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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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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梁启超将普通国民身份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的功用，指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启蒙“国民意识”，因此，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重大命题，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新史学的题中之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篇文章，在《新史学》之后发表，是梁启超史学革命思想理念的一个合理延伸。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对郑和投以关注决非偶然，这不仅是因为他关注航海，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研究自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换的一个典范。
(二)30年代前后第一次研究高潮。
1．重要史料的发现和整理。30年代研究高潮迭起，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下西洋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披露、整理和考证，对研究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如果说梁启超在世纪初的论文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自此为郑和下西洋研究奠定了中西比较的框架的话，向达(觉明)1929年的《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1929年第1号)一文，则不仅率先将相关重要资料——罗列出来，而且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证，为下西洋研究打下了文献资料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研究发展。重要的有张星娘《泉州访古记》(《地学杂志》，1928年)、郑鹤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国风》月刊，1935年)、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华书局，1935年)、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长乐“天妃灵应碑”拓片》(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等文的发表，以及李士厚修订再版的《郑和家谱考释》(正中书局，1937年)。
2．翻译和吸收外国学者研究的成果。在发现和整理有关郑和重要史料的同时，中国学者翻译和吸收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并且在综合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有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年)和冯承钧译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P．Pelliot)1933年所著《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郑和下西洋考》是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对于郑和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参考西方学者伯希和等人的考证，以明清刻本为主，明钞本和其他文献史料为辅，对马欢《瀛涯胜览》进行校勘和注释，勾勒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全貌。王鲁古译日本学者山本达郎《郑和西征》(《文哲季刊》4：2，1935年)一文，其中对郑和所立锡兰布施碑汉文碑文作了细致研究。
3．出现了专门讨论。1936—1937年，在《禹贡》杂志上，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进行了一次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讨论。
1936年年初，吴晗发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一文，此后《禹贡》发表许道龄(《禹贡》5卷1期，6卷6期)的不同看法。同时，吴晗(《禹贡》5卷7期)、李晋华(《禹贡》6卷1期，6卷10期)、童书业(《禹贡》6卷2期)等人展开热烈讨论。吴晗全面论述中国与南洋关系，重点在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联系，提出下西洋目的以经济为主的观点，而许道龄、李晋华等学者则以为不然，他们认为下西洋是以宣扬国威，踪迹建文等-目的为主。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各自发表论文讨论了一年多，最终以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7卷1、2、3合期，1937年)一文结束。
(三)余绪。4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对郑和宝船尺度的质疑。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一文，首次对《明史》记载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提出疑问，他认为尺度太大，不可思议，并根据郑鹤声发现的南京静海寺残碑，提出了宝船为二千料船的观点。
总括这一时期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特征：资料发现和整理，结合翻译和吸收中外研究成果，为以后郑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郑和研究的热点在这一时期也显露出了端倪。大多数研究者如向达、冯承钧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和吸收西方实证史学，体现了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方法的结合。
二、20世纪50年代——20世纪末．研究发展时期
20世纪进入后半叶，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发展时期，也可以分为新起点——第二次高潮——余绪三部分。
(一)新起点。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持续不断的考古新发现推动了研究向前发展。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一文，根据1957年南京文管会在明代宝船厂遗址发现的一个巨型舵杆，推定是用于郑和宝船，从而论证了文献记载中宝船尺度的真实性。朱僎著《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一书，广泛收集实物资料、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考证出郑和航海地名56处，是反映研究进展的代表作。
60年代初，向达参考近百年间我国学者梁启超、冯承钧、范文涛、张礼千，外国学者梅辉立(W．F．Mayem)、菲力普斯(C．Phillips)、戴文达(J．J．Duyvendak)、伯希和(P．PeUiot)、山本达郎等对明朝茅元仪编《武备志》中所收《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整理考订并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考证出航海图上500个地名中的350个。侯仁之《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人民日报》1965年3月12日)一文虽短，但却表达了对西方“新航路发现”之说的不同声音。他指出所谓到东方来的新航路的“发现”，早已经为亚非航海家所航行过，并明确载人了史册。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于1968年以英文发表(J．K．Fr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译文收入《王赓武自选集》，2002年)，在全面研究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基础上，指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并提出某种程度上因为郑和的远航，海上世界让位于陆上世界，明帝国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1969年，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马欢《瀛涯胜览》，由小川博翻译为瀛涯胜览译注本在日本出版。1970年，马欢《瀛涯胜览》的英译本、英国学者米尔斯(J．V．G．Wills)《瀛涯胜览译注》出版，这是作者在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基础上，全面吸收中西学者研究成果，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重要成果。随后李约瑟(J．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三、四卷中译本出版(科学出版社，1975、1978年)，其中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重要研究。徐玉虎《明郑和航海图中针路之考释》(辅仁大学《人文学报》3卷3—4期，1973、1975年)一文，以及他接着出版的专著《明代郑和航海图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是继向达之后关于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和航海图研究的长篇力作。
(二)80—90年代第二次高潮。1985年，时值纪念郑和下西洋850周年，在此前后对郑和下西洋的探讨，无论在数量、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20世纪前80年的研究成果，使研究达到了第二次高潮。这与中国史学向全面繁荣发展的趋势是完全相一致的。
1．资料汇编和论文集等出版物。资料汇编方面主要有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下)(齐鲁书社，1980—1989年)，是迄今收集最为广泛、也最全面系统的大型资料汇编集，上册是关于郑和家世、生平，以及下西洋使团人力、物力、航海技术准备等历史背景资料，中册是有关亚非各国情况，郑和出使经过，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资料，下册收集郑和在海内外的遗迹和文献，后世评价下西洋影响作用的资料。这一资料汇编集的出版，为推动郑和研究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为了配合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编辑了一系列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版，有《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反映了郑和研究的全面发展。
在翻译和吸收外国学者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有李锡经、高喜美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庄景辉译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著《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海洋出版社，1988年)。
2。研究全方位展开。研究的迅速发展，突出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上。例如，在郑和下西洋航程方面，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对郑和船队在东非的航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对外关系方面，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全面论述了明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下西洋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经济联系，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关于郑和的身世，李士厚《郑和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同上)一文，是作者自30年代出版《郑和家谱考释》后，对新发现的《郑和家谱首序》与《赛典赤家谱》对照研究的结果。关于郑和史事及其逝世，郑鹤声、郑一钧父子《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首先考证了郑和使团副使太监李兴和李恺为同一人，其次对苏门答剌战役史实进行了辨析，最后以新发现的资料《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论证了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进一步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关郑和的宗教信仰，林松《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论郑氏奉佛崇道说》(《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文，对众说纷纭的郑和宗教信仰加以探讨，认为郑和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而出现宗教信仰的复杂现象有着多方面原因。有关郑和的生卒年，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提出郑和生卒年是洪武八年(137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享年58岁，并对郑和的赐姓渊源进行了考证。由于论文数量大，涉及范围广，在此恕不——列举。
3．研究热点持续讨论。以中西比较方法展开郑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学者探讨的热点。80年代主要有何芳川《十五世纪中西航海活动比较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标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一轮中西比较研究的良好开端。进入90年代，罗荣渠《十五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考》(《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中西航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并对中西发展不同结果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表明中西航海比较研究向纵深的推进。
关于郑和宝船的尺度，也出现新一轮的争论。杨煩、杨宗英、黄根余《略谈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从造船角度再度提出宝船尺度不符合实际，并估算宝船长18丈，宽3．5丈。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一文，以泉州、宁波出土古船证明文献记载符合实际，不同意前此学者认为郑和宝船是沙船的看法，提出宝船是福船船型。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中国水运史研究》1988年第2期、1989年第1期)一文，根据大量史料说明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是长阔相乘所得积数，试图对郑和船只尺度给以一个全新的解释，这是老一辈史学家向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大胆探索。
相对而言，此一时期西方对下西洋事迹的专门探讨要少得多，德国学者普塔克(Rodefich Ptak)以德文撰文研究《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985年)，对下西洋史事详加探讨，是这一时期西方学者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代表作。
(三)余绪。将郑和研究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万明《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从明中叶华南地区看郑和下西洋的社会效果》(《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1996年)，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郑和下西洋的正负两极效应及其影响，是研究从-史向社会史更大空间转变的新取向。
这一时期西方学者的相对沉寂，由美国专栏作家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1996年，中译本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所打破，她以西方观点对郑和下西洋进行了铨释，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果，使西方人认识郑和，并引发了此后人们对海外郑和船队人员后裔的追寻。
总括这一时期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特征：郑和下西洋研究全面综合发展的时期，表现在研究者不再只有中国史和地方文献学研究学者，而且有多学科研究者的参加。世界史研究学者，如罗荣渠；造船史研究学者，如席龙飞；海图研究学者，如朱鉴秋；科技史研究学者，如周世德；伊斯兰教史研究学者，如林松；航海史研究学者，如孙光圻，等等，形成了一支多学科学者组成的庞大研究队伍，推动了研究全方位迅速发展，并且反映出郑和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汇聚的平台。但是在研究达到高潮以后，迄20世纪末，郑和下西洋研究领域扩展迅速，新资料发掘不足，出现了以现代意义推论来代替研究，脱离学术研究的倾向。
三、21世纪开端，进入研究发展新时期
时间进入了新世纪，郑和下西洋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一个研究发展的新时期。
(一)新起点举例。
1．图象资料的关注。新世纪开端，金秋鹏发表《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像资料——天妃经卷首插图》(《中国科技史料》21卷1期，2000年)，他根据新发现的《天妃经》卷首图像资料，再次提出了郑和船队以二千料海船为主的观点。对于图像资料的关注，标志着史料发掘和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
2．海外资料的发掘。如金国平、吴志良《郑和航海的终极点——比剌和孙剌考》(《澳门研究》，2002年)从阿拉伯和葡萄牙史料出发，对郑和下西洋所到比剌和孙剌地点做了进一步探讨，确认下西洋终点是在莫桑比克和索发拉。这一研究对英国业余历史学者孟席斯(Gavin Me- nzies)提出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猜测，做出了有力回应。
(二)新高潮的展望。2005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央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已于2003年于上海、2004年于福建举办两次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各地也开展了许多学术和纪念活动，如2004年7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主办的“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中央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2005年7月在江苏南京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成套丛书，必将把下西洋研究推向新高潮。
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郑和下西洋研究负载的一直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联。惟其如此，郑和下西洋研究才与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且也将引起更多具有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的学人投入。另一方面，与中国史学发展同步，史学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相结合的趋势，在郑和研究上凸显，特别是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共享相互结合的平台，对郑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世纪在理论、方法和史料上都将是一个突破发展的新时期。在认真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我们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人的优秀史学传统，迎接郑和研究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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