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一味姑息妥协，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不宣而战，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未逾月而占领了东三省全部，继而挥戈南下入关，步步进逼，又控制了整个华北大部与热河、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一带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附近)。北平四郊多垒，岌岌危在旦夕。
当时我正就学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既未克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只有亲身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的全国性抗日运动中去，高声疾呼，唤起全国民众共同抵制日货，以为救国图存之大计。每深思熟虑，而尤痛史与国之偕亡，于是发愤专攻清史与满族史，服膺先师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诸教授平日谆谆教导的"救亡不忘读书"、"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东京抢回中国北京来"，清史与满族史当然是我们和日本学术界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学者之所以敢于夸口汉学之中心在他们那里--东京。并非在其他所有研究领域均比中国学者领先了多少，不就是因为在清史与满族史方面比我们领先了一些嘛?而日本国内一般学人之所以积极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惜任何重大代价去搜集史料、图书和档案(不但尽量搜集在黄河流域的一切有关资料，而且扩展到连长江流域的一切资料也包括在他们搜集范围之内)，另外重礼延聘日本国内一部分与此有关的一流学者，考察东北的风土人情、考古文物，论证开原、铁岭以北吉林、黑龙江大片土地之均非中国领土，妄图将"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脱离出去，使之有历史根据，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合法化。
我从此时开始立志专攻清史与满族史为生平的主要目标时，两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告诫我说，日本人搞学问的确有他们的一套，目前他们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占有的资料和出版专著也均比我们强，如果想要超过他们，绝非一人一朝一夕之功，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