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法面目出现的信念

　　《诸子不出於王官论》直接挑战的对象是章太炎，更准确地说，是章太炎的“方法”。在〈国故论衡〉、〈诸子学略说〉等文中，太炎对诸子思想出处问题持胡适所谓“诸子出於王官”之说，太炎用以支持其论点的方法，简单讲，就是汉学家的方法。如人们所理解的，汉学的方法中有服从权威的意味，但其主要精神是要求征验。胡适反驳太炎有四条理由：第一条，“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第二条，“九流无出於王官之理”；第三条，“《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第四条，《艺文志》之说乃“说”而非“证”。由此似乎可以作一个结论，太炎的论点是违背事实的，其方法是服从於汉儒权威的党派性观点，而无法求得征验。

　　1915年，胡适对“证”与“据”的不同就做过辨析，他说：“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而“据者，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我们同意“证”与“据”（“说”）的说理力度是有著相当大差异的，因而区分二者有其必要性。本著这种区分，能够达到克制汉学方法中服从权威的心态而发扬征验精神的结果，但是，在无事实的状态里，一切假说、一切断语、一切基於情态与意志之词是否尽皆失效？无事实，是否即为不可说，而必须保持沉默？还要顾及到传统学问形式上的一些特点，由於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往往是直陈的，保持著一种对於观念、结论、真理的直观性，因而在现代学者眼前表现出来的大都是全部论题的“上半截”，支持它的论据与论证的严密性都是隐性的，这是否就要说，那未曾在我们眼前呈示的即是不存在的？在这两个问题上，胡适显然表达了一种出自狭隘实证立场上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反驳，恰恰是违背胡适自己对“事实”关注的初衷，而是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