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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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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中心观”过分注重内在的观点和对外在的观点重视不够而不断遭到批评，且其在本质上也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课题和领域具有了新的探讨空间及意义。而美国学者王国斌所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提出的“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术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进入21世纪之前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转向。笔者相信，对这两次转向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扩展海峡两岸对中国史研究的视野。
一
比较史观对中国史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如既往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看出特点。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总是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比较。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是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20世纪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李文森等人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是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围绕“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展开对中国史的研究。而在中国大陆，恰如杨念群所言：“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化过程釆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而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1]。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美国逐渐发展起来一种与之相反的日益明显的趋势。在对上述三种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产生质疑和提出挑战的同时，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柯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并在80年代初加以理论阐述，称之为“中国中心观”。他声言，其明确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2](P4)。“中国中心观”的锋芒，集中指向了“传统”与“近代”两极对立的理论。柯文认为，“传统”与“近代”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用它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容易导致研究的简单化。因为“传统”、“现代”之类的概念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用这种封闭式的研究模式进行历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三种模式虽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但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看法，即采用早期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概念叙说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化的历史。而“中国中心观”的取向，力主从中国内部来探求历史的真相，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垄断地位，摆脱了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从而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打开了新视窗。
事实证明，自1984．年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以来的二十年间，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领域可谓大放异彩。部分学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运用“中国中心观”，开创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这些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柯文提出的命题，即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在美国的学者中，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中国传统制度和社会变迁因素的分析渐呈多元并举、群论争鸣的态势，构成了诸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周锡瑞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等。在中国大陆，学者重新审视和检讨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例如，针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出现的“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观点，就是在全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进而深入中国内部探究历史基础上提出的。李伯重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细致梳理和认真研究后指出，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打破了“中国停滞论”和“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以发展和内部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从方法论而言是正确的，但学术界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实只是一种情结[3](P8)，这种“情结”是国人“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和“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王家范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结”。因为“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在中国被灌输且随处应用。正是误人非浅[4]。王学典更认为，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是个标准地道的“假问题”，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的纷争产生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当时之所以有意义，“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追求”；而今，随着话语系统的根本转换和语境的巨大变迁，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5]。
“中国中心观”扭转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局面，并意欲走得更远更彻底，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便是极端的例子。姑且不论其论证是否严密、结论是否准确，仅就其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彻底性而言，恰如李伯重所言：“此书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启发。”[6]再如黄宗智等学者，号召在中国史研究中彻底抛弃西方认识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7](P168)。但是，事实上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许多具体研究中并没有如其主观希望那样彻底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学者们对中华帝国晚期“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探讨。这种善意的努力，很可能仍是受到“别人有，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情感欲求的驱使。然而，无论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的“他者”，还是置于“平等”的位置上，同样地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正如黄宗智所言：“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源于西方；所宣称的主张也都基于西方为中心的假定。”[8](P112)反过来说，难道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了的中国史研究就一定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吗?譬如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意欲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中心主义。
毋庸讳言，“中国中心观”确实具有库恩所说的的范式变革作用，但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史研究中，学者们在细致入微的研究中不断地对其加以补充和完善。中国学者吴承明就指出：“柯文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9](P331)柯文本人在面对“中国中心观”的各种评论中也多有阐发。他有三种弦外之音：其一，注重“中国中心观”意思不是不应该认真地研究外国在中国的影响，问题是用什么出发点；就是研究外来的影响，也要以中国为出发点。其二，有许多历史课题，虽然内容和中国有关系，但是不能简单描述为“中国历史”的课题，对这类课题只使用“中国中心观”的取向不行，或者要同时配合其他的取向或用其他取向代替。其三，使用不使用“中国中心观”，看你想研究什么样的课题，有些课题“中国中心观”是最合适的取向，但有的并不合适。比如所谓“少数民族”方面的研究课题[1O]。看来，“中国中心观”并不能一劳永逸。正是在对这一取向进行检验和完善的基础上，美国学者王国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指出：“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他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所以，他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他把这种比较史观发挥得淋漓尽致。序其文的吴承明评论认为：“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唯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9](P331)
巴勒克拉夫指出，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11](P149)。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人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因此，在学术界对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片叫好声中，王国斌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倾向。“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就是在全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就是探讨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究竟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王国斌主张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平等的分析框架中，也即他否定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因此，与柯文否定“欧洲中心论”不同，他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又不拒绝欧洲经验。他承认中西历史发展确实各具个性，同时又有若干共性，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不论是全盘套用或是全盘否定依据欧洲经验得出的规律和认识规范，都失之偏颇。他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12]（P3）
王国斌从完全肯定或彻底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怪圈中跳了出来。更具意义的是，他同样拒绝在“中国中心观”上存在的极端的危险倾向——中国绝对核心论，从而真正避免了比较史观中的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他在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所写的序言中说：“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好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13](P17)而这正是他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想要表达的真意。他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绝绝对判断，开拓一种新的思考境界。他在书中一再提示人们一切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用心聚焦世界历史屏幕上民族、国家间的一切异同及其似非似的轨迹，进行反复较量，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对欧洲、对中国都是如此。
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眼光的观照下，王国斌在书中提出了“对称性观点”、“前瞻性分析”、“回顾性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李伯重在书评中把它归纳为“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鼍场看欧洲(本书中称为‘对称性观点’symmetric perspectives)；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本书中称为‘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lyses和‘回顾性分析’retrospesctive analyses)。简言之，从‘西’(欧洲)看‘中’(中国)与自‘中’视‘西’结合，同时从‘今’(近代)察‘古’(近代以前)和由‘前’(先前)思‘后’(后来)并行，这种双向性的比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全面得多，科学得多。”[14]
如果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曾有力带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话，那么，王国斌的“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无疑会继续化中国史研究，同样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重大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不仅说明大视角的中西历史比较再度受到重视，同时也使中国史(尤其近代史)研究更为深入。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彭著的看法尚存歧见，但其中的比较方法极具启发性。正如有学者评论说：“该书不时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15]彭慕兰在回应文章中也特别指出：“对现代早期欧洲工作模式及时间利用方面的变化的研究和对德川时期的日本的研究，使我们得以把近世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背景中，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根本不同的当代世界的标准。”[16]中国学者中，李伯重提出的“江南模式”就是在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基础上，从中西历史的互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典范。他强调：“我提出‘江南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试图推翻我所说的那种历史研究中的‘近代的傲慢与偏见’，即将19世纪欧洲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以往历史发展的最高峰，由此俯视过去的一切。”[17](P793)围绕彭著展开的相关讨论，无疑把明清时期的中国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发生及中国近代发展何以迟滞这样重大的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当然，对这一重大问题要作出满意的答案，还应该系统地进行考察，并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但是，在对诸如“资本主义发生”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面相，背后有一个整体史观的观照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比较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斌的“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范式，能给人们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中心观”到“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追求对历史的一种细致描绘。而当前的史学需要人们努力去做的，是“在一个多学科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不同的资料，对其加以不同的解释，使过去人们的思想重新浮现出来，告诉人们更多、更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18]。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人们一直沉迷于对现代化的合理化描述，而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细腻冲突较少加以关注甚至忽略，所以中国近代史的图像显得苍白单调，变成了干巴巴的几条线索。如果将过去既成的、总体化的历史打碎成多视角下的各种片段，而后对其加以细致描绘，无疑会校正及丰富被现代化叙事扭曲的历史图景。“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同样对中国内部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对华南和华北的研究，就可以通过互为主体，既比较两个区域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进而考察各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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