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的發現對於學術史研究是一件大事，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儒家學者對於《詩經》最早的較系統的詩義解說。它無疑是兩漢經學中對《詩經》進行*解說的淵源和基礎，對於我們重新認識先秦儒家詩教的傳承和影響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詩論》公佈後，已有不少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在此我想就其文獻學的幾個問題略談幾點認識。

《詩經》作爲我國最早的詩歌選集，從傳世《毛詩》看，其編集者根據其內容特點是分爲《風》、《雅》、《頌》三個大的類別的。根據先秦文獻，至少早在春秋時期，《詩經》已經有固定的分類編排順序。對於今本《毛詩》中《風》、《雅》、《頌》的分類編排順序，前人並無懷疑，但在《詩論》發現後，學者間有人提出了異議。例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中就曾著意指出：“第二簡辭文先概論《訟》，再論《大夏》，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