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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模式的滥觞（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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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形成买办资本约四千万两以上。[1] 这些买办资本除继续附股于外国资本者外，一部分开始向独立转化。[2] 另外，一些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也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意欲向近代工业投资。这些意欲向独立转化的买办资本及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投资近代工业的潮流与清政府创办新式企业，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相结合，形成了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是由官(清政府)的方面和商(民间资本)的方面两股力量汇流而成的。
洋务运动从60年代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就开始了。但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还不能说是在追求现代化，因为单纯军事力量的增强并不能产生近代的生产力。只有在70年代开始"求富"性质的创办民用工业后，才意味着清政府开始追求发展生产力，追求现代化。清政府为何要创办民用工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军事工业筹饷。因为"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3] 因此，"欲自强，必先裕饷；欲裕饷源，莫如振兴商务"。[4] 清政府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强，主要是由于富，而富又源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于是决计创办民用工业，要把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建立在近代生产力的基础之上。
清政府自70年代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力图从外国资本手中分得一杯羹，用于创办其军事工业，以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但由于财政枯竭而不得不利用民间资本。实际上，在清政府开始创办民用工业之前，民间已经出现许多向近代工业投资的行动，但或是受到清政府的直接遏制，或是受地方官吏的勒索破坏，都未能获得成功。[5] 特别是在航运业中，由于利润优厚，许多华商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遏制，都竞相诡寄托庇于外国轮船公司，以获取高额利润。[6] 清政府于70年代开始创办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时，就想起了利用这些民间资本。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用民间资本建立的近代企业为清政府所用，而不会独立发展以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呢?清政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对这些企业采取官督商办的管理形式。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式。
官督商办作为洋务运动时期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不仅是官方(清政府)竭力追求的结果，同时一开始也受到了商方(民间资本)的欢迎。民间资本虽然在70年代以前就有投资于近代工业的欲望，但都由于清政府的遏制、地方官吏的压榨和社会风气未开等原因而未能获得成功。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工业化的启动必须要有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推动。民间资本迫切希望清政府能够放弃遏制政策，对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郑观应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民间资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继，二弊俱去"。[7] 郑观应是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典型人物，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本的上层代表，他的这段话说明了当时官督商办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即官没有钱，必须"集商赀"，但完全商办，必有土棍和吏役制肘，必须官督商办。但郑观应企盼的官督商办又不同于清政府主张的官督商办。在郑观应这里，要求"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同时也要求"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上下相继，二弊俱去"的目的。归根结底，郑观应是要通过官督商办达到"官商势合"，"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8] 以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发展民族工业的目的。这与清政府创办民用工业是为了"略分洋商之利"以为其军事工业筹措资金的目的截然相对。
清政府(洋务派官僚)与入股官督商办企业的民间资本(也即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本)对官督商办本身的理解的不同，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官督商办的具体内容上，而不在官督商办的形式上。那么，按照洋务派官僚的理解，官督商办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官督商办分为官督、商办两个部分。所谓官督，根据李鸿章的历次表述，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二是官对企业进行保护和扶持，即所谓"官为维持"[9]。刘坤一对官督也有简单说明，这就是"员董由官用舍，帐目由官稽查，仍属商为承办，而官为维持也"[10]。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官督，包含着两项权利一项义务，即用人决定权(员董由官用舍)、经营监督权(帐目由官稽查)和扶持维护义务(官为维持)。所谓商办，就是"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也即"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11]，"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12]。由此看来，企业的经营权应由商董掌握。但清政府果真能这么做吗?在1885年由李鸿章批准的官督商办企业"用人章程"却明确写道：对官督商办企业要"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13]。张之洞对其所辖官督商办企业也称："用人、理财，筹划布置，……及一切应办事宜，遵照湖广总督札饬，均由督办一手经理，酎量妥办，但随时择要汇报湖广总督查考"，而"督办"则由"湖广总督奏派"[14]。张之洞在谈到官商关系时明确讲明"商能分利，不能分权；商能查账，不能擅路"[15]。这样，连企业的经营权也被官方掌握了。如此，企业的人事权、监督权、经营权全被官方所侵夺，出现了商股商董处于完全无权的所谓"权操在上"的情况，"商务商任"、商董"自立条议"，"盈亏全归商人"成了一句空话。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本代表对官督商办的理解却不同于洋务官僚。郑观应认为官督就是"官稽查以征税"，而这主要是针对土棍的阻挠和吏役的多需的。除此之外，官不得有"分外诛求"。郑观应明确强调，官督商办企业"宜仿照西例，官总其成，防弊而不分其权。一切应办事宜，由股商中慎选一精明干练守廉洁之人，综计出入，另举在股董事十人，襄赞其成"[16]。也就是说，按照郑观应的设想，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权应当属于商方，而不是由官方掌握。其他一些代表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虽然也都赞成官督商办，但他们同郑观应一样，也不赞成由官方掌握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权。例如王韬把官督理解为"官为之维持保护"，他曾主张把轮船招商局的官督商办制度推广到采矿业方面去，希冀得到清政府的保护，使"衙署差役自不敢妄行婪索，地方官吏亦无陋规名目，私馈苞苴"，他天真地相信，官督商办，"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17]。马建忠支持官督商办，目的在于达到官商"互相维系"，以达到发展民族工业的目的。为达到发展民族工业的目的，马建忠不仅支持官督商办，还赞成其他各种经营管理模式。以铁路为例，他认为资金"或纠集于商，或取给于官，或官与商合办"都是可以考虑的。[18] 他强调，以当时"民贫于下，财绌于上"的情况，"散借于凡民则苦其零星难集"，不能不寄希望于官府的协助。[19] 薛福成在提到办铁路时也认为应"由华商承办，而政令须官为督理"[20]，明确赞成官督商办。但他之所以赞成官督商办，是希冀通过官督商办达到"上下相维"、"举无败事"[21]的目的。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商方代表及其代言人的这种官"防其弊"而不能"分其权"的观念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官僚的"用人理财"悉听官方调度和"商能分利、不能分其权"的观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郑观应关于官督商办企业应由商方把握经营权而由官方为之保护的思想在甲午战后表现得更为鲜明。他说："按西例，由官设立者谓之局，由商民设立者谓之公司。总理公司之人，即由商股中推选才干练达、股份最多者为总办，初未尝假于官，官特为之保护耳"。他对企业中官侵商权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今中国禀呈大宪开办之公司，皆商民集股者亦为之局，其总办或由股份人公举，或由大宪札饬，皆二、三品大员，颁给关防，要以札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者，得以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试问外洋公司有此法乎?"[22] 郑观应等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本的代表以及代言人与洋务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权应由谁掌握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方向，甚至是对整个洋务运动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和理解的分歧。洋务官僚旨在通过对不仅是人事权而且包括经营权的把握，使官督商办企业完全掌握清政府手中，从而使其为维护清政府的独载统治服务；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本的代表及其代言人则力图通过让洋务官僚掌握官督商办企业的人事权和监督权以换取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支持，而经营权则由民族资本掌握，从而达到发展民族工商业和私人资本的目的。
清政府中的洋务官僚与力图向民族资本转化的民间私人资本怀着各自的目的和对官督商办企业内涵的不同理解走到了一起，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实现了结合。由于这种结合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立场上的结合，因而必然在结合中有矛盾，在结合中有冲突，最后的结局不是合作的破裂，二者分道扬镳，就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实际情况是官权压倒了商权，官权吃掉了商利，官督商办企业蜕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
官商矛盾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一般地说，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矛盾在企业开办的初期表现得最不明显，此后则越来越尖锐化，到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官权压倒商权的情况。之所以在初期官商矛盾并不明显，是因为洋务官僚深知如果不给商股代表也即商总[23] 在企业中以领导地位，民间资本就不会愿意入股官督商办企业，企业就募不到资金，自己的目的就会落空；而如果一开始就不给商总以经营实权，商总本人就不会加入到官督商办企业中来。诸如"听该商董自立条议"、"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的话都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讲出来的。轮船招商局在成立之初的"局规"中，更有"总局分局逐月应办事宜应照买卖常规办理，遇有紧要事件有关局务以及更改定章或添置船只、兴造码头栈房诸大端须邀在股众人集议"[24] 的美妙词句。上海机器织布局在1880年改组后，也在招股章程中声称"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进而说要"仿照西法，由股份人公举沪市……熟悉商情者为董事，凡有大事，邀请咨商"[25]。开平矿务局的招股章程中表示："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照买卖常规。……〔企业内〕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充"，"请〔官府〕免派委员"[26]。官督商办企业在初期商总主持业务，也即商方掌握经营权时，一般能够得到商界的信任，集股比较容易，企业也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如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主持局务的1873-1883年，是招商局发展最为顺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作为官方代表的盛宣怀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会办，虽然"屡以为唐、徐咎"[27]，试图夺得经营权，但由于李鸿章考虑到"办事在和尤在专"[28]，将招商局的发展排在首位，因而未能让其得手。1883年金融倒账风潮使徐润挪款投机案发，惨遭革职，随后唐廷枢也被调走。1885年盛宣怀被李鸿章任命为招商局督办，招商局的经营权终于落入盛宣怀之手。自此，招商局完全为洋务官僚所控制。
与招商局相比，机器织布局的官商矛盾显得更为错综复杂。机器织布局是由"劣迹不问可知"[29] 的道员衔彭汝琮请办的。李鸿章由于开局心切，又见彭拉上郑观应做会办，终于给予批准。但彭拉郑观应只不过是给人看的，实际上郑根本插不上手，结果郑愤而辞职，一些由郑观应招徕而来的粤籍买办商人也退出织布局，并试图在外国洋行的协助下另组一家纱厂。[30] 彭汝琮结果也因为招股无着而被李鸿章斥为"作事虚伪，专意骗人"，且"至穷老而不改"[31]，被迫离局。此后，李鸿章又分别任命吴仲耆、龚寿图、戴景冯、戴恒等主持织布局的筹办事宜，但由于这些人都是官僚或官僚子弟，民间资本根本不信任，招股事宜一直得不到进展。最后，李鸿章不得不同意戴恒请郑观应、经元善入局，由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32] 这样就形成了戴恒、龚寿图代表官方，而以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代表商方，而由郑观应"总办局务，常川驻局"[33]，专管商务的官商并恃，但实权操于商方的格局。改组后的招商局制定了新的《招商集股章程》。《章程》特别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许诺公举董事，凡大事都与董事商量。还颁布了"招股启事"，详列入股办法，并列各埠代收股份的绅商住址姓名。[34]《章程》公布不到一个月，报名投资额便达30万两，后又增加到50万两，远远突破了原定计划。[35]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使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股票投机的事情暴露，郑于是私离上海，由经元善主持局务，追缴旧欠，清理股款。1887年，织布局又由官僚龚寿图、龚彝图兄弟接手。龚氏兄弟接手后，就把以前的老股一律打了个七折，限期老股东"每股加价银三十两"，逾期不交，则以"三股折作为一股，换给新股票"[36]，强行侵吞了30%以上的商股。然而，不到两年，龚氏兄弟控制的织布局又发生了亏空，李鸿章派马建忠接办织布局。但马建忠不谙商务，穷于应付。李鸿章不得不于1887年底派杨宗濂、杨宗瀚接替马建忠。杨宗濂身任直隶通永道，是一个官僚，由于在天津商界较有威望，很受李鸿章器重。在杨氏兄弟主持期间，织布局中挤进了不少洋务派官僚(包括李鸿章本人)的私人资本。自此以后，织布局开始逐渐沦为北洋系官僚的私产。特别是在1890年前后，北洋系官僚公然投资，"织布局商办的性质减少而洋务派官僚集团私产的性质愈来愈强了"[37]。李鸿章并且"拔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以资营运"[38]，官款也挤了进来，机器织布局向官僚垄断资本迅速转化。李鸿章启用杨宗濂，目的是为了直接掌握织布局的管理权，而"不再假手买办出身的人"[39]，但杨宗濂深知企业商办的意义。1893年7月，杨宗瀚向李鸿章禀请增设商办纱厂，"与布局外合内分"。他在招股章程中写道："此局全系商人股本，不领公款，不请委员，但责成商股之中廉干谨饬者总理厂务。"8月，他得到李鸿章的批准，在上海挂起了"同孚吉机器纺纱厂"的招牌，并把股本扩大为60万两，公开招集股份。[40]杨氏兄弟虽然是被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官僚直接控制织布局的代表派来的，但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商办的原则，加之洋纱洋布的冲击已经使国内形成了一定的消费市场，织布局在1890年开工以后，经营比较顺利，利润也颇丰。直到1893年织布局被焚，华盛织布总局成立，总局为盛宣怀所一手掌握，织布局为洋务官僚所牢牢控制。
从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与商始终是处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中的两个方面。但是，显然，官方掌握着大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官方，完全可以不经过斗争就把握企业的主导权，为什么还会容许这种矛盾的存在呢?这里对于洋务官僚来说，存在着一个权利和效益的关系问题。如果企业由官方来经营，就会缺乏效益。相反，如果由商方来经营，虽然有效益，但企业会脱离官方的控制而向独立方向发展，这是为洋务官僚所不允许的。作为洋务企业总头目的李鸿章，不得不在权利与效益之间走钢丝，以图实现清政府搞洋务运动的总目标。这是李鸿章允许官商矛盾存在的根本原因。类似的情况在其它官督商办企业中也不同形式的存在着。例如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局务阶段，由于坚持按"买卖常规"经营企业，企业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唐廷枢死后，李鸿章任命醇亲王奕的侍役张翼主持局务，情况大变。张翼为了摆脱商股的控制，一反历来采用的招商集股的办法，而直接以矿务局财产作抵压，向外国势力乞求贷款，到1900年前，外债在开平矿务局负债总额中约占44%的比重，[41] 最终被英国侵略者全部攫取了开平煤矿。
[1]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7-105页。
[2] 在中国近代工业形成的最初时期，买办及买办资本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已为许多人所证明。从翰香和郝延平论证了在中国近代工业形成初期的资本类型当中，买办资本占主要部分。 (参见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汪敬虞阐明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是早期民族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参见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等论文。)笔者也曾经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资本原始积累不足的根本原因及买办资本在近代工业形成初期的重要性。(参见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四、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3，第18页。
[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2页。
[5] 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张国辉：《中国新式企业的发动和封建势力的阻挠》，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199页。汪敬虞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各个经济部门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现象，即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以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最先发动者是民间商人，而不是洋务派官僚。
[6]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商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0页以下。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8]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90页。
[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第31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第44页。
[1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0页。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3页。
[13]《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6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卷28，奏稿，第8页。
[15]《张文襄公全集》卷150，电牍，第10-11页。
[16]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五，第2页。
[17]《弢园文录》外编，第301、302页。
[18]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19]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借债以开铁道说"。
[20] 薛福成：《庸庵文续篇》，卷上 ，"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
[21]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1，"创开铁路议"。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1，第3页。
[23]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总一般由官方委任，他们代表商股利益，但也得到洋务官僚的信任。张国辉认为他们是"执行封建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准确。(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
[24]《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20页；《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6页。
[25]《申报》，1880年10月13日第2版。
[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七)，第131页。
[2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32页。
[2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42页。
[2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3页。
[30]《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第319页。另见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汪先生把撤出的资本误以为是跟随彭汝琮出去的。对于分裂出去的资本，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评论道："在官方和商人的代表之间，已经产生了意见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后者从这个计划中撤退。……事实上，这两个阶级所要求的目的，是很难调和的。"(《字林西报》1879年4月7日，第319页，此处转引自汪敬虞同上文。)这个评论把官商之间的矛盾确定为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一针见血的。
[31]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第5页。
[32]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第36页。
[33]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第6页。
[34]《申报》1880年10月15日第2-3版。
[35]《申报》1882年5月26日第4版。
[36]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31，第13页。转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278页。
[37]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载《新建设》1963年3月号。
[38] 杨寿彬等：《杨藕舫行状》，转见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
[39] 邵循正，上引文。
[40]《杨宗瀚遗稿》，转见汪敬虞同上文。
[41] 杨鲁：《开平煤矿及收归国有问题》( 1932年)第15页；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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