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阶段，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70年代末，巴黎国立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发行。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开始在国内发行。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进入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正在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等。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的文字。我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第三阶段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得到迅速发展。史学工作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两个阶段。

　　对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全面展开。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敦煌学辑刊》1集，1980 年）和《敦煌沿革与人口》（续）（《敦煌学辑刊》2集，1981年），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考察。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 全面搜集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汉学研究中心编《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深入讨论了敦煌文献中的启蒙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