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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老莱子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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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老莱子的历史真实性不容怀疑
请先看史料：
《史记·老子列传》：“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己。’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魚，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
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卫蘧伯玉，於齐晏平仲，于
楚老莱子，於郑子产。”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凡三千年左右的
历史。司马迁为了史料的真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亲自调查采访，收集传说故事；参阅了他当时所能看到的全部资料，包括皇家档案秘藏。对于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十分审慎的处理。对于当时无从考证的史料采取“疑则传疑” 的态度，绝不妄断。因此，对《史记》 写定的史料，除非有新发现或出土文献依据，是不应妄加否定的。
《老子列传》是为传世本《老子》的作者而作，因为司马迁並未见过楚简《老子》甲、乙、丙（含《太一生水》）三册，《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所转述的老聃的思想，与传世本《老子》也无多大差别。加之“老学首领战国时李耳”（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司
马迁时代还有一定影响，乡里世系甚为详备（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所以司马迁便认为李耳即是老子。
《老子列传》的内容有五部分：第一部分是主体部分，介绍老子的乡里、姓氏、主要经历；第二、三部分介绍当时所搜集到的有关老子的不同说法（包括年龄）；第四部分介绍老子的世系；第五部分介绍老氏之学对后世的影响。从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与第四部分的内容来看，司马迁认为《老子》（传世本）作者是战国时的李耳这一点，是肯定的。从第一部分中关于“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的介绍来看，司马迁的确认为李耳就是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的老子。第二、三部分中用了三个“或曰”，这是司马迁对当时无从考证的史料采取“疑则传疑” 态度的具体表现。所谓“传疑”，是传众人之疑，对司马迁来说并非就是“疑”，只不过“无从考证” 罢了。当时有人说老子是老莱子，司马迁只是传疑，依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对老莱子作了具体介绍，明确地告诉世人：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这里实际否定了关于老子是老莱子的说法。至于太史儋，司马迁没有提供新材料，“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人莫知其然否”，仅仅传疑而已。
从郭店楚墓竹简所提供的材料来看，把李耳说成是与孔子同时的春秋老子，司马迁的确错了，但他所提供的关于“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的材料并没有错，“老子修道德” 并没有错。司马迁虽然存留了“或曰老莱子” 一说，但却留下了老莱子“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 的宝贵材料，为我们正确认识楚简《老子乙》提供了理论依据。
如果说《老子列传》因历史材料的局限给后世留下了一些遗憾的话，那么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中，关于老子、老莱子的记载，却使人们耳目一新，给了后世一个准确、清晰的回答：老子、老莱子不仅是两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且是孔子师事过的两位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一位“修道德”，一位“言道家之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其所以长期争论不休，是对司马迁的疑笔的误解所致。
二、老聃辨
典籍中关于老子多有记述，不仅道家典籍有记述，儒家典籍也有记述。《庄子》中有关老子的记述凡十八见，其中内篇三见，外篇十见，杂篇五见。从内容来看，记述与孔子的交往与对话的有八见，都是记述孔子求教于老子。现摘录其要于后：
《庄子·天道》：“孔子西（观）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观）藏书，则试往因焉。’ 孔子曰：‘善。’ 往见老聃……”
《庄子·天地》：“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老聃曰：‘……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
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生，死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老子曰：‘然，
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
不止，外无正而不行。……’”
《庄子·田子方》：“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女议乎其将……’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礼记·曾子问》关于老子的记述凡四见，皆称“老聃”，其内容是回答孔子问礼。现摘其一录于后：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从以上《庄子》、《礼记·曾子问》所记述的来看，可以明确三点：其一，老子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孔子曾不只一次地问礼、问道于老子；其二，老子与孔子一样，因姓“老” 才被称为“老子”；其三，老子早年曾任周天子史官，年老退休居于沛。
1、孔子曾不只一次地问礼、问道于老子
关于孔子与老子相见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应是“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据马叙伦考证，“老子生当定王、简王之世，孔子五十一岁见老子，为敬王十八年，盖已八九十岁”⑶。也就是说，老子与孔子同时，长孔子三十多岁。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十七岁，“年少好礼”，“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史记·孔子世家》）据高亨考证，老子“因受甘悼公或甘简公（杜注：“甘简公，周卿士。”“甘悼公即过。” 过，甘简公之弟。）的迫害” 去周，此时正在鲁国。⑷ 因此孔子有机会在鲁向老子问礼，并从老子“助葬于巷党”。孔子答曾子问所说的“昔者吾从老聃” 之“昔者” 应是一佐证。第二次应是《孔子世家》所载孔子“适周问礼”。《索隐》云：“孔子适周岂访礼之时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见老聃云甚矣道之难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语也，乃既仕之后言尔。” 若孔子“适周问礼” 是十七岁，则应是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在鲁不在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老子才有可能回洛阳。以此，孔子“适周问礼” 应在鲁昭公十二年之后。另外，此次“适周问礼”的记述中有“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的交代，年仅十七岁的青年，恐尚无弟子。《索隐》所云“既仕之后” 带弟子“适周问礼” 较为合理。又，此次“适周问礼”，老子的临别赠言的核心内容是“毋以有己”，这与《庄子·天地》“夫子问于老聃” 所记述的“忘己” 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这次孔子与老子相见，孔子
应是三十多岁，老子六七十岁。地点应在今洛阳。第三次应是《庄子·天运》所记述的“孔
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五十一岁见老子，老子“盖已八九十岁”
（马叙伦），作为周守藏室史（或称柱下史）退休居于沛是合情理的。不管一个人活多少岁，
没有八九十岁不退休的。沛，今江苏沛县，在商丘东偏北，徐州（春秋宋地彭城）北偏西，
地近齐、鲁。老子学于商容可能就在这里。《庄子》又记载老子弟子阳子居、崔瞿、叔山无趾、庚桑楚、南荣趎、柏矩等，都曾南之沛学于老子。⑸ 因此，孔子南之沛见老子，其事可信。
2、老子姓老氏，名聃
司马迁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 恐不确。《庄子》中有关老子的记述凡十八见，除弟子阳子居，以及南荣趎、士成绮见老子称“老子”外，其馀十五见均称“老聃”，间或称“老子”。似应认为老子姓老氏，名聃，非李耳也。《广韵·晧韵》：“老，姓。”《通志·氏族略四》：“老氏，《风俗通》：颛帝子老童之后。《左传》宋有老佐。《论语》老彭，即彭祖也。” 与老聃同时的有“老阳子”。《左传·昭公十二年》：“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鰌。丁酉，杀献大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老阳子、庾过、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等皆甘悼公之党（见《左传》杜注）。老聃与老阳子同时仕于周，老阳子姓老氏，老聃亦然。
司马迁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这恐怕也值得怀疑。因为司马迁心目中的老子就是李耳，所谓“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应是李耳而不是老聃。至于《老子列传》中的所谓“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王邛太傅” 中的“老子”，也应该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在他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大纲》中就提出了怀疑，与孔子同时且大三四十岁的老子（老聃）的八代孙怎么可能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呢？司马迁所说的“老子”，依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乃是战国时“老学首领” 李耳。（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如是，所谓“老子” 的乡里、世系，其实都是李耳的。老聃青少年时期曾学于商容。（《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从老聃晚年居于沛来看，从齐地来的商容（《管子·小匡》：“商容处宋。” ）很可能就在沛（沛近齐地，是宋出入齐的必经之地）聚徒讲学。沛，是老聃青少年时期求学的地方，也是老聃晚年居住的地方。疑老聃为春秋宋国沛人。
3、李耳、太史儋、老聃（聃，读为儋）实为一人
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言道德之意五千言”，明显地是指传世本《老子》。这位“去” 周、“至关” 的老子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无疑。郭沂认为这位“去” 周、“至关” 的老子不是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老聃，而是《老子列传》中所言“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实百一十九年”） 见秦献公（郭沂认为“秦献公” 乃“秦孝公” 之误）的周太史儋。郭沂的意见是以郭店楚简《老子》的存在为前提的。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前，人们不知道还有楚简《老子》，加之楚简《老子》全部溶入传世本《老子》中，原创者老聃的思想与后起道家的思想混在一起，因此它的作者也使人感到不可捉模。司马迁写《老子列传》，他只知有传世本《老子》（即“言道
德之意五千言”），他写的是传世本《老子》作者的 “列传”，而不是老聃的列传。这是因为司马迁并不知道还有楚简《老子》。但是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没有忽视老聃的
存在，他客观地选用了“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的材料。由于受《庄子·天下》作者的影响，认为老聃就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又是李耳又是老聃，一本书不可能既是李耳写的，又是老聃写的。于是在《老子列传》中李耳、老聃便成了“姓李氏，名耳，字伯阳，
谥曰聃”的一个人。《庄子·天下》是一篇对战国时期我国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所出现的学术思想百家争呜的概述。沙少海《庄子集注》引谭戒甫先生综合天下治方术者（分）：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合）古之道术。其中
关尹、老聃为第四家，关尹“主之以太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关尹之“太一” 见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老聃之“常无有”见于传世本《老子》（不见于郭店楚简《老子》）。这说明三点：其一，战国时期（《庄子·天下》问世之前）“太一” 学说、“常无有” 理论是战国早中期道家思想的主流；其二，老聃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与关尹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尹与老聃看不出有师承关系，关尹的学术地位似乎高于老聃。其三，李耳这时尚未出现，太史儋也没有名字。李耳、太史儋都曾为周太史（守藏室史），一个被后世称为战国时的“老学首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个被认为是传世本《老子》的真正作者（参见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为什么《庄子·天下》在战国
早中期学术思想百家争呜的概述中，却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提一下？不仅如此，《汉书·艺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也没有李耳、太史儋的名字。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历史上没有这两个人，或者说道家学派没有这两个学者，或者说是两个不足挂齿的小人物；二是李耳、太史儋与老聃（与关尹并提的老聃）原本就是一个人。就历史事实看，第一种可能是不存在的，只有第二种可能。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与关尹并提的“老聃”之“聃”，则应读为“儋”（聃、儋，古音韵相同，同为舌头音，音近义通）。如是，《老子列传》中的“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之“聃” 亦应读为“儋”。如果将《老子列传》中“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的材料去掉，便成了真正的传世本《老子》的《老子列传》了。
从上面的辨识中，可以认为老聃（姓老氏，名聃，春秋宋国沛人）是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老子，其代表作为楚简《老子甲》。李耳、太史儋、老聃（聃读为儋，与关尹同时）实为一人，是战国时期的老学首领，其代表作是传世本《老子》。
三、老莱子辨
典籍中关于老莱子的记述不多。除《史记·老子列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外，仅有下列记载：
《庄子·外物》：“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脩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 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 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骜，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知两忘而闭其所誉。反而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历。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
《战国策·楚策四》：“或谓黄齐曰：‘人皆以谓公不善于富挚。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
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今富挚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两尽也。谚曰：见君之乘，下之；见杖，起之。今也，王爱富挚，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尸子》卷下：“老莱子曰：‘人生天地间，寄也。’ 寄者，固归也。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亦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国无道，处贱不闷，贫而不乐，盖老莱子之行也。”
《史记·老子列传·正义》引《列仙传》云：“老莱子，楚人。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葅芰为食，垦山播种五谷。楚王至门
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曰：‘乌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
从以上《庄子》、《战国策》、《尸子》、《大戴礼记》、《列仙传》所记述的来看，也可以明确三点：其一，老莱子也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孔子曾问“业” 于老莱子；其二，老莱子不姓老氏，与“老子”之称无关；其三，老莱子以隐和孝著称于世。
1、孔子曾问“业” 于老莱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孔子之所严事……於楚老莱子” 的具体记述，典籍中仅见《庄子·外物》一例。不过就此一例也足以说明孔子与老莱子的关系十分密切，实际来往并非仅此一次。孔子这次见老莱子不是有准备的专访，而是邂逅相逢。老莱子是位隐者，居无定所；也许因为其他原因，老萊子迁徙新居后，孔子还不得而知。所以这次孔子见老莱子，是老莱子弟子“出薪” 遇见孔子回报后，老莱子召见孔子的。老莱子的弟子并不认识
孔子，但老莱子仅凭弟子对所遇见的人的外表的描述便知“是丘也” ，这至少说明老莱子
不是第一次见孔子，或者说过从甚密。一般来说，客至，主请，正式谈话前总免不了寒喧几句，或者客人先致问候。然而，孔子见老莱子，却是主人先说，而且是以训导的口气要对方如何如何才“为君子矣”。这正是十分亲密的师友之间的见面和交谈。从谈话内容看，孔子和老莱子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孔子主张修圣德，以“仁” 治天下；老莱子主张修“道”，以“清静（清廉恬淡）为天下定”（郭店楚简《老子乙》第15简）。在治世必须先“进”（修进）这一点上，孔子与老莱子存在共识，两人的治世思想也有互补性。所以孔子请教老莱子，自己所学圣迹业行是否可得脩进而为世用（“业可得进乎”）。老莱子并不反对孔子的以“仁” 治天下，但觉得以“仁” 治天下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老莱子说：“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郭庆藩注：“一世为之，则其迹万世为患，故不可轻也。”）老莱子认为“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郭庆藩疏：“反于物性无不伤损，扰动心灵皆非正法”）。他主张“治人事天” 、“清静为天下定”（郭店楚简《老子乙》第1简、第15简）。
2、老莱子不姓老氏
老莱子其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除司马迁《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 的疑笔以外，典籍中对老莱子并没有什么怀疑。其实，司马迁并不同意“老子”是老莱子的说法。司马迁说“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就是证明。前面已经交代，《老子列传》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的“列传”，也就是“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 的那位“老子”的“列传”。如果司马迁同意说“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 的那位“老子”就是老莱子，他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说什么“老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之类的话呢？这分明已告诉读者，老莱子另有他著，其学是“言道家之用”，与“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的那位“老子”不能混为一谈。前面也已经交代，“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战国时老学首领李耳，不是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老子。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老子姓老氏，名聃，疑为春秋宋国沛人。老莱子是春秋楚人，当然不能说老聃就是老莱子。
老莱子前面也有个“老”字，老莱子是不是姓老氏呢？沙少海《庄子集注》引毕沅说：
“老莱子本为莱子，而以寿考称老莱子。”《文选·孙绰〈天台山赋〉》注引西汉刘向《别录》：
“老莱子，古之寿者。”《荆门直隶州志》引《列女传》称老莱子“孝养二亲，七十作婴儿戏，
斑舞诈跌，弄雏亲侧，博亲一笑。”看来说“以寿考称老莱子”应是持之有据，不是妄说。如果说“老莱子本为莱子”，那么老莱子应该姓莱氏。据《通志·氏族略二》载，古有莱子国，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齐灭莱，子孙以国为氏。老莱子不是齐人，是楚人，疑“莱” 即“赖”。《路史》曾说“赖乃莱也。” 春秋时期有“赖国”（氏族方国），在今湖北随州市稍东而北。《春秋左传·昭公四年》：“楚子（楚灵王）以诸侯伐吴……灭赖……迁赖于焉。”疑老莱子姓赖，随族人于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迁至鄢。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楚惠王元年（公元前488年），楚迁都鄢（今湖北宜城）。《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孔子来。” 依此，孔子当于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回鲁国，时年六十八岁，在外十四年，曾至卫、宋、陈、蔡、楚等国。孔子于楚惠王三年（公元前486年）在鄢郢见楚惠王。在鄢郢的郊外（或远郊）见到老莱子，此时，孔子六十六岁，老莱子约七十三岁（据何浩考证，楚昭王末年老萊子年近七十岁）。这种年龄差异，与《庄子·外物》所记老莱子对孔子的态度相合。
3、老莱子以隐和孝著称于世
老聃与老莱子，同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大动荡的春秋时期，老聃“修道德”，主张以“道”治国；老莱子“言道家之用”，主张以“道”修身。“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是两
人的共同特点。不过，老莱子的“隐”更表现在行动上。老聃曾任周“守藏室史”（史官），
是后世所说的“隐朝市”的“大隐”；老莱子却“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是后世所说的“隐陵薮”的“小隐”。
老莱子为什么“逃世”？“逃世”是因为“当时世乱”。老莱子是楚人，所谓“世乱” 当指老莱子随族人迁鄢以后所见到的楚灵王及以后的楚王的霸政和征战。楚灵王的贪婪、反复无常，楚平王的昏庸、丧心病狂，以及吴灭楚、秦救楚的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楚惠王八年（公元前481年）孔子见老莱子五年后，楚公室发生“白公之乱”，使年迈的老莱子受到极大的冲击，致使他离开鄢地，“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老莱子的“隐”，并非厌世，而是对楚灵王及以后的楚王霸政的批判。如果楚王能放弃霸政，也许老莱子会是另外一种态度。《古列女传》载，楚王驾至莱子之门，“王曰：‘寡人愚陋，独守宗庙，愿先生幸之。’老莱子曰：‘仆山野之人，不足守政。’ 王复曰：‘守国之政，孤愿变先生之志。’老莱子曰：‘诺。’”这里的一个“诺” 字，既表明了老莱子“隐” 的矛盾心情，也揭示他“隐”的批判霸政的时代特征。老萊子的“隐”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老莱子的“隐” 是一种爱身、自重的表现。郭店楚简《老子乙》第5至8简：“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亡身，或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託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以举天下矣。”“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是受外部精神性事物奴役的结果，是一种丧失自我的表现，也是人的“真”、“朴”的一种异化。如果人不重视身外的荣辱得失，而是“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便是保持人自身的“真”、“朴”。老莱子的“隐”， 就是“爱身”、“自重”，是为了保有自己的“真”、“朴”，是对异化的对抗。
老莱子是以“斑衣娱亲”著称的孝子。《艺文类聚》引《列女传》云：老莱子“作婴儿自娱，着五采斑烂衣裳，取浆上堂，跌扑，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雏鸟于亲侧。” 年逾古稀的老莱子的这种“孝”，有别于帯有伦常意义的“父慈子孝”之“孝”，而是一种人性复归
于朴的“纯孝”。老莱子的这种“孝”，一方面是对春秋末期代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霸政所带
来的社会伦理败坏的批判，一方面也表达了自由民和小生产者对社会伦理的理想追求。这种“孝”，同无私的母爱、父爱一样伟大，是劳动人民所追求的，是剥削阶级内一切有“良知” 的人们所羡慕的。
注：
⑴郭 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北京：哲学研究1998.7.
⑵参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5.
⑶见任继愈《老子新译·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
⑷见《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1
⑸参见邹旭光《沛老子学派探颐》.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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