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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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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可能多讲。现在仅谈谈在使用农书有关材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农书撰写的基础是农业实践，是广大农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实践，农书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是传统农业科技的主要载体，我们研究古代农业科技不能不以它为主要依据，或主要依据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容易引向简单化和绝对化，如简单地根据某农书有某技术的记载，断言某时代出现了某种技术，这在农史界某些学者中一度比较流行。其实应该作深一层的考究。我们知道，农书中的农业实践经验是通过农书作者来总结的，而农书作者有不同的经历、素养，并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有些作者比较重视实际经验，有些作者则比较喜欢抄书；即使重视实际经验的作者，他所能够接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书的记载和历史实际就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背离。农书中的材料即使经过了校勘和考证证明是可靠的，也不应简单地无条件地使用。起码有以下三种情况值得注意：
1、某农书记载了某种技术，未必是该农书写成的时代才有的。例如，播种前曝晒麦种这种种子处理技术，在农书中最早见于《齐民要术》，故《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初稿把这种技术的出现定在南北朝时代，但《后汉书·高凤传》就有晒麦种的记载，说明这种技术早已有之，农书所载有时是长时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不可把它固着于农书写成的时代。
2、农书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存在的或者是普及的。例如“麦经两社”是北方种麦经验的总结，始见于《齐民要术》，随着麦类从北方向南方推广，这种说法也被记载在陈旉《农书》及其他南方农书中。按照“麦经两社”的原则，冬麦应该在八月秋社以前播种，这显然不符合南方的生产实际，因为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过早播种冬麦，会导致冬前旺长和易生虫害，而实际上，南方冬麦的播种往往在9月以至更晚。所以，不能说南方农书“麦经两社”的记载是反映了南方生产实际的。又如，王桢《农书》记载的利用水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灌溉和谷物加工工具，只存在于局部地区和被少数人家使用，元以后基本上没有发展,《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照抄了这些记载，其实这些工具在明清应用是很有限的。
3、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不存在的。例如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宋代江南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河谷丘陵的“高田地带”，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基本上没有什么稻麦复种。他们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陈旉《农书》关于稻麦复种的记载，他们虽然正确判定陈旉《农书》主要反映江南西部河谷丘陵的生产技术，但又错误地认为既然陈旉《农书》没有记载“低田地带”的稻麦复种，所以江南平原就不存在稻麦复种。这是把农书的记载绝对化了，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稻麦复种最早的记载，正是出现在属于“低田地带”的苏州。
由此可见，对于农书中的材料，不能抓起来就用，无限制地推衍，必须与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对照，与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相对照，正确地判断其反映历史实际的程度，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它。这里所说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对其他文献资料的处理和应用。
对所收集的史料不能等量齐观，要分等次，要筛选出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经过认真的校勘、辨伪和考证，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李伯重先生曾发表过评论“宋代经济革命论”的系列文章，最后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宋代经济革命论”之所以错误，是由于在史料的运用上采取了“选优”、“集粹”的方法。李伯重对漆侠先生过高估计宋代亩产量的批评或有合理之处，但笼统批评“选优”、“集粹”法值得商榷。事实上，面对各种史料我们不能不分轻重地把它们平列起来，必须有所选择。首先使用最好的材料，这难道不是“选优”吗？尽量把最好的材料收集起来使用，这难道不是“集粹”吗？所以问题不在于“选优”和“集粹”，而在于用什么标准“选优”和“集粹”。我们主张在严格考证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史料，反对主观随意、为我所用地选择史料。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正面的记载，反面的记载，都要认真分析。对于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史料不能因为“不合我意”而轻率地予以否定，即使它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弄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和选择，也就是“批判地审查过”以后，还要进行下一个层次的整理分析。首先是分类排比，最常用的方法是做“长编”。长编可以按时间、空间或问题的不同方面分类编排，把所有材料汇集在一起。长编做好以后，就可以看出史料之间的各种关联，它可以成为日后撰写论著的基础以至框架。不过，长编的编排所依据的基本上仍然属于事物的外部联系，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来。事物的内部联系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我们常说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际上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如果说，做长编是“由此及彼”，那么，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由表入里”。当然，这种认识过程实际上是不能割裂开来的。我们的研究首先要牢牢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如何找出事物（史料）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内部联系？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要靠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去体会和掌握，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观、联系观、发展观是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史料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决不能轻视、更不能丢弃这个武器。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用这种观点考察史料，可以发现其中许多不易觉察的意义。不妨举两个例子。
大家很熟悉的《四民月令》中有关于农产品购销活动的记载，规律是农产品收获期间买进，播种或青黄不接期间卖出。这些购销活动的主体显然是有余钱剩米的地主、商人。但按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我们看问题不应到此为止，还要问一问：这些购销活动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显然，当时存在一批收获后要交租还债不得不贱价出卖农产品、播种和青黄不接时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农产品以维持再生产过程的小农（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其他许多材料中得到说明）。否则，上述地主、商人的购买活动无从进行，也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围绕市场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看到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一些深层次的特点。这样，我们就通过对史料的分析，透过现象进入了事物的本质。
汉代农民家庭被称为“五口之家”，按照汉人的解释，“五口之家”是指由户主及其“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的主干家庭，但是，根据凤凰山十号汉墓郑里廪簿、居延汉简戍卒家庭等材料，汉代农民和下层民众家庭绝大部分为核心家庭，家庭人口则以三四口为多，平均不到五口，这种“悖论”应该如何解释？有人认为“五口之家”的“五口”是“大概齐”的数字，试图把矛盾轻轻抹平；又有人把“五口之家”混同于核心家庭，认为汉代家庭大多为核心家庭，甚少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从而提出“汉型”家庭概念，并把它锁定为核心家庭。但根据唯物辩证法，“五口之家”也好，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也好，都不可能相互割裂和静止不变。认真分析有关资料可以发现，“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是商鞅变法推行“分异令”（规定每家若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必须分家）后所能形成的最完整、而又最简单的主干家庭，因而它成为农民家庭的标准模式。但实行这种分家规则的家庭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除了复制自己以外，还不断分化出两三口的核心家庭，这些核心家庭在一定条件下又会发展为“父母妻子”式的主干家庭。汉代实际上也存在不少联合家庭，联合家庭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出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来。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核心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核心家庭总是大量存在。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史料，上述“悖论”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上述两例是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发展观和整体观分析史料，寻找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体会，运用是否得当，结论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讨论。我自己坚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我们搜集和鉴别史料的艰苦劳动，但可以给我们提供分析史料的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决不可等闲视之。
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排比分析的史料，才是“充分掌握了的”史料。它们已经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一堆死的东西，而是相互联系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走到了这一步，问题就接近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写文章，把你分析的结果用文字表述出来。材料越吃得透，写起文章来就越是得心应手。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五、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
我曾经多次指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摸象”式的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这就向研究者提出了经常更新知识，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的任务。
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的学科，研究者既需要有经济学的知识，又需要有历史学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经济史的老先生许多是学经济出身的，或者原来就是搞经济研究的，但他们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从搞经济学转到搞经济史是比较顺的。现在的年青人，学经济的多不愿意搞经济史，即使有愿意搞的，他们文史的基础比较欠缺，搞经济史，尤其是古代经济史有困难。学历史的倒有愿意搞经济史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史基础，但经济学的知识比较欠缺，需要补课。近年经济所招收经济史研究生以原来学历史的为多。
学历史的能不能补好经济学，研究好经济史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台湾著名的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昇先生就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向全先生的传人王业键先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全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经济史研究得很地道，有什么秘诀？王先生告诉我：全先生每出一次国，都要跟一个外籍教授学一门新的知识，所以他回来以后总有新的东西教学生。全先生1949年到台湾时已是一位名教授，他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干事长。作为名教授尚且要跟外籍教授学习，更新知识，我们后辈学者不是更应该努力学习吗？
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1938年到了昆明，当时陈序经先生是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和他谈了一个小时以后告诉他：你来南开经济研究所当研究生吧，不用考试了。吴于廑喜出望外，同时又感到犹疑：我是学历史的，改读经济类研究生能行吗？陈序经先生对他说：“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就这样，吴于廑先生开始了他的学术“转弯”，从经济史入手，进而阅读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原著。后来到了哈佛，又在治经济史的同时兼治西方-思想史和法制史。多次学术转弯使他萌发对东西方文明作比较综合的构想，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从全局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史观，正是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吴先生晚年谈体会时指出：“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
我本人是学历史出身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文革以后又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这也可以说是两次学术的“转弯”，虽则基本上都没有转到“史”以外去。我的这个弯转得不够好，不够深入，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不过，对我的学术发展还是有好处的。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经历使我与农史和农史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经济所工作后，我从农史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史，又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农史，比单纯研究农史或单纯研究经济史视野要宽些。胡道静先生戏称自己是科学研究中的“两栖动物”，我想，我也称得上是“两栖动物”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给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正是在不同学科交叉处出现的。农史界前辈游修龄先生是学现代农业科学的，搞油料作物，做图书馆的工作，晚年重点研究农史。他的治史，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诗词、农谚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所以总是新见迭出，别开生面。他知识面宽，兴趣广泛，老当益壮，虽然八十多岁高龄，至今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追求新知的热忱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堪称楷模。
年青的同志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使自己更加充实，视野更加开阔，为推进学科的发展肩负起你们的历史责任。
六、治学“六到”
我认为，治学要“六到”，即心到、眼到、耳到、口到、脚到、手到。
“心到”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培养兴趣；“眼到”就是认真读书。前面已经讲过。
“耳到”和“口到”是相互联系的，主要指应该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既要听取别人的发言，自己也要勇于发表意见。学术是在交流和讨论中发展的。有相当研究和相当水平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辩难，对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我想多讲一点。
杨振宁先生曾经介绍他的治学经历，他在西南联大受到很好的教育，养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扎实学风，学完一个领域再转到另一个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另一种文化氛围，关注和追求新的东西。那里有一位泰勒先生，经常有新的想法，晚上有了新想法，早起拉住一个老师或同学陈述一番，过了一个小时，又拉着另一个人讲述最新见解。他一天能产生10个新看法，其中九个半是错的。杨振宁先生说，每天要有半个想法是正确的，积累起来就不得了。这是另外一种风范，面对新的领域、新的问题不发怵，勇于探索，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泰勒先生还有一种好处，人家指出他的缺点错误，能够虚心接纳。当时芝加哥大学每星期有一次沙龙，参加者包括一些名家，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信息，讨论问题。杨先生说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会中产生的。杨振宁先生讲的这两种学风和文化氛围是互补的，应该结合起来。
各种形式的讨论会是学习、研究以至建立发展学科的好方式。日本人喜欢搞读书会，例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技术史部曾于1948—1950年举办有天野元之助、薮内清等知名学者参加的《齐民要术》轮谈会，研读并翻译《齐民要术》，后来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下册，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日本学者森鹿三、大庭脩等人则用“研究班”的方式研读汉简。最近，我国有些学者也在运用类似形式。例如清华大学的“简牍研读班”就举办了多次的研讨会。许多单位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学术沙龙或读书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该所有一个这样的传统，每个人写的文章都拿到所内讨论，让全所同仁（包括研究生）评论，提意见，挑毛病，作者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发表。无论作者或评论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教育和提高。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讨论、共同提高的办法。台湾学者杜正胜倡导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医疗史，开始就是集合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讨论会，写文章，经过几年的讨论，新学科逐步成形，现在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要开拓海洋史的研究，办法就是邀请各方面学者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出一部论文集，现在已经出到第八集，也成了气候。
我1980年底到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室差不多每月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许多资深的老专家参加，当时我是小字辈，小字辈在老前辈面前未免拘谨，但我是年青人中比较勇于发言的一个。我觉得我是占了敢说话的便宜。因为说对了自然增强自信心，说错了经过别人的批评也获得了提高，总比不说话强。后来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可以说对学术讨论情有独钟，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组织若干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后来发展为经济史论坛。每次讨论的议题比较集中，参加者都是有研究基础的，而且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不错，受到与会者和学术界的欢迎。每次讨论，我除了作组织工作以外，也认真听取讨论和发表意见，所以每次都有收获。别人的发言，不论和自己的意见相同还是不同，无论自己接受还是不接受，总是能从中受到启发，促使自己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充实自己的论点论据，或者修正自己的论点论据。我不少文章就是这种讨论的产物。
“脚到”就是要去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可供历史研究利用的活的资料，研究者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历史与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对现实社会的考察有利于对历史社会的理解，对山川地形的考察则有利于对历史舞台的认识。这种考察还可以开阔我们的心胸和眼界，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研究历史的素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治史来说，也是至理名言。在重视实地调查考察方面，中国史学是有传统的。当年太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名山大川，访问知情老者，搜集遗闻佚事。顾亭林赶着马车，到各地关塞考察，访问老兵，将访问考察所得与书本的记载相对照，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曾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学者自发组织业余调查的，如宁可先生就组织了对河西走廊将等地两次学术考察活动。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到了农村，发现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了现实社会中许多可供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深感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基层社会调查的必要，从而创立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他的弟子发扬了这一传统，又与国际上现代人类学的新潮流相结合，形成一个很有生气的学术群体，最近，打出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号。在农史界，陈恒力先生五十年代研究《补农书》时，到浙江嘉兴等地调查，把调查所得与农书记载相对照，写出了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补农书研究》。这些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本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农村搞四清和抗旱时，曾经作过一个大队的社会调查和若干地块的丰产典型调查，这些材料在文革中均已丢失；八十年代初又到滇西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虽然我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但这些调查对我了解社会、研究历史，都大有好处。
“手到”指勤动笔，一是作读书笔记，二是写文章。
读书其实不但要用眼睛去读，而且要用手去“读”，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动笔墨包括作各种形式的符号、批语和札记。从历代学者到革命导师，读书时都重视下这种工夫。列宁的《哲学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即堪称模范。读书动笔还包括抄书。过去有“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之说。抄过的书不但能加深记忆，而且能加深理解。抄与不抄大不一样。过去比较普遍使用的抄书方式是摘录性的卡片。这些卡片上还可以写下对摘录内容的分析，可以和其他有关材料对照，阐发其意义。以后有了新材料或新理解就补充修订，使之逐步完善。反映同一问题的卡片积累多了，就做该专题读书札记。这种方法，许多学者都在使用，我也一直在使用。做卡片、写读书札记的过程，就是读书（当然读书不限于做卡片这种形式，做卡片只是整个读书过程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积累材料和形成观点的过程。我的一些文章就是在若干卡片和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使用电脑以后，较少做手抄式的纸质卡片了，但电脑上的“卡片”或“类卡片”依然使用，材料或者敲上去，或者拷上去，材料下面仍然敲上批语或札记，所以仍然属于动手读书的范畴，只是手所操作的对象不是笔和纸，而是键盘和电脑了。
治学还应该勤写文章。文章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其实读书笔记也是文章，只是属于不同的层次。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历史所工作的老学长告诉我，侯外庐主张“走有成果的道路”。我的理解是，研究一个问题就要搞透，搞出结果，一步一个脚印。这个结果主要体现为文章，是否发表尚在其次。当然能够发表更好，它会成为你前进的一块碑记，一种鼓舞的力量。
为什么要把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因为想到的东西未必说得出来，说得出来的东西未必写得出来。把想到的东西说出来，需要把思想条理化，是一种提高。把说出来的东西写出来，还会遇到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的思想、锤炼自己的论点和论据，这又是一种提高。你的研究心得、结论，写出来和不写出来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写成文章，你的思想观点才能完善，你的研究成果才算最终完成。
我主张年青学者勤练笔。写作不但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是锻炼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不可替代的手段。有的老先生告诫学生若干年内不要发表文章，用心良苦，主要是引导学生多读书，厚积薄发，严谨治学。应该领会其精神实质，但不宜绝对化，不要把它和勤写勤练的要求对立起来。作为学生和青年研究工作者，应该要求自己严谨治学，力戒浮燥，把文章写得扎实些、再扎实些；文章写成后搁置一下，不要急于发表，留下充分的听取意見、精细“打磨”的时间。作为刊物的编辑，则应该从学科的发展出发扶持新生力量，年青人写的文章，如果真正有新意，论据基本扎实，即使不大成熟，也可以发表。“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嘛，不可求全，但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有发展前途的。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年青学者是一种鼓励，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道路。当然，我并非主张粗制滥造。如果研究论文一时写不出来，也可以写些文摘、研究综述之类的东西。1980年我在科学会堂听过于光远同志的一个报告，他提倡搞文摘，一则让人们花更少的精力获得更多的信息，二则也可以锻炼出一批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写文摘和综述（在某种意义上，综述也可视为扩大了的、高一个层次的文摘）需要阅读，需要对阅读所得材料进行概括和提调，对年青的研究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一篇上乘的综述，其实是需要大手笔的。文摘和综述，有人视为“小儿科”而不屑为之，我却在这上面化了不少力气，并且觉得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而无怨无悔。年青的同志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使论文和综述都不做，读书笔记是非做不可的。总之，只要是在搞研究，你的手和“笔”就不应该停下来。
最后，我想强调，在这“六到”中，“心到”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心”到了，“眼”、“耳”、“口”、“脚”、“手”才能真正到位。年青的朋友们，全身心投入你的专业吧，热爱它，从中发现神奇、发现乐趣、发现诗意、发现美，激发起你无穷的创造力，这样，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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