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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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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merica in the Gilded Age"，NeW York．，1988，P15．
③ Bernard Bailyn etc．，“The Great Republic"，vol．2，Massachusetts，1985，P544．
④ Arthur Schlesinger，“The Rise of the City(1878—1898)"，NeW York，1933．P79．
总之，19世纪下半叶美国资本主义无论从光度抑或是深度都有长足的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第一，已是欧洲各国工业产量总和的一半。美国最终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然而，在美国人沾沾自喜于其物质成就的同时，一些有思想的仁人志士开始感到困惑，他们注意到美国人正在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一个纯朴的农业族突然被连根拔除，他们所挚爱的大自然因无序开发和污染而惨遭破坏。拜金主义、自私自利成为美国的社会精神。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正，贫富差距拉大。1869年，纽约的贫民窟住宅为14，872个，到1890年增加到37，316个，居住穷人125万，而当时纽约人口尚不足400万①。贫民窟多，自然导致传染病流行、犯罪率居高不下等诸多社会问题。然而，美国社会上下仍被表面的物质繁荣所迷惑，崇尚拜金主义，为物质利益不择手段，甚至政府官员为了金钱，与奸商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贪污腐化现象异常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逐渐觉醒，纷纷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挑战。据统计，仅在1886—1890年间，美国共发生罢工事件6，000余起，参加人数达200万②。
为维护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具有改革头脑的有识之士，尤其是新闻记者，运用其犀利的笔锋，撰文揭露社会阴暗，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建设性见解，在美国发动一场“黑幕揭发运动”。他们通过舆论效应推动政府立法，进行社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配合进步主义改革运动。
负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们不甘落后，他们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进步运动的改革顾问工作。譬如，特纳与一些-学家、经济学家一起组建了一个“智囊团”，积极协助拉福莱特州长在威斯康星州的进步主义改革。其“边疆学说”在这里被派上大用场，被用来分析解决该州的农业问题、市场问题和运费差价等。而同为智囊之一的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在研究劳资冲突过程中也是借助历史研究方法。为寻找美国劳资冲突的根源，他不得不转向研究美国劳工史③。特纳的边疆理论因威斯康星州的改革实践而大大得到丰富和加强。
为寻求一种有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鲁滨逊不失时机，著文立说，阐述一种“可用的历史(usable past)”。他说：“假使将要参加工作的青年男女知道现代工业制度的历史演变，那么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就能想法子改良自己同工人的地位，不至减少工业的产量，调和经济效率和工人的福利。”他还说：“现在工业上所存在的许多弊端，假使工人具有更高的知识，更富于同情、而且更加机警，那么，他们很容易通力合作，来扫除这些流弊，而不至于在经济上产生重大损失。”④很显然，鲁滨逊追求的是历史为现实服务，其上述思想反映了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内容和要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进步主义运动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从中可以看出“新史学”的阶级调和本质。正如此，鲁滨逊的“新史学派”有时被称作“进步主义史学派”。
总而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人们探究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和外交史等传统史学研究领域。历史学只有转向普通大众才能适应社会大潮流，才有它的生命力。这正是鲁滨逊“新史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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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ob Ris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New York，1890，P275．
② 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③ Willion H．Goetzmann，“Time’s American Adventures：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Writings sincc 1776"，cited from"Sources for American Studies"edited by Jefferson B．Kellogg and Robert H．Walker，Cormecticutt，1983，P163．
④ J．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8—99页。
二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美国历史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嬗变过程。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其历史非常短。但就在如此短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人却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历史业绩。而且，早期美国人也知道，他们进行的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干出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①。所以，他们都意识到，有义务和责任把他们创造历史、奔向胜利的故事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以便给欧洲以启迪，使后代满意。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历史虽如此短暂，但其历史学却如此繁荣。19世纪中叶出现了美国历史写作的黄金时代。华盛顿·欧文、普雷斯科特、乔治·蒂克纳、班克罗夫特、莫持利、斯库克拉夫特、帕克曼、帕尔弗金、希尔德雷斯、帕顿、加亚雷等史学大家纷纷著书立说，歌颂美国方方面面的成功。他们承继19世纪欧洲的历史写作传统，选择伟大而广阔的主题，运用色彩描绘的手法，使所记录的每一点东西都浪漫化。“他们从不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伤脑筋”，总是撇开分歧不论，而“苦心孤诣地强调其历史经历的共性并证实其历史的统一性”②。这些史家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学家或浪漫主义史学派，其最著名者为班克罗夫特。他认为，北美“殖民地的精神自一开始起即在要求自由。这里没有军队，没有公债，宗教是自由的，知识的传播无比普遍”。在其著作里见不到一点美国的历史阴暗面，甚至遭众人咒骂的黑奴制也没有提到。“在这里，我们呼吸到的是杰克逊时代那种轻快的气息。”他所表达的是一个新生民族的思想，同时也表现出这个乐观时代的一切自足思想和饱满情绪。甚至连著名的德国民族主义史学泰斗兰克都曾不无批评地对班克罗夫特说道：“你写的历史是从民主观点写成的最好著作。”③古奇认为，班克罗夫特最有资格担当民族史学家的称号，他标志着美国史学的成年④。这是很恰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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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② 康马杰：《美国精神》，第416—418页。
③ 乔治·P·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43页。
④ 乔治·P·古奇：《十九世纪历由学与历史学家》下册，第640页。
然而，进入19世纪下半叶，经过南北内战，经过工业化时期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美国人终于清醒，“新世界也未能把旧世界的一切艰难与缺陷完全避掉”。至此，即使班克罗夫特，其“摇旗呐喊的喧闹声也稍小了些”①。历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要科学不要伦理，要真实不要喜剧，要分析不要记述……是人适应自然和历史而不是自然和历史适应人。”从此，历史学家们开始重视研究各种各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而不再重视对人物的研究②。1886年，83岁高龄的班克罗夫特虽然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但那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欣赏他的大作，而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史学界耆宿而受到尊重③。
在这种背景下，从19世纪最后20年伊始，美国人开始了对其自身历史的科学探索和研究④。他们不仅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传统的课题，而且还大胆地涉猎许多新的领域。如赫伯特·B·亚当斯的“生源说”(germ theory)，认为古代条顿民族的民主“生源”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英国并传到美洲，成为新英格兰城镇民主的成分，最后体现在美国宪法之中。这一学派还率先于187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全按德国模式创办了第一个美国历史“习明纳尔”，培养出诸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另外，还以赫伯特·列维·奥斯古德、查尔斯· M．安德鲁斯为代表的“帝国学派”(Imperial School)。他们主张从“大英帝国”的角度研究美国历史。故而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英国国家档案局的资料来研究美国史。还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历史学家根据达尔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研究历史，认为人必须适应自然，“适者生存”，其中有约翰·菲斯克、阿尔弗雷德·T．马汉等。总之，这一时期，史家众多，流派纷纭。
但是，当时历史学最根本的变化是史学专业化。非专业史家让位于专业史家，历史学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学科专业化是当时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现象。1863年，美国国家科学学会成立；1865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成立；1876、1883年又先后建立了美国化学学会、现代语言协会。另外，还建立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在这种大潮下，由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提议，赫伯特·B．亚当斯主持召开筹备会，1884年9月，正式成立美国历史协会。其目的和宗旨正如大会主持人贾斯廷·温泽所言：“我们拟定的名称虽有美国两字，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本大陆。……因为我们相信国外历史研究有一种新精神——最广义地说，这是一种仿效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精神。”⑤此外，1862年《莫里尔赠与学院土地法》颁布，许多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出现。随着大学历史系的建立，不仅需要大量有能力的专业史学家当教授，而且本身也为培养新的专业史学人才提供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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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治·P．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第644页。
② 康马杰：《美国精神》，第424页。
③ William H．Goetzmann，“Time’s American Adventures：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Writings Since 1776"，in Sources for American Studies,edited by J．B．Kellogg and R．H．Walker,p．158．
④ 乔治·P．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第646页。
⑤ 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页。
不过，“美国科学史学真正成熟还是自特纳开始”①。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论文演讲，轰动整个会场，从此便以其“边疆论”闻名于史坛。虽说他的“边疆论”是当时美国西进运动顺理成章的产物，但其影响在美国史学史上是划时代的。特纳之前的美国史学家一般都强调-史，强调美国和欧洲的联系，强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而特纳却强调西部开发的重要性，强调环境和地域因素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随着“边疆学派”的兴起，美国史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很快跃入世界前列。如此看来，美国史学的发展与其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并驾齐驱的，就此而言，特纳功不可没，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然而，特纳对史学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的边疆理论，而在于他首先提出了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早在1891年，特纳在“历史的意义”中就表示了对传统-史的不满。他写道：“历史一直是具有浪漫气氛和悲剧色彩的，从中我们只看到少数人灿烂夺目的编年史。”他认为，历史的范围应当扩大，应当是“过去的文学、过去的-、过去的经济”，他应当包括“人们活动的每个领域”。他还认为，在所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中，经济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涉及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经济因素是“国家兴亡的秘密所在”。并且，特纳强调学科间的联动性，尊重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影响：“经济学家、-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文学艺术和宗教学家等——所有有关研究社会的工作者——在装备历史学家方面都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工具的，有的是新的观点、新的假设以及对于联系、原因和重点的新的建议”。他还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希望“历史能为稳健的改革高举明灯”。从特纳上述言语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与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本质上的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其思想的公开稍早于鲁滨逊，杨生茂教授认为他是“新史学”的创始人之一②。
不可否认，作为同时代人，鲁滨逊的历史观和特纳有许多相通之处，其思想适应了当时整个历史学发展潮流，尤其是欧洲历史学的重大变革对鲁滨逊“新史学”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寻求各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了一股赴欧尤其是德国的留学浪潮。1888年，正是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鲁滨逊来到了德国的弗赖堡大学，接受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其时，欧洲史学正处于新旧交替与激烈变革之际。传统-史学兰克学派受到全面攻击。以斯宾塞、布克哈特、格林为代表的“文化史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茶。尤其在德国，兰普勒希特所倡导的新史学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得到广泛的传播。兰普勒希特主张研究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兰克提倡客观记叙历史、重建过去的史学主张迥然不同。而鲁滨逊主张研究历史之“当然”，且究其“所以然”不无一种渊源关系。可以说，鲁滨逊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一种继承，但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③。这种姿态代表了20世纪第一代美国历史学家。这一代历史学家一改传统史学的主题单调，而大胆拓展历史的研究范畴。用康马杰的话说，就是“由于他们的兴趣在物质方面，就把过去看成经济现象；他们对民主感兴趣，就创造了社会史；他们对自由主义感兴趣，他们就要历史为改革事业辩护；他们对科学感兴趣，就避开伦理道德，强调工艺和力学；他们对社会感兴趣，就贬低个人的和引人注目的事物。当老百姓头脑里正在为华盛顿和林肯编故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却忙于阐释产生和支持这些人物的种种力量”④。由此观之，“新史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也非常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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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William H．Goetzmann，“Time’s American Adventures：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Writings Sinec 1776"，in Sources for American Studies,edited by J．B．Kellogg and R．H．Walker,p．158．
② 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4,175—176、16页。
③张广智：《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世界历史》1984年第12期。
④康马杰：《美国精神》，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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