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价与展望

　　从以上对辽金史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元人修辽金两史到明末的300年间，辽金史学十分沉寂。到了清代虽有所变化，但直至上个世纪末尚未超出史料编纂整理的范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大量珍贵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和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350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近代实证史学，这在辽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本世纪上半叶，一方面，辽金史料整理继续有所进展；另方面，有学者开始用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在这个时期里对辽金史学（主要是辽史学）及契丹文、女真文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者有陈述、冯家昇、傅乐焕、罗福成、罗继祖等。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辽金史研究者也努力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研究。不过在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屈指可数，成果也很少。

　　近20年来，辽金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十分活跃，发表论著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辽金史研究的具体成果与进展，已如前面所述。从宏观上看，也有很大改观。

　　一是辽金史在中国通中编纂中地位的变化。元人修辽金宋三史前，关于正闰问题争论了几十年，最后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在史书编纂史上是一个进步。然而在后来的五六百年间，一些史学家却由此有所倒退，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将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述及。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变。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首先将辽、西夏、金史与两宋分别立章叙述，确立了辽、西夏、金史在通史中应有的地位。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