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80年代，我追随恩师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尝试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剖析农村经济和土地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认识上，我服膺傅先生的“弹性论”、“多元结构论”和“公私体系论”，并以此作为学术实践的钥匙。傅先生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我选择的是土地所有权形态演变的角度。我之所以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发生兴趣，这是因为：

一、5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国有或私有的争论，而对土地所有权形态，多以绝对的、一无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为指标去理解，我感觉这不符历史的实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所有权是所有制法的表现，在每个历史时代中的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不仅特定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制度，而且所有权制度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和促进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但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与西方法律制度相对应的私法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所有权制度又是如何规范和运用的?是一个有待解开的奥秘。这不仅是中国法制史，也是社会史、经济史不可回避的课题。

三、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颇具启发，但由于史料掌握的困难和诠释专有语汇的分歧，存在不小的争议。作为本土学者，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

沿着傅先生开辟的道路，和个人整理民间契约文书的学术实践，我把视界锁定在明清时代东部沿海地域这一特定时空的“民间契约秩序”，即地域性的、民间层次的、非正式的产权变动运作规则，以核心产权——土地所有权作为对象，进行实证的研究。当时所做的工作，集中反映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该书“绪言”重申了我在1982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私有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