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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四大古代文明起源模式的比较偶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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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复杂化，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复杂化——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与我们所说的“早期国家”有着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原始民主制”
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入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2]。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趋向与阶级分化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凝聚成功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邦的-生活当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之一，值得三思！
（2）政体的碎裂化
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那样的集权性-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大一统，-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权的晚出
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靠买进土地而实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类似苏秉琦先生所谓的“续生型”模式[3]，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是“一串腊肠、粉肠相串联的香肠模式”。
（三）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2600-1900年，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现了“城市文明”，覆盖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规划正规严谨，是经济和-中心，出现统一的文字、神话、象征符号等，但缺乏战争征服的迹象，似乎是贸易和-联盟。城墙有可能有防洪功能。Jonathan Mark Kenoyer等认为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既不是酋邦，也不是受国王或任何集权把头的控制。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等精英构成聚落的领导层[4]。宗教服务于维系城市的各种社群。
公元前1900年以降后600年间，由于河流的改道，贸易路线的废弃，原先的贸易--联盟的文明被轻而易举地侵蚀而衰落，文明中心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这时印度-雅利安人从礼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全貌远没有弄清，就目前的资料看，也可能是一种“续生型”模式[5]。
（四）中国文明的特色
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灌溉水利工程大约是社会复杂化的机制，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带的长江流域则以洪水控制体系为社会分层的机制。不论南北地区，由于社会内部分层由来已久，加上中国文明起源主要集中在东部二级台阶以下的平原地区，实际无大的地理阻隔和大的破碎地理单元，政体倾向于至少在文化区内的集权化。所以，中国文明过程更趋向于从酋邦社会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渡，不大有机会进入到两河流域式的“原始民主制”城邦。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发展空间绝对比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要宽广的多。因而中国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倾向于中心辐射型，而不是埃及和两河香肠式的模式。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命脉，贸易在古代一直未能占领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因此中国文明进程中，“城市革命”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因此中国缺乏形成古印度“城市文明”的土壤。
随着龙山时代尧、舜、禹酋邦在黄河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大平原跌落的出口上稳稳地站住脚跟后，黄河在此无法随意摆动又给黄河中游带来可预测的丰富的水利。这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和早先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因选择了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先后崩溃或原地踏步，最终促成以黄河中游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中国文明蛛网式核心辐射型模式诞生。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后，采纳大河文化心态，汇聚千流，吸纳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样优良的融合性、渗透性。开禹贡九道，将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优秀精华吸纳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国文明生生不熄。禹贡九州的分划、五服、九牧、十八岳的官僚体制充分显示出中原文明核心辐辏八方的外交型行政管理手段，同埃及内向型官僚体制迥然不同。
中国文明起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一体化后又长期地充分保留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宗教、思想、哲学等诸多方面为文明核心源源不断地提供多样化的养分，以保持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埃及、两河甚至印度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一个从诞生之日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成功的秘诀。
总之，中国的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体化的蛛网辐辏模式，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邦政体制度。
注释：
[1] H. W. F. Saggs: Civiliz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ge 21-30.
[2] 同注[1]，Page 30-41。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4] Jonathan Mark Kenoyer: Birth of a Civilization. In Archaeology, January/
February, 1998. Page 54-61.
[5] 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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