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典籍，非信其为决非伪托者，决不滥竽。后人笺注，非经附以批评的条件， 亦决不妄事征引。
其全文篇目为：
上篇 泛论之部——思想与-之交错
1.滥觞时代-之起源
2.玄学思想之宗教化
3.私产制度之诞生与第一次黑暗时代
4.第一次平民革命之成功与神权思想之动摇
5.第一次再生时代Renaisance
下篇 各论之部——再生时代各家学术之评述
1.再生时代之先驱者老聃
2.孔丘晚年定论
3.墨翟之宗教改革
4.庄周之真人哲学
5.惠施之唯物思想
显然，作者意欲对上古思想作一次比较系统的探讨。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明确指出 ：
“记忆易消灭，由此易于消灭的记忆所曼衍之传说，因之而愈可珍尝。书籍易散佚， 由此易于散佚的书籍所保存之思想，因之而愈可宝贵。传说不可尽信，然其中尽有古代 之精神潜流于其间；”“一片兽骨之化石，一片古器之残存，在无幻想力者视之，亦不 过一片善骨之化石，一片古器之残存而已；殊不知其中正有座虚幻空灵的蜃气楼台存在 !神话传说之类亦如是，谓神话传说毫无历史的价值者，太重视后人所撰述之史籍，重 皮毛而忽视其精神者也。”
这篇论文是西方考古学及其重要成就已经进入郭沫若视野，并引发其创造性研究思维 的生动反映。在20世纪初叶，著名学者王国维以其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及其重大成就 载入学术史册，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郭沫若大约已经知晓，不过，王氏的二重证据是指 考古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而郭沫若上文视野中的出土资料则指一切考古发现，实已较 王氏又进了一步。不仅如此，郭沫若关于古史传说价值的卓识在当时也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对此，他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1923年新年特号撰写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一文中，又开宗明义地指出：
“关于三代以前的思想，我们现在固然得不到完全可靠的参考书，然而我们信认春秋 、战国时代的学者，而他们又确是一些合理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所说的不能认为全无根 据。”“所以我们纵疑伏羲、神农等之存在，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时代的思想 为一些断片散见于诸子百家，我们怎么也不能否定。”[3]
成仿吾在此文译后附中指出，“不论是在一般的人或在专门的学者，不论是中国人或 是外国人，没有象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他们误解得这样厉害的。外国人可不必说， 即我们新旧的学者，大抵都把他误解得不成话。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捉到真 义，而一般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为知，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 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 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来的研究。”年轻挚友的评说固然充满了爱护之情 ，但是，“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 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确是青年郭沫若的本色。这种并不一味地信古或疑古，把古史 传说人物及其时代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认定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的古史观点， 在当时明显卓立于疑古、信古世风之上。在这两篇早期论文中，郭沫若以其深厚的旧学 根基结合新的理论方法得出的上述卓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所证实，他本 人也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最终坚持和发展了这些正确观点。如他主编的《中国史稿》关 于原始社会部分的章节，就是将大量考古资料结合文献中的古史传说研究后编写成的。 [4]
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原创性成绩是大量的，在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以 后尤其如此。其具体成果在学术界也是人所共知的，本无须一一缕述。但要强调的是， 他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仍然注意积极引进采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方法，因而一再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如在论证西周为奴隶社会时，他不仅详尽地占 有了文献和出土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分析，而且进而引用比较史学的方法 ，以古希腊斯巴达的奴隶“黑劳士”与西周的农业奴隶进行对比，并引用了民族学的方 法和材料，具体说即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材料作为旁证，探讨的结果虽然只是一家之言， 但这种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多重论证的方法，颇具新义，又如在作为先秦重要史料 的青铜器断代研究方面，郭沫若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即作出 了划时代的贡献。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早在汉代即有发现并初步用于古文字研究，至宋 ，更已成为金石学著录的主要对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不过，直到20世纪初，尽 管已被著录的商周铜器已达数千件之多，对之的收集和研究仍未脱离传统金石学的窠臼 。正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序言所说，传统的金石学著录“或仅采铭文， 或兼收图象，或详加考释，或不著一语，虽各小有出入，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 ，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后先，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 犹复加以淆乱，六国之文窜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视《尚书》篇次之有历史系统 之条贯者，迥不相侔矣”。商周积年长逾千载，其大量的铜器倘无科学的断代，则这些 第一手资料的珍贵学术价值就无从实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寓居日本的郭沫若，在尽 可能详细占有材料、吸收学术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读和翻译德国学者米海里司 的名著《美术考古一世纪》，掌握和运用其介绍的近-古学理论、方法，尤其是器物 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商周青铜器，按其形制、花纹、铭文内容和字体等因素特点，首 次一扫混沌，将商周铜器分为四期，为科学地区分青铜器年代奠定了基础，无论在史料 学还是先秦史研究方面，这都是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二
将治学与明道相统一，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又一特点。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继承发展 了我国史学明道求真、经世致用的古老传统。中国史学家历来就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述往事、思来者”，以学问来回报生养自己的国家民 族。郭沫若发扬光大了这一优秀的学风，并把明道求真上升到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通 过学术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把史学研究和自己心中的真理追求自觉地合 二为一。为此，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开门见山说：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5](P6)
但是，令郭沫若深深遗憾的是，“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 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 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因此，他特别申明：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地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 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5](P9)
众所周知，这部为回应“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而撰写的书，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流派真正诞生的标志，也是郭沫若学术原创精神最生动突出的体现，在当时和后来都 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正如许多学者已指出的那样，这部书毕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历 史的初创之作，从史料的采用到若干具体论点，都还存在一些幼稚、粗率之处。对此， 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自我批评道：“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 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5](P3)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本身并不能代替具体深入的学术研究，不能保证具体研究结论天然正确。一方面，郭沫 若古史研究的卓越成就，是在先进理论方法指导下通过艰苦探索获得的，另一方面，作 为一个襟怀坦诚的学者，上述不足或错误之处，也多为郭氏自己以后的研究工作所纠正 改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我怀抱着欢 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史学界的研究工作会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期待着我自己的错 误会有彻底清算干净的一天”。[5](P4—5)这同样是中国古代史学家追求真理和真实这 一优良传统在郭沫若身上的生动体现。当然，学者的生也有涯，而学无止境。伴随着郭 沫若一生巨大学术成就的，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例如，他在充满-地撰写《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时，为了论证“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共同规律，就否认中国的“国情不同”。这既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更不合于中国的历史实际，虽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文化背景下也属事出有因，但毕竟难脱削足适履的教条主义毛病之嫌。又如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有多变、善变的特点，这固然与他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诗人气质相关，更是其明道求真的治学特色使然，而且所变多是成功或正确的，但也有不成功者，其晚年在杜甫评价问题上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即是一例。
三
不尚空谈的实证研究，是郭沫若历史研究的又一特点。
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如实地揭示人类活动的轨迹，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上个世纪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把历史归结为充满矛盾而又 有序的、可以认识把握的过程，并且从人们的物质需要入手研究历史的发展变化，为深 刻阐释人类历史的规律提供了最缜密科学的理论体系。郭沫若并不是从国外引进历史唯 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人。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的报刊就已出现过马克思和梅林的名字， 但直到20世纪初，朱执信、马君武、刘师培等人才零星地传播过唯物史观的个别理论， 如阶级斗争观点等。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据研究，最 早对此作出贡献的是李大钊、杨瓠安，稍后则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还有 胡汉民等人。[6](P134)尽管“李大钊、蔡和森、李达在阐发唯物史观的同时，已经结 合历史实际作了初步的运用和探求”，[6](P143)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形成 ，始于郭沫若系统的实证研究，而其集中标志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面世。
实证研究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悠久而优秀的传统之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的长篇巨制，乃是其在搜集爬梳皇家“石室金匮之书”丰富史料记载的基础上 ，复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7]的辛苦探索而成。此 种求真求实的古老传统，影响极为深远。明代王阳明就曾说过：“以事言之谓之史，以 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8]对于史家来说，所 谓“道”，即社会古今演变的历史规律，它应该寓于“事”亦即具体史实叙述之中，应 该以史论结合、尤其论从史的方式体现出来，决不能空言其“道”。郭沫若继承并发展 了这一传统，他虽然批评自己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之道时犯过“公式化”的毛病，但从 根本上说，他并非以论带史，而是在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即力图用实证研究“来考验 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郭沫若深知实证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而实证研究的首要前提即 是必须占有大量材料。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1954年新版引言中指出：“研究历 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决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 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如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 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5](P4)而在该书1947年写的后记和此前三年写 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错误，主要问 题即出在对材料时代性的鉴别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本教 条主义的粗率的书。相反，读过该书的人都会看到，那是一本大量占有史料的实证研究 之作。事实上，流亡日本期间的郭沫若在困难的境况下，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花了巨大的力气来收集和整理古代的史料，包括传世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资料，运用 这些资料，不仅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而且相继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 、《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和《两周金文辞大 系》及其考释等古文字学重要著作，为其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观郭沫若的整 个史学生涯，尤其是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以来，他都坚持了实证研究、不务空虚的学术风 格。而且他总是站在学术前沿，密切注意新的学术资料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解放以来 ，无论是从殷墟新的发掘，侯马盟书的出土，新疆出土的《坎曼尔诗鉴》和《论语》抄 本等考古新发现，还是从纪念馆中的银币，和在崖县受托整理《崖州志》，郭沫若总是 能以新见到的学术材料为出发点，敏锐地发现或解决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新见解，充 分显示了他实证研究的深厚功力。
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特点当然不止以上所述，但在新世纪开端回眸既往，瞻望未来，要 在总结上个世纪成就的基础上繁荣史学研究，郭沫若学术生涯的上述特点，确实是21世 纪的史学应当切实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林甘泉，黄烈.郭沫若与中国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J].学艺杂志，1921，3(1).
[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蒋大椿.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A].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上)[C].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7]史记·报任安书[M].
[8]高翔.反思中国史学的传统[N].光明日报，200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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