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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4)

    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也是按朝代编次的。

      二是如何评价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辽金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较少,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辽金史研究薄弱等原因,导致对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契丹女真及辽金两朝的破坏作用,而无视或轻视其成就与贡献。这种认识,不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实际。近几十年来,研究者更新观念,深入开展研究,在这方面提出若干新见,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如陈述多次强调辽金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是又一次北朝(见1982年8月30日《光明日报》)。

      三是辽金史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六七十年代以前,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者甚少,而近20年来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走入辽金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研究课题有所侧重,相对集中,为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

      不过也应看到,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功力深厚的专家和堪称力作的成果不多。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探讨,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如何把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纵横比较,三史兼治。不能孤立地治辽金史,而应把它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并与同时期的五代、两宋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宋辽金三史兼治,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早在40年代,金毓黻论治本期史的方法时即指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见《宋辽金史》,台湾洪氏出版社,1974年),这是不刊之言。

      二、减少低层次重复,开拓新领域。近一二十年辽金史论著,特别是文章数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其中有相当比重属于低层次重复,有的甚至低于已经发表过的同类文章的水准。对于别人论过的题目要有所前进或驳难,否则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时还应努力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



      三、充分利用和继续扩大史料资源。治辽金史者深为史料不足而苦恼,因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尤显必要,诸如碑刻、考古、诗文、行程录等,对研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都有很大价值。至于宋元人的大量笔记、文集和史籍中有关辽金史料,如能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将有所改观。

      四、调整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研究。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引向深入,许多课题除了需要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尤应成为中青年学者努力的方向。

      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曾经是同国际-相联系的。从本世纪初,日本御用学者就开始对我国东北开展调查,制造了种种涉及我国东北主权及辽金史的若干论调,直至“二战”前后,陆续出现了“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进而又有所谓“征服王朝论”(初由美籍德国汉学家威特夫提出,后为日本学者所接受和发展)、“骑马民族论”等等。这些大体上都出于由白鸟库吉提出的旨在否定我国东北主权的“南北对立论”。几十年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国外影响深广,而且至今还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赞同。如近年出版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译本的译后记中说,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的学术思想体系”,“对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和社会形态问题,有着带启发性的参考意义”,“没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学术是难以避免错误的”。可见我们对这一学术思想体系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近些年我国已有学者对上述体系进行清理,予以批驳,如张博泉积数十年研究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心得,撰写《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但此事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两本书或几篇文章可以解决,以后应继续进行更多有分量的评说。加强辽金史学的理论建设,乃是我们今后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最后,我要对本文的写作作两点说明。一、以上评述虽然力求全面、准确、公允,但因所见资料及笔者学识有限,难以如愿,欢迎批评指正。二、第二三部分关于20世纪下半叶辽金研究的介绍,限于大陆出版的书刊。本时期台港地区,特别是台湾的辽金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如《姚从吾先生全集》(正中书局,1976年)中有辽朝史、金朝史及辽金史论文多篇;还有王民信著《契丹史论丛》(学海出版社,1973年),陶晋生著《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女真史论》(食货出版社,1981年),赵振绩著《契丹族系源流考》(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杨树藩著《辽金中央-制度》(商务印书馆,1978年),叶潜昭著《金律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王明荪著《宋辽金元史》(长桥出版社,1988年)、《宋辽金史论文稿》(明文书局,1988年),陈学霖著《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金代德运议研究》(西雅图,1984年),《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也有数篇涉及金史等;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各辑亦收录辽金史论文。史料汇编、辑录有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鼎文书局,1973年),陶晋生、王民信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谢昭男撰《五代时期各国关涉契丹史事系年》、《澶渊之盟以前辽宋关系史事系年》(分见《辽史汇编》5册和《辽史汇编补》)等。至于散篇论文就更多了。因闻见有限,为免挂一漏万,未作评述,至为遗憾。敬请著者、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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