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区，中原地区陕西、山西、河南的早期铜器及冶金遗物被检测的样品数目仅有61件，这无疑是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一大缺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二里头文化铜器和冶铸遗物的研究对搞清我国夏代冶金技术水平以及与周边地区冶金技术的关系，进而探索夏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检测的样品数量较少，早期所做的分析有些需要重新考察，炉壁、炉渣和陶范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因此，下一步应加强二里头冶金技术的研究工作。
2．加强夏家店下层文化冶金技术的研究
分布于辽西地区和京、津、唐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我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分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仅有4件，内蒙赤峰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集中出土50多件铜器，此外三座店，大山前遗址也有铜器出土。对这些遗址铜器进行检测分析，对研究我国北方古代冶金技术水平以及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和影响，阐明其在华夏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的定量分析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曾对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出土铜器65件进行了定性分析，由于当时不允许对器物取样，所以进行的是器物表面带锈的分析。有的器物表面锈层较厚，有的明显锈蚀产物分布不均匀，故对这类器物表面分析的的结果往往与基体金属的成分存在差别，加之所用携带式X－射线荧光仪分辨率不高，致使定性分析的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最近，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与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26件火烧沟铜器进行了取样，正在进行定量分析。部分齐家文化铜器的检测也存在着与火烧沟同样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对其定量分析和研究。
4．加强新疆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研究
新疆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中心区域，对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进行研究，并与其相邻地区的冶金技术进行比较，对搞清新疆地区冶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目前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不少年代属于公元前第一、二千纪的墓葬和遗址，出土了大批包括铜器、铁器在内的文物，为研究新疆的古代冶金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库车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合作，重点对哈密天山北路遗址出土铜器已开始进行研究。新疆地区的研究工作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5．加强冶金遗址和矿物来源的研究
冶金遗物包括炉渣、炉壁、燃料、矿石等携带着大量的古代冶金信息，对其加强研究对搞清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水平尤为重要。但目前有关早期冶金遗址和遗物的发掘资料较少，应加强普查工作和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从而获取大量的实物证据，加以深入研究。
矿料来源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铅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测定。但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有效的方法。要解决铜器的铜、锡、铅的来源，需要加强矿源的地质调查、矿样的收集、分析，大量数据的积累等长期工作，特别是对研究方法的探索，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一大研究课题。
6．有关铜器材质分类标准的问题
根据成分和金相检验结果对铜器材质进行分类是冶金史、考古学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但对于早期铜器来说，由于冶炼条件原始，未有金属精炼技术，所以铜器所含由矿石带入的杂质元素较多，给材质分类带来一定困难。如砷铜和红铜的界限，以最低含砷量划分，至今国内外没有确切的标准。一些学者把那些公元前第4－3千纪的含有1％砷的铜器都称之为砷铜(1)(2)，把1%作为砷铜含砷量的下限。有学者认为在原始条件下冶炼砷铜，通常砷含量是在2－10％范围，2％则为砷铜含砷量下限(3)，还有的学者则依照现代工业标准，从组织和性能方面对砷铜分类(4)：砷铜（arsenic copper）含<0.1％As，低砷的铜砷合金(Low arsenic copper－arsenic alloy) 含0.1~0.5％As，砷青铜（arsenic bronze）含>0.5％As。据此，砷铜的含砷量下限是0.1％以下。可见对砷铜的判定往往是因人而异，一件铜器若含砷量在1.5％，以1％As为标准，它则被判定为砷铜，若以2％As为标准，此铜器则为红铜。若以0.1%为标准，此铜器则为砷青铜。因此不同的标准对铜器材质的划分完全不同。目前国内一般采用2％作为判断某元素作为“合金元素”的下限。无论是1％，2％还是0.1%都是人为制定的标准。
按现代金属学概念“合金元素”指有意识加入某金属中使之合金化的元素，现代铜合金中尽管所含某些组分很低，但它是人们有意识加入纯铜中的合金化元素，故都是“合金元素”。而古代的早期铜器中除铜以外的元素，如锡、铅、砷等是否是有意识加入的“合金元素”，则不能靠单纯的化学分析结果来判断。有些元素既使在早期铜器中含量很高，按现代“合金元素”的概念它们也不能称为“合金元素”。如砷（As），有学者指出含砷量达1％－3％的砷铜中砷都不是人们有意识加入的，而仅仅是使用了某些富砷矿的结果(5)。所以区分古代铜合金中的“合金元素”和“杂质元素”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按现代金属学的概念，那么应该以什么概念和标准进行判断又是需要在今后文明探源研究中解决的一个问题。
7．冶金技术的早期交流问题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和经检测分析的中国早期铜器集中于甘肃地区，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铜器最多。甘肃的地理位置在中国西北部，紧邻新疆靠近中亚，且发现部分铜器形制包含有西亚文化的因素，加之砷铜在甘肃四坝文化中出现，引起了中外学者对东西方冶金技术早期交流和探索中国冶金技术起源的热情。
目前，东西方冶金技术存在着早期交流和影响这一点在学术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冶金技术交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东西方文化历来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但并不排除互相交流和影响。冶金技术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这种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有来有往。目前，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多，而研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则很缺乏。此外，交流和影响与起源不能等同起来，因此应加强东西方冶金技术交流和影响的研究，这对探讨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另外，此问题的解决不能就冶金单独而论，应该从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和影响的整体上进行研究，才能得出较切实的结论。
三、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推进冶金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冶金技术起源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难题的解决光靠冶金史单一学科是不行的，必须加强多学科的紧密合作，才能使研究深入开展。
1．冶金史与考古学研究紧密结合
考古发掘的金属器物和冶金遗物是冶金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对冶金起源的研究更需要早期的冶金遗物为基础，在以往近30年中，冶金史与考古学的结合，使冶金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今后应更加密切结合，特别是对冶金遗址的考察和挖掘，只有冶金史和考古学研究者互相配合，才能不遗漏掉任何有用的冶金学和考古学的信息。
对已有的的分析检测数据，应进行多视角的综合分析。冶金学仅仅是一个视角，从考古学视角加以研究应大力提倡。在这方面，已有一些考古学者进行了工作(6)(7)，对冶金史研究者很有启发。要搞清中国冶金技术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脉络，必须结合铜器和冶金遗物出土的层位早晚、墓葬年代的前后细致的去研究其技术特征，才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只有冶金史和考古学研究者互相结合，共同对出土的金属遗物进行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才能使冶金起源的研究深入开展。
2．冶金史与自然地理环境、地质、矿产方面研究相结合
冶金技术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研究世界范围内冶金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发现在距今8000－3000年期间，冶金技术在世界文明发达的地区相继产生和发展起来，究其原因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古自然环境的研究表明，距今8000－3000年正是与全新世中期大致相当的时代，整个地球变得气候温和、湿润、湖沼增多、土壤变得肥沃起来，动植物生长茂盛，这就为人类创造文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大舞台(8).这种环境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两河流域，也发生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所以文明几乎同时形成于上述地区不是偶然的，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冶金术的产生也要从古自然环境变迁角度加以考虑。
地球作为一个天体，它在形成和地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地质构造与矿体。矿产资源与冶金术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地质构造复杂多样性造成中国的金属矿藏十分丰富，地表露头的矿床也较多。在那漫长的自然风化、氧化和淋滤作用下，形成易于被古人识别和冶炼的矿物，如那闪亮的自然铜和那色彩斑烂的铜氧化矿无一不是大自然赋予先民发明冶金术的财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一样，只要具备自然资源，又有较发达的制陶技术，就有可能产生冶金技术。特别是冶铜所要求的设备和技术并不高，所以很容易较早的为先民所发明。
冶金技术的产生与自然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密切关系在理念上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将冶金史的研究与古自然环境、地质学、矿床学等学科紧密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才能提供充足的论据。比如，中原地区的古自然环境是如何变迁的？气候的变化，如温度增高、雨量增加、水位的上升对矿床的风化、淋滤、富集有无影响？影响的程度怎样？中原地区的矿床分布？是否有锡矿？古代对矿产的开发情况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与冶金技术的起源有关，需要多学科结合具体深入的进行研究。
总之，冶金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需要冶金史学科与多学科结合进行综合研究。除上面提及的几方面以外，还应结合文献资料，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R.F. Tylecote: Furnaces, Crucibles, and slags,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Iron, Edited by Theodore A. Wertime and James D.Muhly,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83-185.
(2) D. Heskel and C. C. lamberg-Karlovsky: An Alternative Sequ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lurgy, Tepe Yahya, Iran,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 Iron, Edited by Theadere A.Wertime and James K. Muhly,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29-252.
(3) J. A. Charles: Arsenic and Old bronze, Chemistry and Industry, Vol.15, June, 1974, P470-252.
(4) H. Lechtman: Arsenic Bronze: Dirty Copper or Chosen Alloy? A view from the America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896, Vol. 23, P477-514.
(5) A. Hauptmann, G. Weisgerber, and H. G. Bachmann: Early Copper Metallurgy in Oman,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P46.
(6)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第173-174页。
(7)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1999年，第12期，第41页。
(8)周昆叔：“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自然环境”，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8月1－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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