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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以来的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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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十一脉灸经》、《导引图》等及古地图2种。并有类似《黄帝内经》竹简及遣册木牍。
湖北江陵凤凰10号墓有刍藁帐等竹简和遣册，9号墓有“安陆守丞”牍，168号汉墓有《江陵丞相告地下丞》竹牍，8号汉墓、167 号汉墓、168号汉墓均出土遣册。湖北江陵高台汉墓、大坟头1号汉墓也有遣册木牍。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简牍有《奏谳书》、《脉书》、 《引书》、《算数书》、《历谱》及遣册等等。249号汉墓出土《日书》简、258号汉墓出土《历谱》简。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万物》等。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都有竹简发现，1号墓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汉元光历谱》等。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有《论语》、《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竹简。江苏东海县尹湾村6号汉墓出土了《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傅》竹简、《集簿》、《东海郡吏员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六甲占雨》、《元延元年历谱》、《君兄衣物疏》等内容的木牍，2号汉墓也出土了衣物疏木牍。
广西罗泊湾1号汉墓发现《从器志》。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发现《先令券书》、赙赠木方及遣册木牍等。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汉墓出土多种简牍。江苏盱眙7号汉墓出土“祈祷辞令”木牍。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木简，有《仪礼》简2种、《日忌》简。18号汉墓出土了《王杖》简，后磨咀子其他汉墓又出土了《王杖诏令册》。柏树乡汉墓出土了《挈令》简。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发现大量医简。甘肃甘谷刘家屲坪汉墓出土桓帝诏书律令。
甘肃北部到内蒙西部额济纳河流域为古居延之地，屡有汉简出土，较为著名的有1930年和70年代发现的2批，共约3000枚， 多为官方文书、簿册及小学书3类。玉门关花海农场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笔录诏书、《苍颉篇》等。
甘肃敦煌附近解放前已发现3批汉简，马圈湾、 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及悬泉汉代驿站遗址也收集到大量汉简。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发现了有关军事方面的律令等简。
这些简帛书数量巨大，品类多样，内容广泛，是秦汉简帛研究逢勃发展的直接因素。现在，无论海内还是海外，秦汉简帛研究已具有一定规模，和甲骨学、敦煌学一样，简牍学已经形成，它亟盼着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力量加入。
秦汉简牍文字处于古今文字的过渡阶段，其前期有较多的古文字成分，后期渐近于现今流行的隶书、草书和楷书。秦汉简牍文字不如古文字那样深奥，却有它特有的疑难之处。王国维最先着手汉简整理，他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完成了《流沙坠简》一书，开创了研究道路，作出了成功的典范。后继学者也得益于此种治学之道，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们的杰出代表为贺昌群、黄文弼、张凤、马衡、陈梦家、夏鼐、劳干、陈直等。70年代以来，秦汉简牍研究大有发展，文字考释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远非以前可比。考释的方法更注重字形的科学分析，依靠多种文字资料加以比较，获得的结论也更加可信。李学勤《秦简的古文字学考释》[1]指出秦简文字考释的三个要点：第一， 秦简文字一般不难释，“然而，简中还有个别难于读释、不见于后世的隶楷的字。”第二，“秦简有大量假借字，与六国古文和汉初文字相同。”第三，“秦简有不少简俗字”。并且指出，秦简文字中存在少数六国古文的写法。陆锡兴《“[上半部为敖下加力]焊[安上半部下加九加心]暴”解》[2] 考释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难句，在字的分析上，指出四字中，一通假字、一古字、一形讹古字，并充分地利用有关古文献证明字义。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虽为汉简， 但考释难度很高，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3]为其全部释文。作者重视字书韵书及其他文献资料， 广引博证，说明字义，对简文中的异构别字多加疏通。朱德熙、裘锡圭《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3]是对考释的补充和纠正，该文特别注意引用同时代的出土文字资料，包括金石刻铭及新出的秦汉简帛文字。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4]是对《居延汉简甲编》的考释， 文中重视草字的释读。1981年，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他提出了《释汉简中的草书》[5]，指出汉简“草书大多数与今草不很相同”， 引用传本章草松江本《急就章》辨认草字，释出40余字。此后发表的一些居延简考释之作多受此影响。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补正举隅》[6]、谢桂华、李均明、何双全《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质疑》[7]、何双全《武威汉代医简释文补正》[8]都在草书辨析上下了功夫，补释、改释了部分简文。陆锡兴《释卩》从书写习惯着手，对汉简中《战国仰天湖楚简已见雏形，后承曾宪通先生告》常见奇形字“卩”加以考释，证明为“己”的句末特殊写法。裘锡圭对以前发表的汉简释文，特别是《居延汉简甲乙编》作了全面考释，而正确地认读字形和通假是前提，《汉简零拾》[4]和《〈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正、续共8篇）[10]皆为有关论文。1991年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裘锡圭发表了《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11]，对识读汉简文字方法作了归纳，提出可以减少识字之误的要点。第一，应该注意不要释错草体字；第二，应该注意不要释错古体别体；第三，应该注意不要误合二字为一字或误分一字为二字；第四，应该注意残片的缀合；第五，应该注意通用字的原形；第六，应该注意文义。汉简是一种很特殊的文献，文字考释也必须有相适应的方法，裘锡圭所提出的6 点可以说是经验的总结。
文字形义关系的变革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出土文字的同音通用显示出它的早期特征。这方面古今文字的巨大差异曾引起过一场争鸣。秦汉简帛文字形和现今文字相近，但通假字都十分丰富，人们很早就投以关注。80年代初，王美宜就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文字的此类现象加以整理、分析，对它的形成作了初步探讨。[12]90年代后期，徐莉莉集中整理了马王堆3号墓的《足臂十一脉灸经》、 《五十二病方》等医书部分的通假字，对其中的同声符替代的纷繁现象加以考察，于其性质、成因、时代特点及分类标准等作了研究。[13]
形体发展是汉字史的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变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前研究这段时期的形体发展，除了一些古人的记载或论述外，仅有少量铭刻资料可供参考，所以，认识是比较浅薄的。随着秦汉简文书不断出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给予不断深化认识的机会。
隶书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中间环节，它的含义、内部区别及发展多为人们瞩目。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出土，首先引起裘锡圭对隶书的研究。[14]裘锡圭认为，隶书分为古隶初八分两个阶段，八分即是汉隶，特别是结体方正，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古隶是八分形成之前的隶书，一号汉墓遣策“显然属于古隶”。比较了秦刻资料之后，指出战国秦篆是形成隶书的基础。并指出，秦始皇以小篆为标准字体来统一六国文字，同时认为隶书为辅助字体，可以说，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中国文字。湖北云梦秦简发现，首次展示了秦人的墨迹。吴白*[原字为陶的右半部]《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15]认为睡虎地秦简是真正的秦隶，秦隶远祖可推到周代。秦始皇统一文字以隶书为主，当时篆隶并用，并无正规与否的区别。四种青川郝家坪木牍为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文字资料，据此，尹显德《小篆产生以前的隶书墨迹》[16]认为，青川战国木牍虽比云梦秦简早80年，但是和当时的金文、石刻比较，有不少差别，却与秦简的秦隶极为相似。所以，肯定它为现见最早的隶书墨迹。这样，就把隶书形成上推到战国中后期了。与尹文同期的钟鸣天、左德承文章《从云梦秦简看秦隶》[16]观点更进了一步，说青川木牍几乎没有篆书痕迹，这种隶书已经存在一个时期了。稍后，毛惠明《从天水秦简看秦统一前的文字及其书法艺术》[17]再次论证隶书至迟流通于战国时代，在秦统一前已初步成熟。这些探索，是能成立的，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朱德熙、裘锡圭《70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18]认为，秦汉简帛书“填补了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缺环，使大家认识了秦隶的面貌，并了解到隶书实际上在战国时代的秦国就已初步形成。”
汉隶即八分，亦称分书。黎泉《西北汉简书艺略论述》[19]认为，西汉武帝以后，古隶逐渐向汉隶演化，居延汉简可为代表。典型的有波磔的分书可见于东汉桓帝延熹元年的《甘谷汉简》。王东明等（《从定县汉墓竹简看西汉隶书》）[20]将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竹简与汉碑详加比较，大大地提前汉隶产生时期，隶书在西汉中晚期已摆脱篆意，达到成熟阶段，东汉中晚期则更为提高。
汉简中有大量草书，而且是前所未见的早期草书，因此诸家于此多有论述。有关草书的形成，裘锡圭之说可为定论。[14]即古隶孕育了草书，草书作为正式定体，约在西汉中期偏后。后来各家的观点大致相同。对草书进行全面论述的是陆锡兴《论汉代草书》[21]，文中第一次揭示了汉代草书的草写规则，共三点：一省法，有省笔画、省部件；二简法，用点，用符号；三连法，连书笔画、连书分散部件。汉代草法是稳定的，它有一个相当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又是统一的，不仅写法一致，而且可以类推，在广大的疆域内通行。东海尹湾6 号西汉墓出土了一部草书《神乌传》，草字结构合乎规范，笔画紧捷，波磔分明，是成熟阶段的草书实例。刘洪据此论述了章草的起源、结构及笔画的书写特点。[22]
汉简中有丰富的文字现象，有许多失传的特殊字形。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棨信”》）[23]疑“张掖都尉棨信”为虫书。陆锡兴（《由古奇字书艺探秘》）[24]，发现汉简长笔形状特别，有倒薤书、垂露书及悬针书。
隶变是从篆到隶，由古文字到今文字的变革。以前研究隶变主要依靠《说文》和少量的秦汉石刻资料，自然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秦汉简帛文字时代从战国后期到东汉中期，正处隶变的主要过程，而字形的多样性给隶变的全面思考提供了方便。吴白*[原字为陶的右半部]《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15]觉得，隶变的规律是不断简化，加快书写速度，所用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线为直线、改断为连、改连为断、短笔改点、省减偏旁笔画、省减部分结构、减到以一种符号代表几种形体繁复而约略近似的篆文等11项。陆锡兴在《论汉代草书》[21]一书中提出，隶变是一种讹变，草书起了主导作用，草书成分不断积累的过程就是隶变的过程。笔画方面，长曲线变为短直线，相对静止变为流动而相互依赖，形成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固定笔顺；结构方面，变繁为简，用抽象符合取代象形部件，分化当偏旁写法，使部件间结构紧密，促使形声结构固定化。这些都是在草书快捷推动下发生的变化。
利用出土的文字资料研究现存的古今文字问题也是秦汉简帛文字方面的收获。马王堆3号墓帛书出土，即刻引起专家们的兴趣。 孙贯文《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25]指出帛书有“左师触龙”，而传本《战国策》作“左师触詟”，帛书与王念孙考证相同，可知传本之误。朱德熙、裘锡圭《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说：“秦至西汉前期的隶书，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因此无论对于研究古文字还是对于研究近代文字，都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以汉帛书为例，说明《内经》中“炅”的读音，是错的。[18]当然，利用这些材料系统地解决古籍的疑难问题，涉及古籍整理的诸多方面，裘锡圭有专题的讨论。[26]许慎《说文解字》取材早不过战国，更多是秦汉，尽管有时代局限，仍不失为经典之作。段玉裁潜心40年作注，穷浩瀚文献，力求本真。陆锡兴《段注补疑》[27]尝试以汉代简帛书比较研究，考《说文》28组43字，每字引简帛分析字形，疏通字义，纠正段说谬误，补充许书的不足。
编纂出土文字的字形篇，学术界自有传统，《甲骨文编》、《金文编》早已行世。秦汉简帛字编因条件所限，起步晚，成书也晚。197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首先出版了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因为容量小，对大陆无甚影响。10年之后的1985年，日本雄山阁出版社出版了佐野光一《木简字典》，卷帙浩大，体例严谨，可惜大陆不易见到。收取字形范围，有黄文弼的罗布淖尔汉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之汉简、后出的武威、甘谷、定县、花海、上孙家寨等汉代简牍，从武帝末年至东汉中叶。字头4173个，字形兼有隶、草，字首列楷书，字末列顾蔼吉《隶辨》的隶书。每个字形-明出处。1988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李正光《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选取马王堆1号墓遣策、3号墓帛书的部分字形，加以放大，字头2000余个，重文近4000个，按部首排列，各字下不注出处，可供书法观摩之需。陆锡兴的《汉代简牍草字编》是草书专题字编，从《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新出简》、《汉晋西陲木简》、《流沙坠简》、《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罗布淖尔考古记》、《武威汉代医简》、《银雀山汉墓竹简》及江陵凤凰山、江苏邗江等汉简选取草字，并编入6种东汉砖文草字。按《说文》字序排列， 每字楷字引首，下栏列出传本《急就章》草字，每字均标明出处，并附简号。共收字头1413个，合文4个，重文约7000个。此书可供文字研究、汉简考释参考，亦可供研究草书之用。秦简字编差不多同时出了2 本同名作，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两书虽然同名，但有相当差异。前者得地利，所收范围有睡虎地11号墓竹简和木牍、6号墓木牍、青川秦墓木牍及新出的龙岗竹简木牍； 后者则仅限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前者以照相取字形，以部首排列，名字-明原简篇名、编号，举例句，加简注；后者以临摹取字形，以《说文》排列，各字下也注篇名及编号。前者正文后的附“睡虎地秦简通假字表”、“异体字表”、“误书字表”，后者的字之通假，在字-明。两书所收字头相近，前者1752个，后者1763个，所收重文大致相同。两书的问世，对秦简文字研究，皆有促进作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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