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甲骨文，楼兰、敦煌等简牍和卷子的发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时期，被王国维称为“发现时代”。与世纪初的大发现相呼应，世纪末近二十年来简牍的重大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所反映的学术价值上，都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我们现择其要者评述如下：

大家知道“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但汉制是否是直接继承秦制，以及汉初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建设如何，文献记载十分缺乏。1984年和1988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文献记载依稀反映刘邦起兵后是按楚制来建制的，江陵汉简《奏谳书》案例十六记有四人因守荥阳而得的爵位“皆故楚爵，属汉比士，非诸侯子”，这确证刘邦先行楚制，尔后又有一个向秦制转化的过程。关于汉初律令我们只知道是萧何依照秦律草创的，这次出土的《二年律令》、《律令二十□种》、《津关令》、《奏谳书》等，不仅反映了汉律对秦律的继承性，而且还反映了不同与秦律的汉律在萧何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研究汉律的渊源及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功劳制度是汉代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但由于文献不足，人言言殊。此次出土的《功令》内容为西汉初期戍边杀敌立功的具体记功方式和详细规定，以及官序的递补序列，对于澄清功劳制上的若干问题将会有重要作用。上述律令还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中下层社会、人物的许多状况，是研究西汉初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