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西突厥与拜占廷金币的东来 |
 |
|
|
频繁的往来，相反，金币的稀少恰好说明双方的交往是很不确定的。
有限也好，稀少也罢，拜占廷金币在中国的出现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些异域奇珍的来龙去脉，本文只想根据前人的研究略做辨析，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唤起更多学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编目引出的问题
中国所出的拜占廷金币中包括不少的仿制币，这一特征早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93年宁夏固原博物馆的罗丰先生讨论了这些仿制金币的情况，1996年他又进一步推测这些仿制币可能是中亚的粟特人为了国际贸易的需要制造的。[4]2001年底，康柳硕先生发表了《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廷金币综述》，[5]详细讨论了仿制币的判断标准，并且按照纪年的先后对大部分金币进行了鉴别。
至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在比较了真币和仿制币的纪年，埋藏时间，墓主身份等相关情况后，笔者感到，有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根据前述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中国所出的拜占廷金币实际上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在君士坦丁堡冲压的真正的拜占廷金币（索里得Solidus）。它们制作精美，铭文清楚完整。重量为4．4—4．54克。其二，仿制的索里得（imitation of Solidus），图案比较清晰，可以判定出仿制的原型，应该同原型的年代相去不远，重量和索里得相当，很可能是同索里得一样的当成钱币使用。其三，钱形金片或金饰片（bracteate，bractea），单面打压，本身很薄，重量在2克以下。只有正面图案，而且图案比较模糊，大部分铭文变形得难以辨认，说明冲压用的模具也是翻刻的，很难判定它的原型或年代，也很难判定它是否有钱币的功能。
以往的编目已经明确了三类金币的不同之处，但是没有按照这个标准分组排定这些不同的金币，相反，分类的标准是钱币的纪年或出土地点。一旦按照这个标准将金币分成三组之后，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三组金币的出土地点，埋藏时间，墓主身份等相关因素存在着种种的差别，这说明它们的来源，流入渠道和用途有很大的不同，
让我们首先看看第一组真正的拜占廷金币。这些金币的埋藏时间起于北齐武平八年（576），止于唐武德四年（612），既6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全部出土于墓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这些墓葬出土的金币都不止一枚，最多的是宁夏固原北齐柱国大将军田弘墓，出土了4枚金币。陕西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和唐贺若氏墓各出土了一枚金币，[6]但是考虑到独孤罗和贺若氏是一对夫妇，俩人的墓穴毗邻，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座墓葬的金币放在一起讨论。这些墓葬的主人全是出身高门的皇亲国戚。至于出土地点，除了固原位于河西边陲外，其他的墓葬都位于当时的统治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元6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金币已经进入中原地区。
第二组金币的埋藏时间大体从北齐末年延伸到唐开元年间，既公元6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金币出土于墓葬，也有个别的金币出土于窖藏。这些金币的主人不以地位的显赫突出，但却表现出统一的种族特征，大部分墓主属于昭武九姓，这或许进一步证明了罗丰先生的推测，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可能是仿制拜占廷金币的主力。金币出土的地点比较分散，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和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地的出土居多，此外，河南龙门，陕西西安，辽宁朝阳等地都有出土。
第三组金币的埋藏时间也大致上处于北朝晚期到唐代，全部出土于墓葬，特别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这组金币的出土资料非常零散，目前我们还无法归纳出普遍性的特征。从阿斯塔那墓地的情况来看，这些钱形金片多发现于死者的口中或头部附近，或许同这一时期当地的葬俗有关。
第一组金币的出土情况表明，真正的拜占廷金币流入中国的时间集中在公元6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这一狭窄的时间段内，如果进一步分析第二组仿制币的情况，我们就会对这个时间段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同样是皇亲国戚，但是，到了开元(713-741)年间，玢王李守礼的收藏也只能是一枚翻刻自伊拉克略皇帝（610-641）索里得的仿制品。显然，8世纪中叶中国境内的真品金币已近绝迹。再者，从仿制币的纪年来看，作为仿制原型的拜占廷金币全部是伊拉克略皇帝（610-641）之前制造的。我们将拜占廷金币和仿制品放在一起进行编年，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拜占廷金币的纪年集中在列奥一世（445-474）到伊拉克略（610-641）诸帝时代，既7世纪中叶之前。这个结果同中亚发现的拜占廷金币的编年是一致的。в.и.克甄科娃提到，中亚境内的出土的拜占廷金币和仿制品包括三个类型，最早期的是5到6 世纪的罗马拜占廷钱币。第二组是查士丁一世(527-565)时代的索里得和仿制品，来自古塔拉兹的塔拉斯遗址(Taras),土库曼的格亚乌尔-卡尔(Giaur-Kal)遗址和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呵伯的霍基·达尼阿尔墓。第三组包括莫里斯皇帝（582-602）和伊拉克略皇帝（610-641）的索里得和仿制品。[7]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姜伯勤先生发现，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吐鲁番地区的随葬衣物疏中常见金钱的字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这段时间拜占廷金币曾经流行于鞠氏高昌。[8]
为什麽流入中国的拜占廷金币集中在公元6、7世纪这个相当狭窄的时间段之内？究竟是谁，出于什麽目的将这些金币带入了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的起点。
二．一件有关“金钱”的吐鲁番文书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吐鲁番出土文书（大谷文书）中，有一件标号为大谷1040的文书的背面记录了这样几行字：
1． 头六世书后作王信金钱一文。
2． 迦匕贪旱大官作可顿信金钱一文，作王信青马一匹、书一卜、绫二叠（二/三）。
3． 酒一驮、面六斛、禾半六斛、面一六斛。
这件文书的题目被编定为《高昌年次未详（6世纪后期或7世纪前期）头六世等书信信物入历》，[9]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一下文中“金钱”二字的历史内涵。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国际贸易包括了三种标准通货：拜占廷金币，萨珊银币，唐朝铜钱，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世纪阿拉伯币制建立为止。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在唐朝设立西州之前，萨珊银币及其他西域银币长期充当当地的通货，对此，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10]但是，在大量的出土文书中，这些银币被统称为”银钱”，并没有所谓的波斯银币或其他的专门称谓。这说明高昌地区的币制深受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一时期，地方政权铸造的各类银币大都仿效萨珊银币，因此文献中没有必要将它们分门别类。以此类推，大谷文书中的金钱应该是指拜占廷金币。我们从考古发现也可以看出，中国出土的四十余枚金币中，绝大多数的仿制币以拜占廷金币为原型，唯一的例外是宁夏固原唐代史铁棒墓出土的仿萨珊式金币。[11]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书中的官名和人名。姜伯勤教授最先指出，这件文书中的“头六世”很可能是“咄陆设”的另一种写法，并将其比定为“乙毗咄陆可汗”，既贞观年间活跃于高昌地区的西突厥欲谷设（又称乙毗设）。[12]据《通典·突厥传》记载，“别部领兵者谓之设”。至于“头六”，汉籍中又作“咄六”，“都陆”，当是突厥部落的名称，早在六世纪已经出现在文献中。《旧唐书·突厥传》载：“思摩者，颉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设。” 《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杂有都陆及奴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由此来看，头六（都陆）乃是西突厥各部落中较有实力的一部。根据姜先生的研究，公元六、七世纪之间有三位西突厥可汗的名字同“头六”有关，其一为达头可汗的儿子都六，[13]其二为泥孰可汗，[14]其三为欲谷设。[15]不过，根据同一时期汉籍的行文来看，头六世（设）的称呼更可能同西突厥五咄六部落相关。
《旧唐书》卷194下记载，
“俄而（635年）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厢号为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五咄六部落居于碎叶已东，五弩失毕部落居碎叶以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
西突厥分为十姓部落，表明可汗的权力被削弱，各部的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大都独立行事，甚至决定可汗的废立。《通典·突厥传》记载，
“明年（开元三年，715年），十姓部落左厢咄禄啜（头六世），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俱来朝见。”
由此可见，高昌文书中的“头六世”很可能是指西突厥五咄六部落的首领，他把一枚金币附在书信上作为“王信”。
文书中的第二个名字是迦匕贪旱大官，迦匕似乎可以同汉籍中的“夹毕”对应。《旧唐书·突厥上》记载：
“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勤，终不得典兵为设。”
夹毕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皮囊（Ka:b），引申为“亲属”。芮传明根据上文的史料，考证了这个词的含义，认为它指“（与王族）粘亲之族”，既“疏族”。[16]贪旱是突厥人的名字，如贪汗可汗。大官应该是突厥官职“达干（达官）”的对应。达干往往由可汗的近臣担任。《旧唐书 ·突厥传》记载：
“（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卒，诏其国人葬之，其旧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自刎以殉。浑邪者，颉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颉利初诞，以付浑邪，至是哀恸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胡禄达官是颉利可汗的母亲的亲信，而大谷文书中的“迦匕贪旱大官”是同可敦的书信联在一起的，所以他很可能是可敦的近臣。
总之，这件文书告诉我们，在公元6、7世纪之间，西突厥的部落首领和可敦发给鞠氏高昌王朝的信件附带两枚拜占廷金币作为信物。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金钱”的文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并非仅仅上述的一件。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号墓所出《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 （647年）中提到“ （鞠）绍贞将信金钱二文（银）问语阿兄”，[17] 同一时期当地的随葬衣物疏中也经常出现“金钱”的字样，这些文书向我们展示了当时高昌地区使用拜占廷金币的情况。同有关“银钱”的大量文书相比，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拜占廷金币及相关的仿制币并非当地的主要通货，相反，他们或做信物或为冥财，文化意义远大于经济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谷1040文书显得尤为重要，它反映了拜占廷金币流入高昌的渠道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与将金钱同国际贸易相连的常识性推断相反，至少有部分金币通过西突厥贵族同高昌王室的外交往来流入当地社会，它们不再是流通的货币，而是“王信”，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三．索里得的东来：从皇城到草原
出产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家造币工场的索里得，竟在公元6、7世纪之间出现在西突厥首领的手中。这不-我们思索下面的问题：公元6至7世纪拜占廷同西突厥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金币是通过什麽途径从地中海岸的巍峨皇城流入欧亚内陆的茫茫草原？
公元6世纪的时代，拜占廷帝国的心腹大患是西亚的老大帝国萨珊波斯王朝。萨珊王朝掌握着西亚最重要的农业地区伊拉克，以及富庶的里海南岸和伊朗高原。从公元502年开始，拜占廷和萨珊波斯之间的战争持续了整个世纪，双方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西突厥进入了拜占廷帝国的视野。
公元6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西突厥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同昔日的盟友萨珊波斯交恶，在粟特人摩尼亚赫（Maniach）的鼓动下，可汗派遣以摩尼亚赫为首的使节团，绕道北高加索地区，于567年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将丝绸直接销往拜占廷帝国。查士丁二世（565-572）向突厥使臣展示了本国生产的蚕丝，表明他对东方丝绸的需求并不象突厥人期望的那麽大。但是，对于罗马人的皇帝来说，突厥来访的战略意义不容忽视，正象摩尼亚赫所说，突厥人愿意同罗马人结成攻守同盟，将那些侵逼拜占廷领土的敌人一一消灭。由此，拜占廷帝国同西突厥帝国成为盟友，从568年到576年，至少有5个拜占廷使团来到西突厥的汗廷，这些使团回国时又有相当数量的突厥使节随行至君士坦丁堡。因此，当瓦伦丁（Valentinus）于576 年从君士坦丁堡启程时，共有106个突厥人随行回国。[18]
576年之前，拜占廷违背盟约接收了突厥人的敌人阿哇尔人，双方的盟友关系因此受到破坏，瓦伦丁在汗廷倍受冷遇，此后，双方的关系走向低潮。
但是，西突厥、拜占廷两国同波斯的矛盾始终存在。在中亚，西突厥同波斯的军事冲突也日趋激烈，588至589年间，西突厥军队进攻波斯属地巴达吉斯（Badhaghis）和赫拉特（Heart），被波斯大将巴兰姆（Bahram）击败。597至598年波斯军队讨击厌哒和贵霜，西突厥援军渡过乌浒河，击败了波斯大将斯姆巴特（Smbat）。在西亚，拜占廷莫利斯皇帝（582-602）同波斯皇帝库萨和（Khosrou，590-628）保持友好联系，双方的战事一度平息。但是，随着莫利斯被福卡斯（Phocas，602-610）篡位杀害，库萨和以为莫利斯报仇为名开始了新的进攻。614年，波斯对拜占廷的进攻达到了高潮，波斯军队攻占了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将供奉在城中的圣物十字架掠走。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伊拉克略皇帝（611-641）决心同波斯人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情势下，西突厥和拜占廷又在波斯战场上走到了一起。拜占廷史家狄奥法尼斯(Theophanes)记载了两军在626至628年之间共同对波斯作战的经过。
“现在可萨人（Khazars，在7世纪前半期是西突厥的属部）穿过里海的门户进攻波斯，既Adraigan （阿塞拜疆？）的土地。他们的统帅名叫Ziebel，其地位仅次于突厥可汗，他们横越这片土地，将波斯人俘获为奴，烧毁城镇和村庄。伊拉克略皇帝从Lazica（黑海东南岸）出发与突厥人会合。Ziebel看见伊拉克略皇帝就跑过去迎接他，亲吻他的脖子，向他致敬。所有突厥战士五体投地，仰面朝天，向皇帝致敬。这种礼节未曾见于任何我们所了解的异族。同样，他们的首领爬上岩石以同样的方式向皇帝致意。Ziebel也带他年少的儿子来见皇帝，他很高兴能与皇帝交谈，因为他惊奇地发现皇帝是多麽庄严和智慧。Ziebel挑选了4万名勇敢的战士作为皇帝的援军，自己则返回突厥人的国土。”[19]
西突厥和拜占廷联合进攻波斯的事件也见于亚美尼亚史家Movsés Dasxuranci的记载。[20]Movsés提到突厥统帅的名字是Jebu Xahan，他的儿子名为Sâd。Jebu Xakan 是否就是中国史籍中的统叶护可汗，自沙畹以来西方的突厥学学者们一直对此莫衷一是。[21]但是，公元7世纪初期拜占廷和西突厥在波斯战场上结盟确是不争的事实。
在Movsés的笔下，伊拉克略皇帝为了能够获得突厥人的支持，不惜以重金相许。
“他对一名叫安德烈（Andrē）的聪明能干的贵族进行指导和训练，然后派他（到达汗廷），皇帝向突厥人许诺无以计数的财富。他这样说：‘如果他们真心帮助我的话，我这方面将满足这些野兽般的，热爱黄金的辫发民族的贪欲。当北方之国的副王Jebu Xakan，他在王国中的地位仅次于国王，听到这个许诺，想到未来来自拜占廷的大量礼物和征服波斯属下的那些国家时的战利品，于是热切地答应了这件事。”[22]
拜占廷帝国究竟送给西突厥人那些礼物，现存的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上文可以看出，突厥人被罗马人视为热爱黄金的民族，同一时期，金币又是拜占廷帝国送给另一个草原游牧民族阿哇尔人的主要礼物。公元6世纪中叶，阿哇尔人迫于西突厥人的军事进攻，西迁至拜占廷边界，不断骚扰边境地区。574年底，拜占廷的将军提比略被阿哇尔人击败，此后，帝国同阿哇尔人缔结和约，每年送给阿哇尔人8万索里得金币，正是由于这个和约，西突厥同拜占廷人的同盟关系宣告瓦解。574年之后，拜占廷帝国一直依照条约将年贡送给阿哇尔人的白安可汗（Baian Kaghan），据米南德记载，579年阿哇尔人的使节塔吉提乌斯（Targitus）到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八万索里得的年贡，他用其中一部分金币购买了一些物品，连同剩下的一起交给了白安可汗。[23]582年到584年，迫于阿哇尔人的军事压力，拜占廷帝国的年贡一再提高，达到了12万索里得。到了伊拉克略统治的时代，为了能够在攻打波斯帝国的时候保证后方稳固，伊拉克略皇帝更将年贡提高到了20万索里得。[24]阿哇尔人被突厥人视为奴隶，许多东西方学者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突厥人的夙敌柔然。从拜占廷史家的记载来看，他们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风俗同突厥相差无几。[25]既然阿哇尔人从拜占廷帝国得到的年贡是金币，我们有理由推测，伊拉克略皇帝许诺给西突厥可汗的“黄金”也就是索里得金币。
四．恺撒的头像与可汗的黄金
索里得虽然身价不菲，但到底也只是用于交换的货币。它为何在西突厥统治者的手中实现了从“金钱”到“王信”的转变，这背后的原因颇耐人寻味。
拜占廷钱币学家菲里普·格瑞森在他的名著《拜占廷钱币学》中这样论述了索里得的功能：
“钱币是由国家权力发行的，也惟有这个权力可以将适当重量和品相的金属转换成被法律接受的不同面值的货币。由于货币在人群中广泛地流通，它们又被用来表现皇帝的形象，此外，它还成为传达帝国政策的工具，特别是关于皇位继承的信息。钱币上的铭文更是担负着同样的责任。但是，在一个文盲居多的社会里，铭文反而不如图像那样易于理解。”[26]
可见，索里得不仅仅是“金钱”，它在帝国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做法秉承了希腊罗马钱币的传统，但是，到了拜占廷时期，钱币上的图形被简化成三个要素：统治者的形象，基督教的标志和面值符号。钱币上的帝王形象是由当朝的皇帝本人确定的。例如，福卡斯皇帝(602-610)一改四五世纪金币上的固定的皇帝形象，而将自己的肖像直接搬上了钱币的正面。[27]不过，皇位继承人的形象出现在金币之上，尤其显示了索里得的宣传作用，因为，随着货币的流转四方，帝国内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臣民都可以了解皇帝选定的继承人的名字和形象，这样，未来的统治者尚未登上宝座，他的地位和合法性已经借助帝国的货币表露无疑了，难怪拜占廷钱币被史家称为“权力的肖像”。
拜占廷钱币学家们普遍认为，7世纪之前帝国内虽然存在着物物交换，但是总体上保持着货币经济，在大城市中更是以货币交换为主。[28]由此可见，帝国内的臣民有很多机会熟悉这些印有皇帝头像的钱币。《新约》中的一段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普通人民如何看待这些钱币：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麽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麽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就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了就希奇，离开他走了。（《马太福音：22》）
耶稣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期的犹太人，但是，这段描述适用于公元6、7世纪时拜占廷帝国的货币情况。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前，拜占廷帝国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城市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罗马帝国时代的繁荣，因此，对于帝国境内不同民族的居民而言，钱币无声地向他们显示着罗马皇帝的权威。然而，罗马钱币不仅在境内广为流通，在境外也名声遐迩。拜占廷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518-527）统治时期，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他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记述了这样一件有关拜占廷金币的海外奇遇：
塞勒第巴（Sielediba，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地区的中部，盛产红宝石（hyacinth）。此地和各个商港都有贸易往来，本身也是一个大商港。有天，有位在这一地区从事贸易的商人——名叫苏帕罗斯（Sopatros）——我们知道他死于35年前，为了生意来到塔普洛班（既斯里兰卡，译者注），有一艘波斯船刚好也在这里靠岸。当来自阿都里斯（Adulis）的商人们下船的时候——苏帕罗斯就在其中，来自波斯的商人们也下船了，其中有个年老的波斯人。于是，同往常一样，海关官员们向他们问好，把他们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款待他们，接受他们的敬意，然后让他们坐下，问到：“你们的国家和物产是怎样的？”商人们各自做了一番回答。过了一会国王又问：“两国的国王哪个更强大，更有权势呢？”波斯人跳起来说：“我们国家的王最有力量，最伟大，也最富有。他是王中之王，凡他想要的，都能得到。”这是苏帕罗斯却沉默不语。于是，国王问到：“你呢，罗马人，为何一言不发？”苏帕罗斯回答到：“那人已经说了那麽多，我还能说些什麽呢？不过，如果您想了解真相，您面前就有这两位国王，您可以自己比较以下，看看那一个更强大？国王听了这话，觉得莫名其妙，他说：“你这是什麽意思，我面前哪有两个国王？”苏帕罗斯答到：“您拥有两国的钱币，我们的索里得和他们的德拉克麦（drachma）,您可以比较两个国王的形象，然后就可以了解真相。”国王很赞赏这个提议，于是命人将两国的钱币送到面前。索里得由纯金打造，闪闪发光，非常好看，因为只有这些被挑选出来的金币才在当地流通。而德拉克麦，简而言之，只是一个银片而已，根本无法同罗马的金币相比。国王将两枚钱币翻来覆去，观察良久，他毫无保留的赞扬索里得，说道：“信矣，强大，辉煌而又智慧的罗马人。”他命人用对待贵客的礼仪接待苏帕罗斯，将他放在大象之上，巡游全城，并击鼓表示对他的敬意。“[29]
显然，在帝国内外，索里得的价值已经超出了经济范围，它向人们展示着由上帝授权统治基督教世界的皇帝的肖像，这个基督教帝国屹立于地中海东岸，挡住了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蛮族浪潮，与东方的老大帝国萨珊波斯并驾齐驱。简而言之，索里得就是辉煌了数世纪之久的罗马文明的象征。
就在科斯马斯完成《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的半个世纪之后，西突厥的使节到达了拜占廷帝国。借助希腊史家的记载，我们了解到，公元576年拜占廷使节瓦伦丁迫于西突厥首领Touxanth的压力，在室点密可汗的葬礼上屈从突厥风俗，割面表哀，这一举动所蕴涵的意义非同小可，如此辉煌强大的帝国也向突厥人低下了头颅。因此，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这一场面依旧留在突厥民族对祖辈光荣的追忆中：
“当上方蓝天，下方褐土初创之时，人类亦在二者之间生成。在众人之上，我的祖先土门可汗与室点密可汗成为君主。他们成为君主之后，便组织和治理着突厥人的国家和体制。……他们弃世而去了，作为送丧和哀悼的人，有来自东方，即日出之方的莫离人，尚有叱利人、汉人、吐蕃人、阿拔人、拂林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鞑靼人、契丹人和地豆于人等。这学多民族前来送丧和哀悼。他们就是如此著名的可汗。”[30]
正是因为索里得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拜占廷文明的象征物，因此，它才会身价百倍，同突厥统治者的信笺一起出现。当然，这种转变还有它的内在逻辑，那就是黄金在突厥文化中的含义。事实上，草原民族一直有崇尚黄金的传统，突厥也不例外。
《周书·突厥传》记载了5世纪中叶突厥使用黄金的情况，
“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
狼是突厥民族的祖先图腾，根据突厥人的传说，突厥可汗的部族阿史那氏就是母狼孕育的子孙。因此，狼在突厥文化中拥有至高的地位。将黄金制成的狼头放在军旗之上，由此可见黄金的尊贵。此外，军队的调遣和科税都是可汗对部落的管理权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将黄金打造的镞箭同可汗的命令放在一起作为信物，可见金镞箭就是可汗权力的象征。
可汗牙帐内的黄金曾经给拜占廷帝国派往西突厥的第一个使节扎马库斯（Zemarchu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68年，扎马库斯三次觐见了西突厥可汗室点密（Sizabul），首次见面时室点密坐在两轮金椅之上，第二次室点密坐在一个纯金作成的车厢内，牙帐中摆放着许多金的饮器。第三次的会面场所内有四根饰金木柱，室点密又是坐在纯金床上，床的支脚是四个纯金孔雀。室外的大车上满载着银盘和银制动物肖像。[31]扎马库斯是亲眼见到西突厥可汗的第一个罗马人，因此上述记载当来自他的亲身见闻。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可汗牙帐内的器物都是金制的，而银制的器物， 尽管在扎马库斯看来也非常精致，却只能放在牙帐外面的大车上。显然，黄金总是同可汗的权威密切相连，难怪在扎马库斯的报告中，可汗的驻地被称为“金山”。[32]6至7世纪初期，由土门和室点密兄弟创立的突厥汗国雄霸欧亚草原，成为东西方古老帝国不容忽视的-和军事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贡物进入突厥贵族手中的索里得，凭借它丰富的象征意义，以及与突厥尚金传统的契合，成为突厥可汗向周边民族炫耀权威的“王信”。
五．索里得在中原
中国史书中的“贡物”是一个笼统而有具有文化优越色彩的话语。它囊括了周边民族流向中原王朝的各类物品。汉成帝时杜钦曾经一语道破了一些“绝域”贡使的来龙去脉。“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可见，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贡品”，就会发现他们从种类到数量都大为不同，颇能折射出一个时代国际关系的变迁。
北朝至唐初的突厥贡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用于换取丝绸的马匹，是为官方贸易的商品。一为反映中原王朝和突厥汗国-关系的外交礼物。对于后者，唐太宗曾经发表了一番由历史到现实的精辟见解。
“君等进计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家匈奴强而中国弱，所以厚饰子女嫁于单于，今时中国强而北狄弱，汉兵一千堪击其数万，延陀所以匍匐嵇首，恣我所为，不敢骄慢者，以新得立为长，杂姓本非其属，将倚大国，用服其众，彼同罗仆固等十余部落，兵数万，并力足制延陀，所以不敢发者，延陀为我所立，惧中国也，今若以女之，大国子婿，增崇其礼，深结党援，杂姓部落，屈膝低眉，更遵服之，异狄之人，岂知礼义，微不如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谓养兽自噬也，吾今不与其女，颇简使命，诸姓部落，知吾弃之，其争击延陀必亦。”[33]
这段议论的背景是贞观十六年（642）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向唐朝请婚，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要求可汗准备足数羊马作为聘礼，但是，薛延陀向各部征调的羊马在运输途中死亡大半，没能按期纳聘，于是太宗决定不按原计划去灵州会见珍珠毗伽可汗，撤回使节，停止议婚。其实，在太宗貌似苛责的决定之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当时，毗伽可汗颇有取代突厥，称霸漠北的野心，经常挑起部落间的战争，扩张势力，因此破坏了唐朝确定的西域格局。另一方面，薛延陀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表面上恪守番臣之礼，实则如太宗所言，想借助唐朝的威势在漠北树立自己的地位。太宗识破了延陀“名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因此以聘礼后期为理由，坚决地表达了唐王朝对漠北诸部的控制权。
可见，外交礼物的选择，接受，甚至拒绝都同国势的强弱密切相关，他们无声地传达着双方统治者的-意图和战略方针。
然而，在北朝晚期到唐初的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则是另一幅画面。《隋书·突厥传》记载：
“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部下曰：我在南两个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北朝晚期，北齐和北周为了争夺中原连年战争，突厥成为双方极力笼络的对象。逮至隋朝一统中国后，隋文帝采取远交近攻，分而治之的策略，瓦解突厥各部的团结，遂有炀帝北巡，启民易服的局面。但是，隋末政局动荡，北方群雄并起，各路诸侯纷纷接受突厥的册封，希望在可汗援兵的支持下建立新的王朝。唐高祖太原起兵时也曾向突厥称臣，树起突厥的白色旗帜。太宗世民还同突利可汗按照突厥习俗结为兄弟，可见，从北朝晚期到唐初这段时间，突厥大体上保持着对东亚国际局势的控制权，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流入中原的索里得也是突厥可汗显示“霸权”的外交礼物。
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组真正的拜占廷金币的出土情况，这组金币的埋葬时间相当集中，最早的是河北赞皇李希宗夫妇合葬墓和宁夏固原田弘墓，埋葬时间大约为北齐武平七年（575年），紧接着是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埋葬时间是隋开皇十九年（599年），然后是独孤罗妻子贺若阙墓，埋葬时间为唐武德四年（612年）。墓主全部是地位显赫的高门望族。
首先让我们看看李希宗的情况。根据《北史》《魏书》中的李希宗传和出土墓志的记载，希宗与北齐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高欢的重要谋士，“阴谋不唯九事，奇策非止六条”，他还曾“从军塞外，追虏关山”，所以“蔚为社稷之臣，俄有合辅之望”，希宗死后，“相王（高欢）舍繁驵而行哭，登鸿波而垂涕”。此外，齐王高洋，也就是北齐宣帝纳希宗的第二女，因此，希宗的妻子崔幼姬于齐“天保二年（551）乃除太姬”，李氏由此成为北齐的皇亲国戚。
北周柱国大将军田弘墓曾被严重盗掘，因此出土资料零散。不过，根据《北史》田弘传所载，他是深得北周宇文集团信任的武将。
“周文尝以所着铁甲赐弘，云：‘天下若定，还将此甲示孤也。’累功赐姓纥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勋望兼至，故以衣锦荣之。周文在同州，文武并集，乃谓之曰：“人人如弘尽心，天下岂不早定？”既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至于独孤罗和贺若阙夫妇，更是来自一个极为显赫的家族。独孤罗的墓志开篇就提到：
“公即景公之元子，今 皇后之长兄也。”
独孤罗的父亲是北齐柱国大将军，太师，赵国景公独孤信的长子，独孤罗的大姐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妹下嫁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唐元皇帝李？（李渊之父），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独孤罗的七妹即隋文帝杨坚的文献独孤皇后。因此，独孤家族是跨越周、隋、唐三代的皇亲国戚。独孤罗本人官居持节大将军，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并受嗣封为赵国公。
索里得只出土于上述高官显赫的墓葬中，说明北朝末至唐初拜占廷金币的传播局限在皇室及其近臣的小圈子中，那麽，这些皇亲国戚又是如何使用这些金币呢？
四座墓葬中资料最为完备的是河北赞皇李希宗夫妇墓。根据考古报告的记录，该墓出土了三枚金币，全部出土于墓室西侧崔氏尸骨附近，其中1号金币钻有两孔，2号和3号金币严重减边，重量几乎减少到原币的一半，因此，夏鼐先生推测它们并非通货，而是崔氏的佩饰。
的确，南北朝时代曾有过以钱为饰的风俗。《通典·食货典·钱币》记载：
“布泉钱一寸，重四铢半（世）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既生男也。”
不过，本文所讨论的这几座墓葬的情况却不尽如此。首先，四座墓葬的墓主有男有女，田弘墓出土了4枚，独孤罗墓也出土了一枚，这说明索里得的使用范围不限于女性。再考虑到这些墓主显赫的地位，可以判定索里得即便作为佩饰使用，也很可能同当时民间妇女的风俗没有直接的联系。
古人对于随葬品历来非常重视，除了必备的仪仗俑群和各种明器外，其他多半是墓主生前的心爱之物。李希宗夫妇墓中除出土拜占廷金币外，还在墓室东侧（李希宗棺木）出土鎏金铜？斗，鎏金铜壶和萨珊风格的银杯，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考察，这几件金属器皿同四个普通青瓷碗放在一个直径49厘米的大铜盘内，其中？斗、壶、银杯可能是李希宗生前实用器皿，瓷碗可能是配置的。此外，西侧崔氏棺木附近出土了一枚金戒指，上镶刻有联珠和鹿花纹的青精石，可以断定是西方传入品。因此，有关的考古报告指出：“这些金币、金戒指等是一般士族不能获得的。根据李希宗夫妇与北齐皇室的关系，推测墓中出土的鎏金酒具和金银器或者是皇室赏赐之物。
这种推测是有根据的。北朝至隋唐时期，金银一直是皇家赏赐有功之臣的首选。《隋书·杨素传》记载：
十八年（开皇十八年，598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赐物二千段、黄金百斤。
《隋书五二·贺若谊传》：
上驿召之，及见，迎劳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宝剑、宝带、金甕、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寻转右武候大将军。
可能正因为来自皇家，这些拜占廷金币才受到非同寻常的礼遇，它们不仅在主人生前受到珍爱，而且追随到死后的墓穴。我们注意到，上述几座墓葬的墓志中都特别提到墓主同皇室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推测这些拜占廷金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不是单纯的佩饰，而是用来表达墓主及其家族受到的特殊的皇室恩宠。
总之，索里得出现在中原皇亲国戚之家，进一步证明它们很可能是突厥可汗送给中原王朝的外交礼物，唯其如是，我们才只能在最上层的社会圈子中找到它们的踪影。
那麽，当时的皇室为什麽要将索里得赏赐给这些墓葬的主人呢？我们注意到，上述几座墓葬的主人都曾参与中原王朝同漠北游牧民族的战争。李希宗曾经“从军塞外，追虏关山”，田弘和独孤罗更同漠北有着比较明确的联系。田弘的家乡固原在北朝时期是著名的北方军镇之一，被视为“国之藩屏”，正光五年（524年）改设原州。隋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周复仇的旗号入侵中原，就是从原州兵分两路南下，后被韩僧寿败于原州鸡头山。[34]可见，固原在当时是朝廷防御突厥的重要前站。田弘在北周初年曾任原州刺史，很可能参与当地防御突厥的活动。独孤罗身为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正如墓志所说，这里“路出玉门，山连梓岭，地多关塞，俗杂华戎，秋月满而胡骑嘶，朔风动而边笳咽”，毗邻突厥活动频繁的地区。独孤罗曾经参与讨伐突厥的战争。《隋书·达奚长儒传》记载：
（开皇十七年，597年）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墓主都曾为朝廷在漠北立下汗马功劳，皇室才将来自可汗的“金钱”赐予他们，以资纪念。此外，这个推论自然将我们引向这样一个问题：北朝晚期至唐初的统治集团是否了解这些“金钱”的真正出处呢？换句话说，突厥可汗在送出这些外交礼物时是否有意透露它们来自拜占廷帝国，从而显示汗国在东西方的霸主地位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可资证明的直接证据。但是，如前所述，当时的外交礼物的选择和赠予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统治集团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的微妙表达。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稍后的时代，看看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给唐朝的礼物。
《旧唐书一九四下·突厥传》记载，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因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廷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根据吴玉贵先生的研究，统叶护时代，西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发展到兴都库什山北麓，远远超出了室点密时代与萨珊波斯界定的阿姆河。如前文所述，正是在统叶护时代，西突厥同拜占廷皇帝伊拉克略联手攻伐波斯，取得重大胜利。
统叶护曾有意东进，武德五年（622年），统叶护遣使向唐朝请婚，高祖与群臣商议后表示同意。后来，婚事受北突厥颉利可汗阻挠作罢。让我们看看这一时期来自西突厥可汗的外交礼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零记载，从武德二年到武德九年，统叶护可汗几乎每年都遣使入贡，有时一年之内有两批贡使到朝，考虑到西突厥同中原王朝并非接壤，双方的交往没有经济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来自统叶护的贡物都是外交礼物。
那麽，这些外交礼物是些什麽样的物品呢？根据现存的记载，武德三年（620年）的贡物是条支巨卵，武德五年是狮子皮和名马，此外，这一时期西突厥同鞠氏高昌关系密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提到，贞观初年玄奘到达高昌时，西突厥可汗的长子是高昌王的妹婿。《册府》记载，武德二年西突厥首次入朝是同高昌联名入贡的。高昌很可能为不太熟悉中原情况的西突厥汗国起着向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武德五年，高昌曾向高祖贡献能“曳马衔烛”的拂林狗。条支是中国对波斯地区的古称，所谓条支巨卵也就是汉代来自安息的大鸟卵（鸵鸟蛋）。[35]狮子皮更是西域的特产，[36]拂林狗无疑源出拜占廷帝国。总之，唐初来自西突厥及其属国的外交礼物带有明显的西亚特征，它们向唐王朝显示着可汗在西方的霸主地位，以引起中原王朝对西面可汗的重视。
以此观之，当可汗的“金钱”出现在中原朝廷的时候，突厥使节们很可能会介绍它们的出处，从而令中原王朝明白突厥汗国的“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此外，拂林，这个有关拜占廷帝国的新称谓，虽然最早出现在梁《职贡图》（约撰于541年）中，[37]但大量的使用则迟至隋朝年间。《隋书·裴矩传》记载：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
又《隋书·铁勒传》提到：
铁勒之先，匈奴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拂林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昏等，近二万人。……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分属东西两突厥。
这两段文字所描述的地域都是突厥及其属部的势力范围。拂林出现于此处，令我们联想到阙特勤碑中的“罗马“ （Rum）的突厥语形式purum。[38]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对拂林一词广为考证，亚美尼亚人将罗马称为Hrom，安息人称为Arum，粟特语读Rom如From，由此推测汉语中之拂林是由粟特语转写的，因此就念成了拂林。[39]然而，突厥语形式purum又何尝不是拂林的语源之一呢？以拜占廷帝国当日在西亚的地位，罗马文化的东来必定有着多种不同的渠道，它们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着罗马文明。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伴随着索里得东来的还有一些有关拜占廷地理的模糊知识，而促成它们的媒介之一就是公元6、7世纪之间称霸于欧亚内陆的西突厥汗国。
至此，有关索里得东来的讨论就结束了。有趣的是，索里得在拜占廷帝国被当成“权力的肖像”；作为突厥的“王信”，它反映的不是经济价值，而是可汗的权威，当“金钱”最终作为中原显赫人物的随葬品深埋地下之时，它们所勾勒的仍然是一幅有关权力的画面，尽管这里与君士坦丁堡已经是关山云外，万里之遥了。
1 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67-73。；《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式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446-447；《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403-406。
2 小谷仲男著，王维绅 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80-86；1993年第1期，81-87。
3 Francois Thierry et Cecile Morrisson, “Sur Les monnaies Byzantines trouvées en Chine”, in Revue numismatique, 1994, 6 série, XXXVI, p. 109-145.
4 罗丰：《关于西安所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讨论》，《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17-19；《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传入》，《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151-156。
5 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廷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3-9。
6 康柳硕根据钱币的正面图像判断贺若氏出土的这枚金币为仿制币。（“从金币的王像来看应是早期的风格，身着铠甲，头部右侧，右手执标枪，左手持盾牌，但从铭文来看，却是查士丁（一世）。我们知道公元498你那拜占廷币制改革后，金币正面一般是穿文服的王像，手持地球。通过对比考察，可以判断这是1枚仿制币。”康柳硕：2001）。笔者曾向美国钱币学会保管部主任Elena Stolyarik 女士请教这枚钱币的真伪问题，她指出查士丁一世时期也发行过穿铠甲王像的金币，参见《敦巴敦橡树园拜占廷钱币目录》（DOB, 29;26）。因此不能根据正面王像确定这是一枚仿制币。
7 V.I.Kozankova,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ium and Central Asia, Sovetskaia Arkheologiia, Vol. I (1967), pp. 266-270.
8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11-13页.
9 姜伯勤：前揭书，9-10页。
10 参见，姜伯勤： 前揭书，29-37。Jonathan Karam Skaff,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Asia Major, 3rd Aenes, XI/2 1998 ( Princeton ) , 67-109.
11 罗丰：前揭书，156-158页。
12 姜伯勤：前揭书，97-98页。
13 参见《隋书》卷84，“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
14 参见《隋书》卷84，“肆业护以轻骑遁于康居，寻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
15 参见《旧唐书》卷194下，‘十二年（638年），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
16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09-212。
1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396页。参见姜伯勤：前揭书，10页。
18R.C.Block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ARCA 17, Liverpool, 1985), pp.171-179。参见，裕尔著，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73-186页。
19 Cyri Mango and Rogers Scott t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AD 284-813, (Oxford,1997),447.
又,参见《西突厥史料》,227-231页.
20 C.J.F. Dowsett tr., Movsés, The History of the Caucasion Albanians, (Oxford, 1961), Book Two, Chapter 12.
21 参见《西突厥史料》,227-231页。又，Dunlop，The Jewish Khazars，（Princeton，1954），30-31.
22 Dowsett, 87.
23 Menander, 227.
24 关于历年提高年贡的记载，参见，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09-210. Simocatta Theophylact,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vii, 15.
25 Denis Sinor, p.211.
26 Philip Grierson, Byzantine Coinage,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Snd Edition, 1999), p.23.
27 Philip Grierson, , p.29.
28 Micheal. F. Hendy,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300-14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 基督教世界风土志》（希腊文版），XI，17-19。转引自Federico De Romanis, “Romanukharattha and Taprobane: Relations between Rome and Sri Lanka in the First Century AD”, Crossngs: Early Mediterranean Contacts with India (F. DE Romanis and A. Tchernia ed.,New Delhi: Manohar 1997), pp.186-187.
30 阙特勤碑 （东1-4），引自芮传明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19-220。
31 参见，沙畹著，冯承均汉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212-213页。又，R.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ARCA 17, Liverpool, 1985) ,119-120.
32 前揭书，：《西突厥史料》，211页。
33 《册府元龟》卷978。参见《西突厥史料》，287-288。
34 参见罗丰，3-5。岑仲勉，47-48。
35 参见《汉书九六上·西域传上》
36 参见，蔡鸿生：《狮在华夏》，《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195-211页。
37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林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 1958年版，226-234页。
38 芮传明：前揭书，246页，注17。
39 Paul Pelliot, “ Sur l’origine du nom Fou-lin “, Journal Asiatique ser. 11. vol. 3 (1914), pp. 497-500.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