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本世纪20世纪中国隋唐五代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需要能具体地点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的问题。我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曾经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对本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学界更组织了一大批力量进行世纪性的全面总结。限于学历与篇幅本文只是就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研究情况做一简单的回顾与反思。

一 概观

尽管人类编年符号的更替并不一定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步，但是20世纪确实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时代。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去整理国故，是五四以后学术发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就隋唐五代史断代研究而言，本世纪初叶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据统计，1900-49年发表的隋唐五代史论文约1100篇，著作不下150种。前30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41篇，其他考证文章24篇，论述性文章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学术人物仅10%。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达）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30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