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②。美国的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③。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博士论文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

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