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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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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向封建制飞跃发展。张广志《女真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应把金初社会性质与金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加以区分。在女真人中，除少数高等权贵之外，奴婢数大大少于自由民，他们扮演不了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角色。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四朝的改革，无一不是围绕着消除原始的残余影响，说不上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三是认为主奴矛盾始终是金代的重要社会矛盾，从现存史料难以找到女真族何时基本完成封建化的时间。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文史》第29辑）持此说。
2.人口与户籍。高树林《金代户口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指出，金朝是明朝以前各王朝户口增长最快的王朝，户数占宋金总数的43.81%，比辽时增长近一倍。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也认为金代的户口同辽宋时期相比有很大增长。王育民《金朝户口问题析疑》（《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则指出金朝实际户口并不高于辽宋，南盛北衰的大势并未改变。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也说，金朝户口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年份多于正常增长的年份。此外，论者对《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数系年，有元光二年、天兴三年及七年或八年三说。此外，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辨析。
3.二税户和驱口。二税户是辽金时期的户名。有关二税户的最基本史料有两条：一条见于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一条见于《金史·食货志一》。由于史料少且有歧异，加之论者理解不同，引起对二税户问题的争议。关于二税户的涵义及其与头下户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对二税户的解释应从《金史·食货志一》，即指“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持此说。他又据《辽史·地理志一》所载“征税各归头下，惟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寺”判断元好问是把“头下”和寺院的二税户混为一谈了。第二种意见认为，二税户应指《中州集》所说的“输租为官，纳课给其主”，并说不能将头下户与二税户截然区分开来。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和张正明《契丹史略》基本主张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辽代有属头下军州的二税户，有属寺院的二税户，二者是有区别的。蒋松岩《辽金“二税户”及其演变》（《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持此说。关于辽代二税户社会地位，多认为是农奴。关于驱的身分与地位，有两种看法。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金代“驱”的身分与地位辨析》（《晋阳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驱不是奴隶，其身分低于良民而高于农奴。而李涵、易学金《金代的“驱”不是奴婢吗——与张博泉先生商榷》（《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贾敬颜《金代的“驱”及其相关的几种人户》（《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李锡厚《论驱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认为金代驱即是奴隶。
4.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是金朝赋役制度中一项重要措施，从世宗延续到章宗时期，特别是世宗时多次推行。论者对其社会效果有不同评价。尚钺《中国史纲要》、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持否定意见，认为是以整理税收为名而实行掠夺，前弊未革，后弊又生。赵光远《试论金世宗对州县民户的通检推排》（《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金代的通检推排》（《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再论金代的通检推排》（《辽金史论集》第一辑）等文则肯定其积极作用及金世宗的改革精神。刘浦江《金代通检推排探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认为，对通检推排不能根本否定，但也存在弊端。
5.货币。李埏、林文勋撰《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是一部研究宋金时期纸币的重要著述。前述李侠、晓峰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有一章专叙金代货币。还有秦佩珩《金代货币史略论》（《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张博泉《金代的货币制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等文。
（二）-与制度
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有前已述及的《中国-制度史》辽金西夏卷，其中“金朝的-制度”（李锡厚执笔）系统叙述了金朝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机构、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猛安谋克及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军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的金代-、法律、军事部分，分别由程妮娜、王宏治、刘庆执笔。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探讨辽金女真婚姻和家庭形态、社会制度（包括氏族制、军事民主制、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社会习俗。
1.猛安谋克制度。这是金代社会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在女真及金朝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通史著作提到这一制度大都语焉不详，而且在对其涵义、性质等问题表述上存在很大分歧。关于这个问题，张博泉从60年代起发表一系列文章，包括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猛安谋克世官贵族与平民；金代东北猛安谋克分布；猛安谋克与民族关系；猛安谋克与头下、八旗制度的比较观；猛安谋克在女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这些文章，收在《金史论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之中。
2.职官。程妮娜《金初勃极烈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考察了金初中央官制——勃极烈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诸勃极烈的构成、分职以及其发展趋向等问题。赵冬晖《金初勃极烈官制的特点》（《辽金史论集》第1辑）指出这一制度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色彩，是一种带有明显贵族议事制度痕迹的官僚制度。谭其骧《金代路制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考述了金代诸路总管府，转运司，按察司及招讨司、统军司的设置及其与辽宋制的关系。程妮娜《试论金初路制》（《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认为金初路制分为三个系统：万户路属奴隶制范畴，兵马都总管府属封建制，都统、军帅司路介于二者之间。李涵《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辽金史论集》第4辑）就金初枢密院的设置沿革、职能、机构、隶属关系等进行探讨。李锡厚《金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认为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权，无法实行南北面官制。蒋松岩《金代御史台初探》（《辽金史论集》第4辑）肯定了御史台在澄清吏治、平理冤狱、纠察不法官吏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金代提刑司与按察司初探》（《平原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两司的产生、组成、职权、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论述了金代令史的配置、选拔与出职等。武玉环《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指出，金朝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央官制汉化、金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及中央集权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编《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节专述“金代官印”。景爱著《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可据以补正《金史》的《百官志》、《地理志》，订补某些年号、时间之误和史实之阙。
3.军事及其他制度。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对金代军事机构、武装力量体制、金军编制、金军组成、签军和募兵及若干重要制度作了论述。作者长期研究宋史，兼治辽金史，从中比较、互证，弥补辽金史料之单薄，多有独到之处。乣军是辽金元军事史研究中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自清代以来，中外学者屡有考辨与论述。对乣字的形、音、义和乣军涵义等都有不同见解。陈述《乣军史实论证》（《史学集刊》第6期，1950年），系据《乣军考释初稿》略加修改而成）、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贾敬颜《纠军问题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不同看法。
其他制度研究，有傅百臣《金代法制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都兴智《金代的科举制度》（同上）、赵冬晖《金代科举制度研究》（《辽金史论集》第4辑）和《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刘庆《金代赎身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等。
4.东夏史。王慎荣、赵鸣歧著《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对蒲鲜万奴所建东夏国的-、经济、军事及与蒙古、高丽的关系等进行系统论述。特别是对东夏的国名、年号、国都、官制以及疆域等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本书是继金毓黻所著《东北通史》中“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一章后关于东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讨论东夏国的论文，有张绍维、李莲《东夏年号的研究》（《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朴真奭《论东夏称号》（《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李健才《关于东夏几个问题的探讨》（《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董万伦《关于东真国几个问题的探讨》（《蒲峪学刊》1988年第1期）等。
（三）社会生活与文化
1.社会生活。宋德金著《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关于这个专题研究的第一本专书，概括叙述了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娱体育，岁时杂俗等，还考察了金代汉族与女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2.文化。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两文指出，金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原文化北移；儒道释三教合一；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发展了各民族文化。金代文化的发展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透过这一命题探索女真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及其对-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认为正统理论推动了金代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董克昌《大金统治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论》（《辽金史论集》第5辑）论述在金朝统治思想中，儒家主体地位的确立原因、过程和特征。前述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有一章为“女真文化”，叙述女真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伦理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游艺等。
以下介绍进展较大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文学。周惠泉多年专事金代文学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及专著《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此书为第一本金代文学研究史，或曰金代文学批评史。此外，他还参与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撰写，承担《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之金代文学部分。最近又出版了《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詹杭伦著《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金代文学思想（包括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发展状况及规律进行探讨。前述张晶《辽金诗史》金代部分揭示了金诗发展的独特轨迹。这部分占全书37万字的4/5篇幅，是迄今最为详实的金代诗史。张松如主编《辽金元诗歌史论》有多篇论述金诗。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编“金元文学批评”设有章节论述金代文学批评。
关于金代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好问的研究上。有郝树侯、杨国勇著《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元好问学会编《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等。降大任《且莫枉罪元遗山——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和《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评议》两文对有关元好问名节问题的议论提出新见，认为元好问大为金哀宗一人而死的动机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愚忠观念，反映出他具有进步的气节观。韩志远《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活动》（《元史论丛》第5辑，1993年）说，元好问不是-家和思想家，不能夸大他在当时的-作用；在学术上也并未创立一个学派、把金代诗文推进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元好问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有姚奠中主持校点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凡60卷，包括《遗山集》、《新乐府》、《续夷坚志》，还据有关本子作了增补，整理者称，“遗山存世之作，可能已尽于此”。还有贺新群辑注《元好问诗词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元好问的诗歌选本有多种，如郝树侯选注《元好问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陈沚斋《元好问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金代诗词总集，有唐圭章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共收录金元282位词人，7293首词作。其中金代70人，3572首，大大超过了前人所辑金词。蒋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在元好问《中州集》和清《全金诗》基础上广搜博采，网罗散佚，编纂而成，为迄今辑诗最多的金诗总集。是书以诗人生卒年代为序编次。它不仅为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对研究金代社会也很有价值。
对金院本、诸宫调等也有人进行整理与研究。杨万里于1957年发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并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此书撰写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点《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其中有金代作品《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孙逊著《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语言文字。以金光平、金启孮父子的研究成就最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们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和金启孮编著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两书中。前书对女真文字的创制、构造、读音，女真语语法以及女真文字对史学的贡献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书在前书基础上编次而成，是研究女真文及女真史、金史的重要参考书。此外，还有学者发表了考释女真文字、探索女真文构制规律的文章。
宗教。专著有张践《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文有陈俊民《略论全真道的思想源流》、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由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所收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金元部分数量最多，凡882通，是研究金元全真派、真大道派、太一派、正一派道教的重要资料。
（四）民族、民族关系、金宋关系
1.民族。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有约7万字篇幅叙述辽金时期女真族的历史。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认为，单纯以金代皇室的起源作为金代女真族起源是不正确的。金代加入女真族中的除生女真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女真部落，乃至在辽代还不属于女真部落的。孙进己等著《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叙述了从女真先人肃慎至辽金元明女真的发展史。赵振绩《女真族系源流考异》（《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主张金代女真属东胡族系，来自北魏初之奴真、唐之拏（奴真）、五代之女真。蒋秀松《女真与靺鞨》（《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认为女真族的主源不是黑水部或狭义的黑水靺鞨，而是源于渤海统治下的靺鞨部落。王禹浪《“女真”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认为“海东青”是女真称号的真正含义，女真称号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2.民族关系、金宋关系。邓广铭、王曾瑜、周宝珠等均有专书或文章对宋金战争的人物、史实等进行论述和考辨，这在有关宋史研究的综述文章中都有介绍，不再赘述。这里仅举几篇作为民族史和金史研究的论文，有岑家梧《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吴泰《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张博泉《宋金和战史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任崇岳《略论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4期）、赵永春《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辽金史论集》第4辑）、《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董克昌《宋金外交往来初探》（《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2期）等。
（五）人物
关于金代人物，以对阿骨打、海陵王、金世宗的研究为多。
1.阿骨打。苏金源《论完颜阿骨打的-、经济改革》（《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张博泉、程妮娜《完颜阿骨打略论》（《辽金史论集》第1辑）、刘庆《完颜阿骨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都肯定了金太祖阿骨打的历史地位。
2.海陵王完颜亮。关于完颜亮，历来毁誉不一，毁多于誉。近20年来，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和蔡美彪《辽金史简说》（《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指出，海陵王在其统治期间，展开了比熙宗时期更为激烈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严厉镇压女真族的保守派，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参政；进一步改革-制度；迁都燕京；使大批女真人南下定居；攻打南宋。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第182页）、《金史简编》（第135-163页）、《论完颜亮改革及其失败原因》（《历史人物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论著指出，海陵王一方面继熙宗之后，采取在北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各项措施，另一方面发动南侵，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导致了自身的最后灭亡。这是海陵王由一个改革派而被称为暴君的历史根源。此外，还有许多文章称完颜亮是女真族历史上杰出的-家，肯定他的改革、迁都及用人政策等。有崔文印《略谈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问题》（《辽金史论集》第1辑），刘肃勇《论完颜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张克、杨旸《完颜亮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王曾瑜《完颜亮用人的某些特点》（1985年8月21日《光明日报》）等。有些学者则提出不同看法。肖民《也论完颜亮》（《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认为，完颜亮消除女真族军事民主制及其遗风，确立君主独裁专制制度，不值得全盘肯定。罗继祖《完颜亮小议》（《辽金史论集》第2辑）认为，完颜亮过大于功，这从他毁上京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和储庆寺以及其横征暴敛，逼反契丹，妄起南侵战祸，荒-滥杀，卒到众叛亲离，不得其死，是不难得出结论的。董克昌《怎样评价完颜亮的功过》（《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完颜亮贡献突出，问题也突出，其历史功绩不能与世宗相比。赵葆寓《略论完颜亮的功与罪》（《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1年）将海陵王在位12年以贞元南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对女真社会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后期大兴土木，扩军备战，刚愎自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3.金世宗。旧史中对金世宗评价很高，称之为“小尧舜”。许多论者认为，旧史记载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他统治期间的确实行了一些与民休息、整顿吏治等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措施，因此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和有能力的-家。如刘肃勇著《金世宗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杨启《略论金世宗》（《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张博泉《试论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董克昌《试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等。崔文印《〈大金国志〉初探》（《史学研究》1982年第7期）对以上评价提出异议。认为《金史》中关于金世宗的记载不足为据，他并不像本纪所描绘的是什么“小尧舜”，远没有海陵王那样的-抱负和雄心。他的形象是被封建史臣吹捧起来的。朱子方《金世宗简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认为金世宗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失败者。
（六）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
1.历史地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集·东北卷》金代部分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一书中有《吉黑两省西部地区四座辽、金古城考》、《松花江名称的演变》、《白山黑水考》《鸭子河和金代肇州续考》、《金代东北的交通路线》、《关于东夏几个问题的探讨》等，均是论述金代历史地理的，对前人的一些结论提出补充和修改。此外，景爱著有《关于金代蒲与路的考察》（《文史》第10辑）。王禹浪著《金代黑龙江述略》（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地方金朝断代史。
2.都城。上京：阿城县文管所编《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遗址简介》（1980年）是最早编成的有关这方面的简要材料。朱国忱著《金源故都》（北方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文献为主，结合考古研究成果，重点论述金上京会宁府的兴废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景爱著《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根据多次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文献对上京城的营建始末、建筑结构、行政建置以及社会生活等作了论述。阎景全《金上京亲查记》（《辽金史论集》第9辑）公布上京城确切周长为11100米左右。中都：于杰、于光度著《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是继周耿《金中都考》（1953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朱偰《八百年前的北京伟大建筑——金中都宫殿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以及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文以后，金中都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大城、宫城、园林、陵墓乃至-、经济、文化等都作了考察和论述。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辽金史论集》第4辑）考述金中都城的营建过程、城墙与城门的基本情况及诸坊位置。
3.文物考古。参见前引《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考古四十年》、《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等。
（七）史料整理、工具书和译著
1.史料整理。关于史料校点、笺证、注释，有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1975年），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在金代史料整理方面，以崔文印用力最勤，有《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0年）、《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等。中华书局还主持点校《金文最》（1990年）。罗继祖、张博泉著《鸭江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博泉著《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编纂史料，有董克昌主编《大金诏令释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参考《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的编纂方法，分帝统，皇太后、皇后、妃嫔、公主，皇太子，宗室，典礼，军事，经济，政事，外事等门，汇集了有金一代的诏令，并附有注释和说明。还有李澍田等辑注《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赵鸣岐、王慎荣编《东夏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张中澍、陈相伟等校注《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以及前述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
2.工具书。陈述著《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分“金史氏族表”、“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是研究辽、金、元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工具书。崔文印《金史人名杂考》（《文史》第20辑）有所补正。此外，还有前述《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是两本较好的断代史辞书。
3.译著。有金启孮译《金代女真史研究》（三上次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东源译《金朝史研究》（外山军治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以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民族史译文集》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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