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北方长城地带内居民迁移的趋势

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包含了羌、狄、山戎、貊等，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较一致的文化带，除因生业上的一致性外，还有文化上彼此交融的一面，而文化交融有一部份是由人群的转徙造成的。
夏代以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引发人群迁徙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据邵时雍、刘海坤对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的研究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原属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而到距今3000年时，干旱荒漠草原高原盆地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扩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以东，浑善达克沙地以西，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移到内蒙古高原的东部及其以东的一些地区[1]。因此，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的原居民逐批转徙到更有利于生业的地区，是自然的事。大的趋势除了向南，向东也是很重要的取向。因为这里还有人文地理的影响。像陕南、晋南等地早已人口稠密，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程度上都较低，又没有占明势优势的武力，其转徙也就只能在童恩正所说的“新月形地带”[2]中进行。
本文第一节中已谈到，辽宁彰武平安堡高台山文化墓葬中的人骨标本属于的古华北类型，正表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居民早有向东方迁徙的迹象。从文化现象看，夏代是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成分向东方传布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时期。田广金、郭素新早已指出过朱开沟第一段遗存就存在的带纽圆腹陶罐以及朱开沟三期遗存的“蛇纹鬲”向东方传布的现象。[3]后来李水城又就蛇纹鬲的问题作了详细的专题研究，他认为不能排除蛇纹的装饰手法起源于更西面的马厂、齐家陶罐之可能，但肯定了蛇纹鬲是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向东段传布的[4]。
1991年韩嘉谷提出了北方长城地带的花边鬲问题，在考古界产生颇大的影响[5]。该文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