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 |
 |
|
|
秀的史学家把最后几十年的精力都用以完成一部“名山之作”一样，白先生把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也都倾注于《中国通史》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追求和人生的价值是无限的。白先生在2000年3月21日与世长辞，告别了他终生挚爱的史学事业。他留给今人和后人的，却是多种著作和《中国通史》这座史学丰碑。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也正是他平凡人生的一个辉煌的句号。
一、从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白寿彝先生(1909.2.19—2000.3.21)是河南开封人，出身于回族家庭。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也同样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这种真诚的热爱之情，是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之一。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一年，28岁的白寿彝先生出版了《中国交通史》一书。他在本书的第五篇第六章中，扼要地论述了“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艰难，其中，关于前两个方面，作者尖锐地指出：
第一，中国政府之力尚不能完全控制国境内的一切交通事业，它管不了水上走的外国轮船，管不了地上走的外力控制下的火车铁路，管不了出没无常的外国飞机，管不了外国人在各地设置的电台和沿海的水线。第二，中国自办的交通机关尚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循、浮惰、营私的情形尚不能真正的铲除，对于各种行政上及事务上之合理化与经济化，尚未能真正地向前迈进。
从这两个方面的概括来看，作者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已是非常强烈的反映出来了。作者最后写道：
这六点，都是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注：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第210、2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重印本。)
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一个满怀爱国-的热血青年，也看到了一个具有深刻的思想境界的史学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的爱国热情在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而以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这里，我只举出他在1951年发表的《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为例，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面貌。白寿彝先生认为，史学工作者在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中，承担着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他们必须经常地指出，中国民族在长久的历史上继续不断的文明创造，中国民族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悠久的斗争的传统，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悠久的反压迫反侵略，对抗民族内部和民族外部的敌人的无比的英勇。那就是，他们必须努力彻底消灭由于百十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民族自鄙自怯的思想，彻底消灭由于更长久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看不见人民力量、轻视人民力量的思想。那就是，他们必须努力，在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中，不限于学校中的学生而要尽可能在更广大的群众中宣传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甚至于是伟大的民族的骄傲，从而促进人们对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底确信，对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必然胜利的确信，全亚洲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全世界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注：见1951年3月23日《光明日报》。)
作者在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这段话，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倡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提高认识进而结合自身的工作来提出问题的。他十分诚恳地说：
我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
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必要性，认为，“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第二，国内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过程中，有不少特出的贡献”；“第三，国内少数民族也都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四，国内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是有历史传统的”。作者从历史上论证了这些见解，最后指出：
总之，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以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底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得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在展开的今日，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提出来，有完全的必要。也许有人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史知道得太少，不易结合。这是事实。但如果你不愿用功钻研，你就永远不知道。你多钻研，就多知道一些。钻研的人多了，用功的时间久了，自然知道的也就多了。这也是事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中国的历史表明，白寿彝先生在5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证明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思想的深刻和影响的广泛。
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现象上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实质上看，这同他的生活经历、“师友之益”以及出自内心的追求真理的自觉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时期，白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同楚图南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侯外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图南、侯外庐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止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侯外庐先生是新中国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对推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的史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组织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小组，而白寿彝先生是组长。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摸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革中国通史的教学。白寿彝先生在小组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注：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今天看来，这或许是白先生比较系统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并对他此后50多年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他着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断和指示，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注：见《新建设》，1954年第1期。)等等，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
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他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这方面的很有影响的撰述。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深入地讨论了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问题。他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注：《谈史学遗产》，见《学步集》第153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从而为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论述了“精华和糟粕”、“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三个问题。其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方面，是作者关于规律的论述。白先生指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本文最后又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注：见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60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文革”，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这个时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涉及到的一切领域。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以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等(注：参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上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40页)；《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46-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39-6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纂》、《谈历史文学》(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94-550页)；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7-341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白寿彝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55-306页等。)。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概括说来，这就是一位爱国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白寿彝先生以其丰富的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白先生的著作，有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他的论集有《学步集》、《史记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其中，《白寿彝史学论集》包含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教育，史学评述，史学遗产，史学史论，史学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丛考，序、跋、书评、札记。综上，可见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赞成务广而疏，提倡博洽与专精互补。他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出版后，被认为“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注：牛岛俊作《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见《中国交通史》附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时，国内尚无此类著作问世。由此，我们又可以略知撰写此书的艰难。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文革”中遗失了，现就仅存“朱熹撰述丛考”所收的7篇论文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深厚功力的。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注：参阅李松茂《白寿彝和中国回族研究》，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的3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如他与王毓铨先生合作的《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明代矿业的发展》(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142页。)，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论文。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是蜚声中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829-998页。)，尽管他本人事后并不十分满意，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他在80年代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反映出了他在理论思考和撰述体系上对中国史学史的整体认识；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书，大多是精粹之作(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4月出版，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
当然，博洽和专精，最终还是要体现出卓识来，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学术。这一点，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点和优点所在，是他在学术界受到人们敬重和钦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识和创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胪列，这里只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下：
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白先生的治史活动，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始，直到他逝世前，都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展回族史研究，他殚精极思，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如：《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9年)、《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几点意见》(1990年)(注：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76-187页，206-218页，238-246页。)。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论涉及到“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跟汉族、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以及搜集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他所说的“编写新的回族史”的编纂形式，是参照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体裁而提出来的，即包含四个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他把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作是其中的第个四部分。他还对第三部分提出了具体的12个方面的事目：地域考，生计考，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言考。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把回族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新见解。从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到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4-31页、46-65页。)，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有时好一阵子，有时歹一阵子，但总而言之，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注：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53-56页。)。他的上述见解提出来后，使“斗争”是主流与“友好”是主流之间的长期争论得到缓和，大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史发展趋势之本质的认识。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四十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六十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ｊī@①，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从“远古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ｊī@①”。《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ｊī@①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再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古的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第三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这是白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它包含叙篇和先秦时期史学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分别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关于先秦时期的史学，作者在第二个稿本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二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前者进一步强调了对历史观点的研究；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本书的叙篇，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叙篇论述了理论问题、分期问题、思想遗产问题和作者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这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叙篇第一章分别论述了“‘历史’一词的歧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它论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它论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按：指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引者)，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9页。)。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是得到了很明确的论证了。这距离白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已有20个年头，上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已整整60年了。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对之作了精辟的分析。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丰富的思想和识别心裁的卓识。例如：
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一份“宣言”。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对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书体裁等七个方面的遗产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2-486页。)。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认识。白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史学概论》(1983年)等，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的。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3，604页。)。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的这一撰述宗旨。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是白先生讲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3，605页。)。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白寿彝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性质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3页。)。金著撰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刘著撰于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80年代初。白先生的这番话，是指出了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5页。)。这就是白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卓识，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这在《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反映得尤为清晰。本书原是写给外国读者阅读的。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书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以认为是突破性的创获。如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阶段的看法，白寿彝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纵的段落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在对于每一段落的时代特点的把握。具体说来，白寿彝先生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以此论证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特点；认为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阶级经历了由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绅地主的变化；同样，农民阶级也相应地由编户农民、荫附农民转变为佃农；认为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在剥削关系上反映出国税和地祖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同地主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等等，是一致的；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用重大，也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白寿彝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推进了前人的见解，显示了他对于中国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识与创新的精神。
提出并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在《中国通史》第一卷中集中地反映出来。作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它的基本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一是阐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二是阐述《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理论依据和基本要求，三是阐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这些阐述，填补了历史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的一些空白，有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认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厘清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和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中之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形式：提出了新综合体的理论和框架，阐明了《中国通史》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结合而成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优点，为中国通史编纂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
——关于中国与世界；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这几个方面，都显示出了本书的理论创新。
白先生在史学上的卓识，远不止于这里所列举的。这里仅就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方面略举数例，概而言之。但仅此而论，我们确可窥见这位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学家的器局和风采。
三、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学术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它的代表人物。新时期的中国史学也有它的代表人物，白寿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白寿彝先生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其根据如下：
第一，他同侯外庐、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家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始终是态度坚定的和旗帜鲜明的。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他在1978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28页。)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在这篇讲演中，他还着重分析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对于拨乱反正，给人以许多启发。他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著文，较早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初步总结(注：分别见《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39-649；《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反映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历史的科学认识和对其前景的充满信心。1983年，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蓝图和模式，他说：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10页。)
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在这篇讲演中，白先生就“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白先生在新时期的史学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坚持的方向进行的。他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要求他们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史学群体，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奋斗的目标。
第二，他大力阐发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反复论说历史教育的现实意义。白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名家，享誉海内外，但他并不是一个只关心学术研究的一般学者，他的可贵的精神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关注着全民族对于历史前途的认识和信念，并把史学工作同这种密切关注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不渝地反复论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倡积极开展历史教育。上文提到，白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注：《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在这书的《题记》中作了这样的自我剖析：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1981年夏，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到适当的场合，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不成熟，在发言内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批评。
这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在向人们吐露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倡导更多的史学工作者都能有这种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将极大地促进史学工作的开展，促进史学工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关于“历史教育”的论文、讲话，被编辑在显著的位置，而其数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产生于1981年以后。
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白寿彝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96页。)。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到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认为，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三、他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工作的组织者。白先生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产出了许多史学成果，扩大了史学工作者队伍，增强了人们对于史学工作的信心。白先生通过编纂《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迅速地使他自己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踏上了历史研究的征途，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赢得”了这部影响广泛的“小通史”的出版(注：《中国通史纲要》自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至今已有27次印刷，累计印数多达94万余册。)。他组建史学研究所、主编《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吸引了、团结了和锻炼了一批史学史研究者，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他主编《史学概论》一书，增强了参与撰写此书的同事们的理论兴趣，也为高校增添了一本新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史学概论讲习班。他主编《回族人物志》，为北京、宁夏等地研究回族史的朋友创造了一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也为全国的同行继续回族史研究摸索了道路。尤其要强调的是，他以70岁高龄，提出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计划，在全国500多位学者、同行的支持下，历时20年，终于实现了撰述目标，在很大的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认识。他在许多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对有关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事实表明，他不止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还是一位杰出史学工作的组织者。
第四，他完成了一件宏伟的世纪工程。这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寿彝先生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二是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三是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四是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大多反映出著者的独立见解。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钜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在1999年所评论的那样：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九十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注：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戴逸教授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界许多同行的共同认识，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它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给白寿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讲正气”，而讲-、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注：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国通史》的这种作用，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
从爱国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这是20世纪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作为一位博洽、专精而又满怀卓识的史学家，这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可能达到的境地。作为一个时期的史学之杰出的建设者，更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到的。白寿彝先生以自己毕生的勤奋和追求，理论和实践，确定了自己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位置。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