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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学述评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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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unslow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Uzstoric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edge，2000，9—20)、詹京斯(Keith Jcnkins)的Why History(London and Ncw York：Routlcdgc，1999)和他所编的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以及Richard J．E- vans的In Defence of History(NewYorkand London：Norton，2000，253—272)等书；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争论和研究实践，可参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特别是其中黄宗智和杜赞奇、周锡瑞等人的文章)、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特别是该书第189—244页)；另外可参看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274页)以及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15—136页)、王睛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见《东岳论丛》2004年1月号，第11—19页)、罗志田为何伟亚(JalTles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一书写的“译序”、赵世瑜《历史学即史科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15页)等；关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可参看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3—736页)等书。
战”[1]。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不管它们是-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都无一例外”[2]，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受此“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特别是叙事语言学(narrative—linguistic)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的反应，历史学的这个“转向”则是姗姗来迟了——“在历史学领域，这场争论出现的时间较晚。大部分是因为较之其他学科，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翔实而确切的个案材料来得出最终的结论。”[3]比较早的反应是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①一书开始的，这虽然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但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理论，”②诚如著名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富兰克林．安克斯密特(Franklin Ankersmit)所说：“没有怀特的《元史学》及其随后写的论文与著作，史学理论早就夭折了．而且当代学术界还不会注意到这种夭折。如果说现在的史学理论生机勃勃，在学术论坛的主要领域中迎接挑战，那主要应感谢怀特与其他一些类似的杰出人物。”[4]真真只有在海登·怀特的著作(元历史)(即《元史学》)出版之后，语言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才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5]连反对怀特理论的阿兰．斯皮笛兹(Alan B．Spitzer)也认为，怀特可能是一个“从内部摧毁了在认识论上尚自信的历史学专业的最有影响的美国颠覆者”(“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subverter from—withi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6]。目前看来，虽然“有关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科学的挑战的讨论已经变得弱化了，但是这种挑战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仍然很强烈：它仍然影响着历史研究和包括历史教师在内的历史学家的专业化进程的学科结构与工具。”[7]一个极端反感后现代主义的英国史家马威克(Arthur Mar- wick)也说：“在讨论历史的性质时，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除非我们考虑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8]
一
实际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一直是世界学术界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关于它的争论也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1]，众多学者、理论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后现代主义派别林立、学说各异，以至对“后现代主义”这一词的定义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安克斯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你可能采纳抑或拒绝的理论观点。它有时更像是一个术语，我们用它来特指当代的学术思潮，就如‘启蒙运动’或者‘浪漫主义’”；又认为：“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性论证，不如说是一种经历着的事物。”[4]“它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变化之中。”[2]而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和范围广泛的术语，它已经被用来涵盖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它同时是一种文化，一种理论，一种普遍敏感性和一个历史时期。”[9]而美国学者哈维则说，后现代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系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10]但按照大卫一格里芬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1]而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12]其它的说法还有很多，可见，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本身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立场，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者内部，其观点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③，“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13]。“后现代主义者常常以拒绝定义后现代为荣。后现代主义之不可定义是因为若要对其定义就要屈服于现代主义的逻辑，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想要避免的。于是要理解后现代就要采用此种或彼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在这些视角下探索一个定义似乎就不再是必需的了。”[14]事实上，甚至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人，他也可能会否定人们对他这样的指谓，如一向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宗师的德里达就否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④；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大概是美国哲学家罗蒂，他宁愿称自己为新实用主义者，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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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② 参看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一文注释24，第87页。
③ 参看《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页。还可参看Elizabeth Deeds Ermarth的“Sequel to history”(转见The Postmodem History Reader，52)等。
④ 参看张一兵《德里达：我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第67—74页。
别人把他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①；但“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他们的思想比他们自己更好地说明了他们谓何，当然这也说明后现代主义其实也是一个方便的标签，可以为人所随意使用②。
对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如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样，不可能给出一个关于它的比较确切的定义③，只能大略言之——其理论资源主要是来自于福科、德里达、罗兰。巴特、利奥塔、格尔茨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如伊格尔斯所说，“对历史学工作这种科学精神的挑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专业之外，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们希望把历史学搞成想象式的文学”[15]，“将自己局限于对局部，或历史总体的区域进行‘微小叙事’”[16]，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认为目前“西方历史学的秋天已经到来”[17]。另外则就是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立场——如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汤因比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兰克、艾尔顿等人的科学史学以及其他持相对论史学立场的卡尔等人的反对了，这种以客观性作为评价历史著作标准的观点只能代表1950和1960年代乃至以前时代对史学的认知④。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18]，“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是不同的东西”[18]，因而要“质疑史家对真实的观念，指出事实的歧异性，坚持史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来书写历史，强调历史是很容易被解构的文字叙述，认为‘过去’和小说家创作写实文学(realist fiction)中所体现出的‘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同样只是抽象的概念——凡此种种皆推翻了过去、打破了过去，而在这被打破的裂缝里(in the cracks opened up)，新的史学才被写成”[18]。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还受60年代开始的历史与理沦“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和启发⑤，从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历史学就是历史哲学，“历史学是一种存在于文字间的语言学上的构造”[18]，我们所感知到的真实只是语言学上的记号，历史就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推论，是一种语言游戏，在历史著作与历史哲学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二者无法截然区分⑥。他们还认为真理与虚构并没有什么不同，“到底世界是真实的或只是想象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是相同的。”[16]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 document)和“事实”(the facts)，根本就没有史料与史实的差别，原始材料与事实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始材料与间接材料除在时间意义上外，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以没有必要一定去取得原始材料⑦。实际上，后现代史学理论认为过去的facts或者troth是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思想过和整理过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解释，事实上是不合乎历史实相的，只是史家自己试图把一致性强加于历史之上的阐释——发明(invention)或虚构(fiction)，也正是这种阐释遮蔽了历史，使读者对历史产生了误解⑧。同样，企图靠“移情”(“empathy”或者“to see the past from its point of view”)方法去进入古人的境界，融会古人的观点，以真正了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⑨。当前，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和书写中日益出现专业论文和著作“生产过剩”现象，此种现象造成历史研究本身要求我们不是在真正地研究过去，而是在研究对过去的诠释和书写；以前我们可以通过记载过去的文献来重建过去，但现在又多加了一层——就是过去的诠释本身，而不再是过去本身⑩。因而，我们在研究历史著作之前，也先要研究写作该著作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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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Perez Zagorin“Rejoinder to Postmodernist”一文注释3，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02．
② 参看In Defence of History第222页注释6。
③ 可参看《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245页。
④ 参看KeithJenkins，Re-thinking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1．该书第1版是1991年出版的，在台湾有贾士蘅的中译本——《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詹京斯大概是当今最“激进”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了，所以本文比较多地引用了他的论著，关于他的详细情况，可参看他写的自传——“After History”，载Rethinking History 3(1999)，7—20．
⑤ 参看R．T．汪《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陈新译，见《哲学译丛》1999年第3和第4期。
⑥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39．
⑦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57—61．
⑧ 参看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History and Theory 29(1999)，276—296．又见Re-thinking History，60．
⑨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47—57．
⑩ 参看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mism”，137—153．
而不是作品中记载的所谓事实①。历史写作与文学、艺术一样，有一种隐藏的、模糊的意味，需要读者去揣摩，与其说历史是一门科学，毋宁说它是文学更为合适——“现代文学理论有必要成为关于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和历史书写的一门理论。”[16]文本具有多层次性与矛盾性②；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即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必须对文本进行解构，这时候作者的意图已经不再重要了，起作用的完全只是文本，而不是它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这样就取消了文本作者的权威性。运用到历史学上，就意味着归根到底每一部史著都仅只是一部文学著作③，是纯粹由语言符号所拼凑出的“历史”图像，不仅无法分判其中的真实与虚构成分，也不能表示什么经验意义。历史只不过是西方的迷思(myth)，“历史就是由认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所构成。认识论说明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过去与历史(历史书写)之间的断裂是本体论形式的，也就是说，在终极上是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办法可以弥补的，史家虽然已经设计了各种严格的工作方法以求减少作为解释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力，又努力多方面推广这些严格的方法，预想如果每个人都遵照这些方法，那么这么一组关键领域的技巧、概念、管理和程序将会使历史研究走向客观性。可是方法论有多种，所谓的这些关键概念也是近来的和片面的建构，我认为我们所见到的差别就摆在那里，因为历史在根本上是存在争论的话语、是充满挑战的地带——其中，民族、阶级和群体，为了抚慰他们自身，都会以己度人地对过去做出各种阐释。在这些压力之外没有任何权威性的历史书写存在，只有当具有支配性的声音能通过公开的权力运用或暗地里的强制手段使其他人噤声时，暂时的(对历史的)共识才能达成。最终，历史就是理论，而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重要的物质利益。意识形态渗入历史的各个角落，包括被社会特意指定用来研究历史的若干主要机构尤其是大学制造历史的日常实践中。”[18]“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选择是否有意识地被其所左右。”[19]历史写作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每代人都可以重写其自身的历史而不必顾虑他人的品评，“任何人都可以有适合他自己的历史”[20]，“过去是服从于史家的解释”[18]，我们要赞扬主观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④。历史从来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不存在不为特定人群的历史书写。”[18]⑤“事物只是事物(‘过去’仅只是‘过去’)，但我们能如我们所愿地把价值指定给事物或过去。”[20]“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构成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强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所具有的目的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此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明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20]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主张无疑是在宣告“历史的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或“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不同于福山所谓的代表自由民主胜利的、乐观的“历史的终结”)，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它正在做什么和现在如何去做这样一个自我信任的危机中”[21]，“在权力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22]这样，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历史了——这就引起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立场的不满与反击⑥，如温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在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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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16—17．
② 后现代所说的“文本”(text)这个词的意义“远超出一件书写作品的范围而包括了文化的每个成分”，见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49—250页)；关于“关于”定义，还可参看Ermarth，“Sequel to history，”转见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47—57．
③ 参看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0—11页。
④ 参看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陈新译，见《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85页和第4期第75—81页。
⑤ 参看Why History，2．
⑥ 关于艾尔顿等人对后现代史学的批评，可参看In Defence of History，6—7．还可参看History：What and Why，148—153．以及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Great Britian，Palgrave，2001，253—260，266—273．这里从略。
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G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一书里就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the truth)的寻求，……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L23L，“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无底洞，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23]；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暴露了他的右翼主张与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与危言耸听的非学术立场，并不具有说服力。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更为激烈的批评者大概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扎各闰(Perez Zagorin)，他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深恶痛绝，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化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是与史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谐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①；在反驳英国著名后现代史家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21]。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教条，而趁势带来谎言和迷思②。另一个比较著名的、颇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者是剑桥大学的艾文斯(Richard J．Evans)教授，在他的《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里，他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已经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泯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等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③。艾文斯还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者的谦恭”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过去确实发生了。而且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它究竟为何和得出站得住脚的关于过去真相的结论，如果我们是足够小心、足够仔细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话。”[22]然而，艾文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同时可能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而且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④，因而，艾文斯并不能真正使后现代主义者心悦诚服。
在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支持和反对之间，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持调和立场的学者，主要有德裔美籍历史学者伊格尔斯(Iggers，Georg G)、美国女历史学家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亨特(Lynn Hunt)和雅各布(Margaret Jacob)等人。
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认知，而这集中体现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在该书中伊格尔斯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从过去的现实逃人晚近的文学的、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思想之中”，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的性质的幻灭感，日益造成了一种对现代科学观的深刻反弹”[15]，“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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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Perez Zagorin，“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mism Now，”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24．
② Perez Zagorin，“Rejoinder to a postmodemist，”Historyand Theory 39(2000)，201—209．另外可参看其“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mism Now，”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1—24．关于詹京斯的反批评，参看其“A postmodem reply to Perez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 181—200. 同时还可参看: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 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 (1989), 137—153. Ankersmit, "P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29 (1990),275—296. Perez Zagorin, “Historiorgraphy and Postmodemism: Reconsider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29 (1990), 263—274. John H. Zammito, “Ankersmit’ s postmodemist Historiography: The Hyperbole of ’ Opacity’,” History and Theory 37( 1998), 330—346.
③ 参看In Defence of History，87．
④ 参看Wulf Kanstdner为该书做的书评，“Mad History Disease Contained?”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18—229，特别是第226—228页；又可参看Keith Jenkins，Why History，52．
想的这场重新定向，反映出社会与文化的根本性的变化”[15]，也“反映出人们对正在异化的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的深刻不满”[15]，“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5]我们不能一味拒斥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而忽视它的合理性，“确实，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双方之间的对话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它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出现的，而是出现在一个对‘说得过去’具有着共同标准的那些探索者的心灵的集体之内的”[15]，后现代主义理论使人们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已经使历史学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来对待历史学，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的这种兰克式的态度和做法[15]，迫使“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15]。这里，伊格尔斯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批判地接受的立场，他认可了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等人“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界限以及高度评价科学与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质”上提出的许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接受后现代思想家把历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根本上，用伊格尔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认为，我个人的立场可能介于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而言较为保守的立场之间”，“我认为在兰克的信仰客观性和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有可能开辟出一条中间路线。”①[25]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和写作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但“并未摧毁古老的概念与实践的连续性”，因此，“语言决定论所激烈地总结出来的各种理论对历史著作的影响也许都是有限的”[15]，“尽管历史学家们在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仰上变得越发地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却是怀着这种信念在进行工作的，即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像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心灵的媒介才能够接触到，但它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15]，也就是说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可能是在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写作，但那并不等于就是在创造文学，“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15]。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15]
再看阿普尔比等学者的立场。阿普尔比等学者也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不分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派人文主义，-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是自由解放的一切期望，全部予以驳斥。……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地。”[26]但后现代主义主张“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观念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民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26]“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质疑现代的历史叙述方式，再度证明历史哲学不是无关紧要的”[26]。实际上，在现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充满怀疑与不确定的时代，“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是定论”[28]，“历史学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排斥，但不同的视角却不会互不相容”[26]，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tion)所在，因为，“新的文化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像以前的新理论一样，有助于活跃关于治学方法、目标、知识基础的讨论。这些扰乱人心的新理论也提出了必须重新回答的问题”[26]。但后现代主义“只凭历史学家的活动必须具有创作性这一点，就否认历史著述有客观的真实性，乃是停留在19世纪理解知识形成方式的表现。”[26]“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排斥一切元叙事是说不通的，因为有叙事和元叙述，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行为才显得合乎情理”，“不可因为叙事是人制造出来的，就说它等于虚构和神话”。“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元叙事坯有怀疑，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更好的社会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28]的确，“后现代主义文化并非完全是后现代理论所声称的那么一回事”[27]，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后现代主义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这个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无疑是有待商榷的，恰是一个“宏大叙事”；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所以阿普尔比等人宣称：“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传统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走出一条路来，既要为历史的客观性和包容性辩护，同时也承认有必要探讨历史在概念上的错误。”[26]史家要有宽容和理解之心，“我们不以专挑以往历史学家的缺点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宁愿从他们付出的努力去理解社会环境。我们不强调是不可能做到客观或是得到令人完全满意的因果解释，而是强调有必要竭尽所能做成最客观之解释”[26]，“本着勤奋忠实的原则来做，有可能写出相当真实(虽然不一定完全真实)的古代、近代历史。”[26]确实，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历史和看问题的视角，不应该居于惟我独尊的地位，而且，“后现代理论的视角过度地倾向于文化主义。在后现代理论中几乎没有具体的社会与-分析，有些后现代理论家越来越使自己远离了一切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1]这尤其需要其他的学术研究取向来弥补，毕竟，“历史学的民主实践最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世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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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见何兆武等主编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9页；又可参看前引《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一文中对伊格尔斯的访谈和《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1辑)一书的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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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历史学的主题已经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15]，史家更积极地投身于下层研究(Subaltery 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些，就是连对后现代史学持批评态度的艾文斯教授也是承认的：“坚持比较温和立场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开启许多新的历史研究的选题与领域，使许多从前认为研究得已经可以的题目重新获得注意，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迫使史家对于其所用的方法及过程进行前所未有过的质询，而且在此过程中，史家进一步增加了自我批判与反思能力。在以往的十年，后现代主义已经启发了很多史家不墨守成规，将历史书写的重心由社会科学模式转移到文学化模式，以使作品更接近于学院外的大众。”[22]其实，就是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的扎各闰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有助于史家的自省和更严格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①，“传统科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后现代批评者们，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修正。它并没有推翻历史学家之献身于重新把握现实或者是他(或她)对于探索的逻辑的信心，但是它已经指明这两者的复杂性。或许我们能够在史学史中看到有一场正在展开的对话，尽管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终点，却会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视野。”[15]后现代主义虽然挑战了史学上“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它并没有摆脱现代主义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也并不能证明史家就必须放弃诸如历史的客观性之类的概念，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就要求我们把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理的正当理想②；“有志共同为追求客观知识而努力，确实有其好处。这会迫使人们严格考察自己带给研究主题的和自己在研究中找到的，两者之间有何关系。求客观的心态也构成了方法规则的基础，以便利辩论的进行，并且鼓励人们去肩负求知的艰苦任务。”[26]后现代主义并没有颠覆掉所有我们珍视的信念、价值和实践，但它确实要求对这些信念、价值和实践在实际上起作用的方式和他们所压制的可能的出路进行再估价和做出新选择!③何况，“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认真地看待当代的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的各种理论，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并不曾接受这种观念：即，他们所借以工作的文本与现实并无联系”[15]，并且，就后现代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而言，大多数职业史家也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么大，它与史家探索历史的理解和经历大为相背，接受其影响的仍然只是极少的史家④。“实际上，历史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学者和一般读者之间如此流行”[8]，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学家仍然要受到他的或她的资料的束缚，他或她用以研究他们的那种批评工具在许多方面仍然照旧未变。然而我们却更加谨慎地来观察这些资料。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他们未能直接传达现实究竟到一个什么程度”[15]，尽管这样，“后现代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历史学自身的主流里，文化史的兴起反映了这些影响。就像一些对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远未在这场‘理论’或‘历史学的战争’中失利。从这样一些观点来讲，后现代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至少正在逐步地贏得胜利”[3]。但我们也要警惕和注意：“大多数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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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② 参看Mark Bevir，“Objectivity in History，”Historyand Theory 33(1994)，328—344．还可参看Historical Truth and Lies about the Past：Reflections on Dewey，Dreyfus，De Man，and Reagan，117—121。
③ 参看Elizabeth Deeds Ermarth，“Agency in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History and Theory 40(2001)，34—58．
④ 参看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xv．又可参看Perezzagorin的“History，the Referent，and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和《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转见李宏图编选的《表象的叙述》，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6页)。
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1]“许多后现代批判有些太过分、太抽象且具有颠覆性”[1]，从而走向了或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放纵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等，“结果将导致一个标准的模棱两可的状况，一个道德真空，一个无义务无责任的状况”[2]；所以，后现代主义“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做出批判的重新审查”[15]，“有历史深度的史学工作者不会因为后现代的挑战而落荒而逃”[28]，他们会“既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同时对它的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失实之处提出质疑!”[1]
20世纪8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传人了中国大陆，起初它只是文学研究者的介绍，也只局限在文学领域，但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与学者视野的扩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很快就有了广泛的接受人群，影响迅速扩大起来①。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逐渐成为强弩之末，日趋式微，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以后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及其在转型期所暴露出的许多社会问题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颇多相似之处，它在中国倒大有行情看涨之势，仅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原著的翻译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相关的文章更是举不胜举，这种情况势必也会影响到大陆的史学界，相比起来，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大陆传播的情况倒并不太滞后。早在1996年，《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第2期就刊发了郑群《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历史学》一文；1997年，《史学理论研究》也转载了台湾学者邓元忠的《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长文②，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章还有张永华的《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③、旅美学者王晴佳的《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④和台湾学者古伟瀛《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⑤等文章。初看起来，大陆刊发的这些研究文章还真不算少⑥，但实际上真正有分量的大多还属于境外的学者所做，相比起来，大陆学者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外文论著缺乏相关的梳理、利用，有的文章连关键性的注释都没有，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可能是“攘夺”而来，甚至还有个别抄袭违规之作，这些都是大陆史学理论界亟待继续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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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以及接受情况，参看李扬《冒险的迁徙：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6期)、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② 见《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4—112和120页；1997年第3期，第101—112页。
③ 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62—7l页。
④ 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30—142页，又见封三。
⑤ 见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1—429页。
⑥ 除了以上所列举和所引用的外，其余的已经公开出版的还有：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新变化》(《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及《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余章宝《传统历史话语妁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施义慧《历史的边缘人一福柯及其后现代史学》(《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第3卷第2期，2002年6月)、陈启能《“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和程光泉《后现代性与历史学》(两文均见《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等；还包括一些如吴莉苇、杨祥银对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所做的书评(两文分别见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和《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等，其他还有，不再一一列举；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翻译文章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文中所引用和参考的《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为历史主观性而辩》、《历史秩序的失落——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记忆讨论的交叉点上的历史研究》四文和洛伦茨《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隐喻的转向”》(黄红霞、陈新译，见《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等。近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史学，比如近期出版的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和姜义华等主编的《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已经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进行了专门讨论(分别参看两书的第35—41页和第219厂224页)；此外，陈启能主编的《书写历史》和李宏图编选的《表象的叙述》里也收录了一些西方学者讨论后现代史学的文章，而海登．怀特的选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和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里收录的怀特之文章也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又：《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2页)也刊发了一组“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笔谈；最近一期《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2期)也刊发了几篇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短论和笔者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书评，本文就吸收了一些该书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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