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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琐谈（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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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必须符合“质”和“量”的要求。所谓“量”，是指占有资料的多少和齐备程度；所谓“质”，则是指占有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的程度。前者不足，势必影响认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后者缺乏，必然造成认识上的乖谬与讹误。故占有资料的“量”，不可缺少；占有资料的“质”，尤其重要。要做到前者，关键在于勤奋与博览；而要做到后者，则必须在勤奋、博览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严肃认真的鉴别、筛选与订正。换言之，前者是史料的广泛搜集，后者则是对史料的精心加工。而对史料的精心加工，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实现。因此，考证的方法是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
史学研究之所以离不开考证的方法，是由我国古代史料的实际状况决定的。我们知道，史料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最主要、最集中和最基本的史料，还是官修二十四史和历代私家著述，统称之曰文字记载性史料。在这些文字记载性史料中，或因时代的久远而有讹误，或因伪托假冒而有真伪，或因阶级偏见而有曲隐，或因作者疏忽而致歧义，或因辗转传抄而脱漏增衍，或因书禁而致残破不全，或因行反简古而致理解不一。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其史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因此，对于史料的鉴别与考订，实为史学研究的第一步。以《管子》一书为例，其中不少篇目，并非出于管仲之手，如果不加考订，都把它们当作管仲之作，用之去说明春秋初期的社会，必将讹误百出。又如《商君书》其中也有一些篇非商鞅原作，如果不加甄别，一律当作商鞅作品，用之说明秦孝公时期的情况，则未免张冠李戴。对于先秦诸子来说，类似情况，比比皆是。至于脱漏一两句或增衍一二字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即使是秦汉以后的史籍，也不乏有残缺、脱漏与增衍情况者，连《史记》、《汉书》、《魏书》、《北齐书》与《宋书》也不例外。古代史料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有校勘、鉴别、订正与考释史料的必要性。
专以二十四史中的史料来说，也同样需要有史料的考证。我们知道，古人写史书，重视事实的记录、过程的叙述和现象的罗列，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有时连事件、人物与制度的演变过程也记述不清，往往脱漏必要的环节；加上《本纪》、《列传》、《表》，各异其体，使每一事件，分割于若干篇目；使每一人物，同整个社会活动彼此割裂；更使每一制度，分割得支离破碎。以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联，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交错，均有脉络不清之病。更有甚者，同一史书所载同一人物、事件和制度，或《纪》、《志》矛盾，或《志》、《传》不符，或《纪》、《传》径庭，或几者互异。所有这些情况又无一不影响史料的准确与可靠程度，使人无所适从，自然需要通过史料的考证以正其讹误、明其是非而定其取舍。
即使是地下出土的文书、简牍、碑刻、铭文和计帐，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鉴别与考订，才能当作史料引用。以地下出土的简牍来说，首先，需要弄清简牍内容的所属年代，然后才能运用它去说明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同一古墓或遗址中出土的简牍，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遗物，因而必须区分不同简牍的不同年代。其次，必须弄清简牍内容的性质，即要明白它们是公文，还先簿籍；是契约，还是凭证；是书信，还是诏令或者其他。只有明白了这些问题，才能运用它们去说明问题。再次，对简牍中的一些不见于史书的名词、术语或称谓，弄清它们的真实含义然后才能准确地运用它们。此外，对简牍、碑志的残缺文字、假借字的使用以及其内容的意义与作用，都必须充分把握，才能准确地使用。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史料考证的过程。
如上所述，表明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确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
但是，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史料的考证就是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考证方法的作用，仅限于获得准确和可靠的史料，史料考证的本身，并不是史学。如果把史料考证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会导致史料即史学的错误观点，就会误入一切为了考证和为考证而考证的歧途。因此，在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明确为什么而考证和考证什么的问题。前者所回答的，是考证的目的性问题；后者所回答的，是考证的内容与方向的问题。我之所以强调对史料的考证，是为了弄清某一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最终是为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服务的。总之，对史料的考证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随之而来的关于考证什么的问题，必须是为了解决历史上的某一重大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史料，而不应是无关宏旨的纯粹猎奇性的史料考证。不切实用的烦琐考证，以考证本身为目的，为考证而考证，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史料考证。
关于史料的考证，还有一个如何考证的方法问题。关于考证的具体作法，我国历代的考据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学者，对如何进行考证有一套系统的做法，大都为人们所熟知。我这里所讲的考证的方法问题，是指考证这个具体方法需要有更高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一般说来，我国古-据家对考证方法的运用，多限于从版本、目录、校勘、训诂、音韵等方面去进行考证，而且往往是孤立地、静止地、外部地和机械地去进行考证，一言以蔽之，是形而上学的考证方法。以致其考证的结果，虽然正确者不少，但也不乏不切实际者，甚至有完全错误者。我们今天所强调的考证方法，应当置于辩证法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即要以辩证法的方法论去改造古代的形而上学考证法。要从史料之间的内部联系去考证问题，要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去揭示史料的实质、阐明史料之间的歧义、矛盾及其造成的原因，使考证的结果更切近事物的本质属性。因此，总结与探讨新的考证问题的方法，改造与提高旧的传统的考据方法，实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中所流行的控制论与系统论，未尝不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去吸收其适合于社会科学的部分，至少可以多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以利于改进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但要防止随便套用。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史学研究的指南
如果说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那么，理论无疑是史学研究的指针。这里所说的理论，不是任何其他什么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客观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但是，当客观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一旦被发现、被认识而上升为理论，它对于人们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就有着指导的作用。因此，理论虽然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但已经被发现的正确理论，必然是新探索的指南。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和记录。人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个个人活动的总和就汇合-类社会的历史。但是，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时，都要遇到既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从过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继承下来的客观条件。换言之，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些特定的客观条件，必然要制约着、影响着和决定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都是在毫不自觉的情况下必须接受着共同的总的客观条件的约束。于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国度里的人们，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总能创造出大体一致的历史来，从而体现出人类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
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人类与自然之间、人们与人们之间，都要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与改造，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后者，则表现为人们与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如亲属关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与思想意识关系等等。这两大方面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为前者所制约。因为人类首先要能够生存下来，才能进行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而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先解决衣、食、住的生活需要，即必须首先解决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问题。然而，人们不可能单个地与自然发生关系去从事生产活动。于是，在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就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各种关系；接着，对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必然要发生分配、交换与消费等关系；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交流思想看法，这就必然要发生文化与思想方面的联系；随着生产的发展，当单个人的生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供个人消费而有剩余时，就必然要产生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以及奴役与被奴役等各种经济关系与-关系；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也无疑会产生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等等。上述所有这些关系，都以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为基础；而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又以人们对生产物质与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因此，不论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如何多样，也不管历史现象多么复杂，更不管各种关系之间如何彼此交错，它们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导和从属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规定着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
然而，上述关于人们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客观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从来没有人揭示过这些真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揭示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这一唯物历史观，“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1]（P32）恩格斯也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1] （P602）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伟大规律，就使得历史学产生了革命的变革，也给人们研究人类历史标举了根本性的指针。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的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产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2]（P586）因此， 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内容，虽然永远处在不断发展与丰富的过程中，但它所已经揭示了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最一般的和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性，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给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无可怀疑的指南。
当然，坚持史学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南的原则，并不等于一切满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已经得出的科学结论；也不能以经典作家对某些具体问题所做的具体结论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或者以之代替我们的研究；更不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去剪裁历史，或者单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作注脚。所有这些做法的本身，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做法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自然是不正确的。我们所坚持以为指南的，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具体结论。恰恰相反，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去揭示和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如果借口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口号，去贩卖抛弃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私货，或者以吸收现代自然科研领域的某些方法为口实，并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都是同正确对待历史物主义的态度不相容的。
三、关于史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现在有些青年同志，往往在工作之余自学历史科学，而且劲头很大，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们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又很少保守思想，更不受我国史学界的传统影响，往往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史学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也有个别自学史学的青年同志，表现得不够谦虚。他们开口闭口都是要搞史学的宏观研究，动不动就写几万字或十几万字的长文，综论上下几千年，题目大得惊人，内容却空洞无物，还美其名曰：宏观研究。所谓宏观与微观，本来是物理学中所使用的概念，是指物理学研究对象所占空间线度的大小而言的。后来，宏观、微观的概念被引申而运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现在，不仅自然科学在广泛使用宏观、微观的概念，连社会科学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如研究社会经济，就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于是，史学研究，出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说法并不足怪。根据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关于宏观、微观的说法，似乎凡是把研究的对象当作一个整体，而且置于较大的空间与较长的时间内去进行研究，从而抽象出共同的规律性的方法，就可以叫做宏观研究，反之，便是微观研究。如果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宏观、微观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而且一般说来，宏观研究是战略性的研究，微观研究则是战术性的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统帅和指导，后者得从属和服务于前者。作为史学研究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才是宏观研究。
但是，具体到史学研究来说，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则是微观研究的升华。这就是说，在进行史学研究的程序上，应当是先搞微观研究，然后才能搞宏观研究。这是因为，指导全局的理论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只有通过对历史上无数细小的具体的事实的研究，才能概括出反映历史共同规律的理论。即使史学的宏观研究不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理论概括，仅仅是指从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范围去探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也同样离不开对细小事物的具体研究。因为历史的长河，总是由无数不同发展程度的时间阶段构成的；任何重大的事件，都与同它同时存在的若干其他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事史学研究的程序，应当是先从占有具体的史料入手。一条一条的史料弄清楚了，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就会明白；一个个具体问题明白了，则一个个典章制度与一个个事件的内容与发展脉络弄清楚了，许多典章制度与大小事件的内容与发展脉络弄清楚了，则某一时期的整个社会面貌就弄清楚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弄清楚了，则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就搞清楚了；于是一些制度的得失、事件的因果、人物的功过和社会的兴衰，都可以从该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全局中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许多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弄清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就揭示出来了。因此，从这一角度着眼，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有点类似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又不能截然划分、先此后彼和互相对立。而应当是二者结合，同时运用。当我们分析具体史料时，要能入乎史料之内，去做尽可能细微的微观考察；与此同时，又要能出乎史料之外，作鸟瞰式的宏观。只能入乎其内，必然被史料所淹没，以致遮盖了我们的视线；反之，只讲出乎其外的宏观考察，有可能导致不着边际的太空遨游。因此，只有既能入乎史料之内，又能出乎史料之外或驾乎其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方可避免就事论事的史料堆砌，又可避免不着边际的泛泛空谈。
四、做史料卡片并非手工业方式
有些同志学习历史科学，不重视做史料卡片，说什么这是手工业方式，浪费时间，应当在史学研究中引进电子计算机、微型显相机和复印机等，取代整天抄卡片的手工劳动。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其不够全面的一面。说它有正确的一面，在于史学研究的手段确是值得改进的，适用于史学研究的新的科学手段，确需要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这样，可以减少手工抄写的劳动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不是所有先进的科学手段都适用于史学研究；可以采用先进手段，也不能完全取代手抄卡片的做法。这是因为，做史料卡片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手工业方式，而是史学研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做史料卡片，首先，是在甄别、筛选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史料的不同性质、不同方面和不同用途而划分类别并分别摘抄的一种科学方法。单讲有选择地摘抄这一点，就是复印机和微型显相机、录相机等所无法办到的。至于按史料不同性质集中史料的和初步鉴别史料，则更不是复印机和录相机等所能胜任的。其次，做史料卡片的方式，便于择取史料的要害部分而分别集中，删节非要害的部分，或者可以用自己的话概述非要害部分，以节约时间和节约纸张。而使用复印机和录相机等，反而没有这种灵活运用之便。其三，更重要的，还在于做卡片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史料进行初步分析、发现矛盾的过程，是研究问题的必经阶段，并非单纯的简单抄写。这些更非复印机、录相机所能奏效。因此，即使采用复印机、录相机等先进手段，也仍然不能废弃手抄史料卡片的做法。
做史料卡片，表面上看，好像很浪费时间，实际上却可以节省时间，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是因为，史料卡片重点突出，都是有用或有大用的重要史料，而且是只摘录史料的要害部分，省去了无关的部分，看起来节省时间。而复印机复印史料或录相机录相，既无摘要之便，又无突出重点之功，看时反而浪费时间。更重要的，还在于手抄史料摘要卡片，既可以帮助记忆，又便于分类排比史料，更有视不同问题而不断重新组合史料卡片的方便。这就是说，同一项史料卡片当你研究这一问题时，又可以把它抽出来同有关的史料卡片组合在一起，便于比照、分析；当你研究另外另一问题时又可把它另外一些史料卡片组合在一起，以便于与另一问题的分析、比照。这样的不断重新组合，就无限制地提高了史料卡片的使用率。因此，从这一角度着眼，做史料卡片实有一劳永逸之效。所以总的来说，并不浪费时间。做一次史料卡片，可以终身受用。
如上所云，做史料卡片，确是史学研究的特点决定的。它既不浪费时间，又不是什么手工业方式，采用先进的复印机与录相机等手段也无法取代它，故做史料卡片的手工劳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好卡片，提高卡片质量。如果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抄史料，不区别原始材料与非原始材料一概照抄，不分门别类地置不同性质的史料于一起，不择要点、重点、疑点地全部照抄，则这样的史料卡片，既浪费时间，又无补于问题的研究。
怎样做好史料卡片呢？实际上并无固定不变的方法。卡片可区分为各种不同类型，一般有史料卡、目录卡和索引卡之分。前者，主要是为了占有、分析、鉴别和考订史料而做，后两者主要是为便于查找有关书籍、文章和作者而做。其中史料卡，又可分综合史料卡、专项史料卡、门类史料卡和存疑史料卡等不同种类。做卡片的具体方法，视不同类别而有不同。以史料卡为例，其具体做法也可以因人因事而异。不过，总的说来，应做到如下几点，才可做出质量较高的史料卡：第一，要“全”。所谓“全”，即关于某一方面、某一专题的史料，要做到没有遗漏或基本没有遗漏。我们知道，史料收集的全不全，只能是相对而言。地下出土的史料在不断增加；文献记载中的史料，也有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被发掘出来；昨天还不理解或没有感觉到的有用史料，今天有可能获得理解和被感觉到。因此，要做到史料的绝对全，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有可能在今天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的基础上把已经认识和感觉到的史料基本无遗漏地收集起来。做到了这一点，就能保证所研究的问题或方面不出现片面性和残缺不全的状况。第二，要准。所谓“准”，即史料的可靠性问题。要做到“准”，一要判别史书的某些记载是否准确，二要考虑所引用的书是否为信史，三要求本人对史书的摘引要准确，四要本人对史书的理解准确。要做到这一些，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中间有一系列的考证，辨伪工作。做到了这些或基本做到了这些，就能保证所研究的问题不致出现重大的错误。我们知道，史料有原始材料与非原始材料之分。一般说来，每个时代的公文、布告、档案、法律、诏令、契约、簿籍等等，都是最原始的材料，当时人的文集、诗集、专著、墓志等等，也算是原始的资料。根据上述材料而修定的史书，距其所写时代甚近者，也基本上算是原始资料，至于离所写时代较远，又无地下出土新材料为依据而写的著作，或者根据较早史书写的另外一种体例的史书等等，就都不能算最原始的资料。区分原始资料与非原始资料之所以重要，在于二者的可靠程度和准确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原始资料，未经当时人或后人改动，未加入他人的取舍、删节和其他主观因素，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当时的历史实况。因此，做卡片时重视史料的原始性，是保证史料卡片质量的重要环节。第三，要细。所谓“细”，一是指史料卡片的分目要细，二是指所收集的史料内容要细。例如，关于同一制度或同一事件的史料，在不同的史书均有记载，而这些记载虽然大体相同，却也存在某些细微末节的差别。如果粗枝大叶就可以只择其一。但这样做不利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有时一二字的差异，也能启发我们去思考更多更大的问题。特别是有些制度的变异，对某些人物的评论等，在古人的记载中，往往通过一二字的差异体现出来。所以，做史料卡片时，宜细不宜粗。至于有歧异的史料，最好能记录在同一卡片上，以便于比较分析；摘抄史料时的一些原始认识，最好能以按语形式附于该条史料之后，既可备忘，又可同自己后来的认识做比较；可疑或整体尚不能十分肯定其用途的史料，宜另外录出，以便集中思考。除史料卡片之外，还可视需要而做笔记、札记等，以便随时把有某些朦胧看法的问题集中起来，作为后日研究的基础。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如何做卡片的一些细小的技术性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随时总结，不必强求一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总之，能否坚持认真细致地做好史料卡片，能否在做史料卡片上付出辛勤的劳动，不仅反映我们有无真正从事史学研究的决心与志向，也最终决定着能否取得较好的成绩。
五、关于知识更新问题
现在有不少文章，大讲知识更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应当的。但是，在知识更新的周期方面，也未免给人以耸人听闻的感觉，或者说未能区分不同知识领域有不同的知识更新周期。
我以为知识更新的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因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即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自从人类开始出现就产生了，而且总是处在不断加深的过程的。每一次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提高，相对其原有认识来说，都是一次知识的更新。因此，人类知识的更新，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必然的现象。又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提高的程度和速度，是同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世界的手段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不同，知识更新的周期也有越来越短的总趋势，这又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即使如此，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知识更新的快慢，同社会科学领域内知识更新的快慢是有所差别的。社会科学内不同学科的知识更新的快慢，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它所各自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同特质所决定的。因此，基于这个道理，不能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自然科学知识更新的周期之短暂，扩大到所有其他领域去。
以历史科学来说，首先，应当肯定，它确实存在着知识更新的严重问题。这是因为，以史料来说，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文字材料，都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丰富和增加。许多昔日流传不广的史籍，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古籍整理工作的加强，也日益成为常见的和易读的书籍，这自然也会导致有用史料的日益丰富。许多昔日从未整理过的档案资料的清理与出版，更扩大了新的史料的来源。昔日常见的一些史籍，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也有可能不断从其中发掘出有用的新史料。再以研究水平来说，情况更为明显。过去一些认识不到或者认识错误的问题，也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解放后的我国史学界，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使我们具备了前人不具有也不可能有的认识水平，从而必然带来认识的迅速提高。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会加速史学领域里的知识更新速度和扩大知识更新的比重。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历史科学的知识更新的比重不像自然科学知识更新比重大，更新的周期也不如自然科学那么短。其原因在于历史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从史料来说，尽管新的史料在不断增加，但主要仍然是旧的已有的史料；其次，史料本身具有稳定性，如《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在一万年以后还是今天这个样，不会有什么变化，所变化的仅仅是人们对它的研究的部分；其三，对古代史料的认识，不论怎么变化与提高，基于基本史料得出的看法的变化是不可能很大的；其四，许多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与人物，也是不变的。由于史料本身具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历史知识的更新，仅限于新材料与研究的新成果，更新的比重是有限的，更新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面对上述在史学领域里知识更新的两种情况，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正确态度。一方面，我们应当加强史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充分重视地下新出土材料的研究与运用，以纠正与丰富我们的旧认识。因此，忽视史学研究，以抱残守缺、与世隔绝的态度去对待历史教学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不必为现在流行的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的说法所吓倒，要充分认识史学领域知识更新的特点，更不应该忽视年纪较大的史学工作者的作用，这是史学研究的特点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2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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