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过邓广铭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文，文中将毛泽东与恩格斯有关历史发展动力的言论两相对照，明确提出前者所谓“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分明是说得不够全面，说得有些偏激了”，并强调这一观点对历史研究产生的长期影 响。这是邓先生为1987年宋史学会年会论文集所作的前言，我当时颇感惊讶，怀疑自1957、1966年以后，尤其是邓先生这样的老辈学者中，有多少人像他那样敢于在公开场合如此直言无忌。

　　最近见到邓先生友朋门生撰写的《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李新先生的一篇谈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宣部召开中小学历史地理和地图编写会议，由吴晗起草的编写方针是根据新中国地理来解释中国历史地理，所谓新中国民族大团结了，历史上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能看作民族矛盾而不能称为对抗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一方针已经周总理批准，有些人明知不妥也积极拥护，独有邓先生始终反对，认为应根据历史事实说话，金和蒙古明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与宋朝实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怎能根据现实去歪曲历史呢？我才知道邓先生之耿介不随，从来如此。我也因此宁愿将他70年代中期添入儒法斗争的那版《王安石》视作孟子所谓“权也”，而无关乎品德。不禁感慨，多少人经过连绵不断的洗脑运动，下焉者奄然媚世，中焉者随波逐流，上焉者亦不过默尔而息而已，可这几十年的艰难时世，对于邓先生的人格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

　　充分体现邓先生史学家品格的，是其治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求实精神。史学界都知道，早在50年代中期，与当时流行的“理论挂帅”、“以论带史”和“论史结合”等主张格格不入，他提出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这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而这四把钥匙所要打开的，正是历史事实这把锁，其中体现的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