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的出土曾在学界掀起热潮，但睡虎地简是秦统一前的材料。1989年秋冬在湖北云梦龙岗又发现了一批秦代的法律文书，竹简上“皇帝”、“黔首”、“驰道”等文字及“罪”字的字形，表明这是秦统一后的材料。龙岗秦简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禁苑”，即皇帝苑囿和行宫管理的律文,秦始皇曾于三十七年“行至云梦”，云梦禁苑当因此而设立。龙岗秦简与睡虎地秦简的比较研究，可明显看出秦律在统一前后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九十年代初在古代中西交通大道上发掘的敦煌悬泉遗址，是汉代规模较大的一个驿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和实物，为研究汉代西北邮驿制度与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各种簿籍生动记录了邮驿迎来送往，以及支付食品、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刑徒和官奴婢名籍，为研究汉代刑徒及奴婢的使用与管理提供了丰富资料；地方邮亭由具有军人身份的戍卒管理，对探讨地方政府与边郡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编户齐民与军人身份的相互转化等问题，提出了新课题；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敦煌至酒泉的里程、驿置、路线等交通状况，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又另辟蹊径。悬泉遗址本身还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蓝本，遗址布局规整，设计合理、精妙。三个封闭式的小院各有回廊、前堂、后堂、洗手间和厕所。遗址上出土的铜、漆、印章、封泥、纸、刀、猎具、玩具、皮毛、木盆、笔等等及各类粮食，形象地展现了邮驿大道上的活动概貌。遗址墙壁上的墨书题记，内容涉及诏书、医方等，是难得的汉代书法珍品。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郭店楚简是学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内容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儒家和道家典籍。从儒家经典来说，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学术断裂，引发出汉以降的今古文之争及疑古思潮，郭店楚简系秦火之前的材料，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学术史上的许多迷雾。例如有学者指出，《六德》里提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与《庄子·天运篇》的记载次序完全相同，证实了秦火之前确有五经〈或六经〉之说；又这批竹简中有不少篇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也说明《礼记》一书自有渊源，并非如人猜测的那样是汉代人的辑录；此外，郭店楚简还为我们研究从孔子到孟子这一百多年间儒家学术的演变提供了重要补充，先秦儒学的传承也因此可连接起来；大量儒家典籍在楚地的出土，证明楚文化并非完全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同样它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郭店楚简《老子》本的发现，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道家思想的认识，它至少将《老子》的学术传承提前到了战国中期；并且提供了可与帛书本、王弼本互校的一个新版本。

同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发掘出土的尹湾简牍，是汉代地方行政文书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墓主师饶是西汉晚期的东海郡功曹史。墓中出土的简牍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六甲占雨》、《神乌傅》及历谱等。作为汉代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这是既往所未见到的，其价值是正史的疏阔记载所无法比拟的。迹象表明它极可能是东海郡向中央每年呈送的上计文书副本，从而为我们研究汉代的计簿提供了实证。文书反映了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关于亭的设置，文书证明文献记载的“十里一亭”〈指行政组织的里〉及“十亭一乡”的说法是错误的；《长吏名籍》中关于由中央任命的长吏的动态管理记录，为我们了解长吏设置、籍贯、升迁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弥补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之不足；《吏员簿》反映了西汉晚期太守府、都尉府吏员逐步扩大的冗员情况，以及县乡、侯国吏员的设置状况，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西汉行政制度的认识，而且还发现了我们一些以往没有见到过的职官；《属吏设置簿》关于“赢员”的记载，说明汉代在属吏设置上已有编制的规定，超编部分即为“赢员”；《兵车器集簿》的发现为武库的设置及武库的内涵提供了详细的研究资料。此外，亡佚两千多年并具有民间文学性质的《神乌傅》的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而《神龟占》等术数资料的出土，对解决既往术数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极有参考价值。

简牍的发现及其在史学研究上的运用主要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但是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无疑改变了我们的这一认识。这次出土的吴简总数达十万枚以上，超过了本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简牍有明确的“嘉禾”纪年，系孙权时代的遗物，“嘉禾”是孙吴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我们知道，关于三国时期的史料仅以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为主，《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志表，文字简约；后虽有裴松之作注及清人的辑佚，但研究起来总使学者痛感文献不足征，而这十万枚简牍对三国史贫乏的资料起到了较全面的补充。走马楼简的主要内容包括：卷书类，如佃田租税卷书、官府之间调拨卷书及官吏俸禄卷书；官府文书类，如官府之间的文书往来，司法审理、复核等；户籍类，主要记载经官吏调查核实后的编户家庭成员情况，如从事的工作、姓名、年龄、身体状况等；名刺类，名刺是古代人们社会交往时使用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介绍自己问候对方，上有问安、谒见、赠物、荐举等内容；账簿类，记录了钱、布、米、租税、俸禄等出入状况。上述材料对于我们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制度、职官设置、文书制度、社会生活、历史地理以及简策形式的演变乃至书法文字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末简牍的重大发现令人鼓舞，催人振奋；它大大拓宽了上古、中古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也足以解开和廓清许多历史上的疑团与迷雾。陈寅恪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就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研究评述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值此世纪之交，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简牍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新材料之一；简牍与文献材料的结合，并运用于古史探求，也必将成为领导新世纪史学的新潮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