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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山摩崖石刻中的关老爷像及其藏蒙文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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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藏；文化被归纳为“东藏文化”——意谓是我国东部西藏式文化的中心。海棠山即在该县境内。海棠山清代有喇嘛大寺普安寺（bükü amuγulangtu süm-e, 俗称altan širegetü aγoi, 金案洞），[1]是本旗最大的寺院之一。[2]海棠山上有许多摩崖造像，这些石像是蒙古藏传佛教的，约为清代中期之後（十九世纪）至民国年间凿刻，石料属砂石，较软，所以像刻得深；图像週边，往往有藏、蒙、汉文字，有记事文、讃颂、真言、联语等，对于理解东蒙古南部蒙汉边缘地带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资料上极其珍贵。
本稿研究海棠山摩崖刻石中关老爷的图像资料，翻译骑马关老爷像上端及左右侧的藏蒙文字，並试图瞭解当时当地蒙古民众对於关老爷的信仰情形及其性质。
关帝信仰的研究，近年一向流行，但是汉文作者持论行文，因为眼界的限制，绝大多数无视非汉民族譬如蒙古、西藏[3]及旗人[4]的情形，[5]本稿或算是小小的辩正，尝试展现清代东部蒙古藏传佛教中关羽信仰情形的片断。
二、本课题的研究史
海棠山的关老爷摩崖石像共有三处。一处是骑马像，两处是关老爷、周仓、关平组成的姑称之为“三尊像”。这三处石刻並不捱近。山上原来另有老爷庙（蒙古语looye-yin süm-e），一九四七年之後毁坏。
对海棠山老爷像的报道与研究，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九九四年李宇峰在他写的海棠山摩崖造像条目中，特别注意到骑马关老爷像：[6]
在东北侧苍翠松柏之中龛雕关公像，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神态刚毅自如，造型尤为逼真。
一九九五年吕振奎发表海棠山造像考察报告，但他只指出有两处三尊像而未提到有骑马像。[7]後来李翎的论文[8]附上了骑马关老爷照片，[9]但行文中仍没有言及。
一九九八年有多篇文章提及这些关老爷像。[10]就中罗显明交代骑马关老爷像及其前边两棵树的来历以及骑马像的四週刻文，文字最多，虽涉传说，仍值得称引：[11]
关圣大帝云遊四方造像
《三国志》载：关羽败走麦城中计被害之後，英魂不散，成天云遊四方，讨头还魂。相传有一天关羽云遊到海棠山上空，正遇喇嘛匠人在山崖上镌刻摩崖造像，匠人听空中嗡嗡作响，抬头望见天空白云上有一位骑著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满面红光须髯飘逸，身穿战袍的人。细看正是关圣大帝，匠人急忙禀报大喇嘛，大喇嘛与匠人跪下叩拜。活佛令匠人速绘下这一景观。当匠人绘制完关圣大帝骑马提刀云遊四方这一景观後，一朵浮云飘过。关圣大帝却不见了。活佛便叫匠人将《关羽云遊四方》画像镌刻在山崖上．並配镌藏蒙文摩崖题记，横条藏文译汉文为“关老爷”；对联蒙文，上联汉译为“福如月宫香檀树般苍盛”，下联汉译为“寿比瑶池如意宝般长久”；龛内藏文汉译为“班禅额尔德尼语讚官印”。这龛造像真是遨游云霞降落於山中，虽未“放下屠刀”但也“立地成佛”。
当镌刻的这尊造像竣工揭幕开光庆典後，又流传出一曲传说，关圣大帝这龛云遊四方造像。被跟随的关平和周仓两员大将发现，当然要站在关圣大帝两旁守卫，保驾护航；可是关圣大帝造像已根据岩石条件按佛龛尺寸刻完，无有其二位大神的位置了。由於这两位大神忠贞不二，护卫关圣大帝。就神化为两棵青松立在关圣大帝造像之前，坚强的抵严寒战风雪，抗烈暑遮雨淋，顽强的陪伴在关圣大帝造像之前。
这儿叙述很生动。其蒙古文西藏文刻文的翻译，别的学者没提到；至于其译文不够准确，[12]则在下文讨论。
应该是早于上述各文，阜新市文史资料上刊登了海棠山造像黑白照片，裡面有两幅关老爷的：一是骑马像的远景，一是三尊像之一。[13]
以上所举各文，使我们注意到海棠山老爷像的存在，但除了罗显明的，均是简单了些，且都没有作图像描写，不能算是专门研究。另外，他们都把老爷混同於汉族的、汉文化地区的现象——从他们称之为“关公”、“关帝”就可以看出来，而当时蒙古人是称作looye, looye burqan（老爷，老爷佛）的；[14]没有觉察这些老爷像是出现在藏传佛教摩崖像群之中，而且是蒙古人所信奉的，更没有涉及当地蒙古民众的信仰情形。
三、海棠山关老爷的图像表现
以下先作图像学的描述，体例是：（a）像名，（b）材质，（c）图像学上的特徵。
图1 关老爷三尊像（甲）
（a） 关老爷
（b） 浅赭色砂石
（c） 关老爷端坐於虎皮椅子上，脚踩在拖至地面的展开的虎皮上的两只虎爪上面。右腿膝盖以下露出袍外，右手捋自己五缕长髯中最右边的那缕、手心朝前。左手置於左股。头上有光环。戴帽、穿袍服，右肩有图案。右胁侍周仓，右手持大刀；左胁侍关平，右手举印於右肩以上，左手持剑，剑把朝上（在头左侧），左腿前有一根棒子，似乎是令旗的把儿。上部左右分别有日、月，烘托以祥云。整个画面在佛龛之中，龛顶端由三个上凸的弧形组成。
图2 关老爷三尊像（乙）
（a） 关老爷
（b） 浅赭色砂石
（c） 关老爷端坐於虎皮椅子上，脚踩在拖至地面的摊开的虎皮的两只虎爪上面。右腿膝盖以下露出袍外，右手捋自己五缕长髯中最右边的那缕、手心朝前。左手置于左股。头上有光环。戴帽、穿袍服，右肩有图案。右胁侍周仓，右手持大刀；左胁侍关平，右手举印於右肩以上，左手持短刀，刀把朝上（头左侧）。三个人物在帐子之中，这是汉式的处理办法。
图3，图3a 骑马关老爷像
（a） 骑马老爷像
（b） 浅赭砂石
（c） 骑在马上，右脚踩著马镫，马立在机座上，头朝右，面转向我们、头微左倾。关老爷戎装，右手持大刀於右侧，左手在胸前捋鬍子，共有五缕鬍子。马回头返顾。老爷头部有光环，身前後有云彩，头部前後方各有一圆形物，拥在云朵上，那是日（後侧）、月（前侧）图案。身後侧、马臀上方是一个方形，内横刻“有头体”藏文（dbu-can）阳文五行，整个像一枚印章（图3e），也确是一枚印章的一部分。这骑马像，背景是云朵，处在凹进去的佛龛之中。佛龛之外，穹顶阳刻藏文一行，乃汉语「关老爷」音写（图3b）；龛外左右则有一副阳文对联，蒙古文、直行，每行联语顶端装饰有祥云、底端有双层莲花瓣作为底座（图3c，图3d）。这些文字在下面§4研究。
像前边很近是两棵高大松树，使人无法正面拍摄关老爷的全貌（看图3a），为此手绘了一幅全景的图（图3j）。
像的左边、联语外稍下一点有佛龛，内有跏趺坐姿的观自在菩萨像，单层莲花座，上有月轮，全身华丽装饰（图3f，图3）。
关老爷右边一块石头上刻弥勒菩萨立像，石面与关老爷所在石面垂直（图3参照）。
从图像学的立场来看，这些老爷像有几点值得留意：关公、周仓、关平的“三尊像”是汉文化地区常见的，[15]但海棠山这两处也不一样：图1是佛龛样式，这是佛教化的表徵，汉文化地区可能没有；而图2的坐在帐子中的，才是汉文化地区的常见样式，[16]如今辽宁西部地区庙中新塑的关帝像还是如此。
图1、图3，在主尊上方两侧有日（左）、月（右）图案，这样的构图在唐卡，尤其在清代北京雍和宫收藏的唐卡画面上，画得面积大，最显眼；[17]在海棠山摩崖人物刻像的两肩上方，也刻得很大，非常显著（图4），同县喇嘛庙德惠寺新绘罗汉（“Hwa-shang”）图像也是（青海藏族艺人所绘）；比较毗邻的彰武县千佛山藏传佛教摩崖像来，算是海棠山人物雕刻的一大特徵。
右手执青龙偃月刀、马头向右而转向左前方，人物也是同样的姿势，背景是暴烈的卷云：这样的关老爷骑马像，就目前所见，则为盟旗蒙古人和八旗人所创造[18]乃至独有（例如版画“关帝圣君像”，[19]千佛山摩崖石刻“骑马关老爷像”），因为这时关老爷是护法神或战神(藏语dgra lha)、武神——保佑打仗胜利的神。
而其佛龛上端和两边联语的处理样式：顶端一行横幅，两边是对联，又是典型汉文化的，但书写的却是藏蒙文字，不是汉文。联语顶端装饰以云朵图案，下端承以双层莲花座（图3f），是鲜明的佛教样式。可以比较海棠山的一尊绿度母像，其两边的蒙古文或满洲文对联已字迹不清，但联语上下端的云朵和莲座则更清晰，还可以辽宁省北票市（清代土默特右旗境，在阜新西邻）惠宁寺（庙宇建于乾隆年间）铜钟与铁钟上的图案比较，可见这样的装饰是佛教的和区域性的。
关於对联，还可比较彰武县千佛山圣经寺[20]观音洞门上的情形，它与海棠山地理毗邻，而凿刻年代稍迟（1903-1912年间），也属於藏传佛教系统：
宣统元年甲戌月吉日立 观音洞
这是洞门上方文字，即横幅（扇面形）。洞门两边刻一副对子，（对於我们而言的）右联：
普陀山上慈悲主
左联：
紫竹林中自在仙
横幅和联语都是汉文。宣统元年是己酉鸡年，当西元一九○九年；甲戌月即农曆九月。原来洞内供奉的法像是：宗喀巴喇嘛像；文殊菩萨像等三尊像；印度(rgya-gar)铜像（li-ma）二尊。於此可领悟到本地区蒙古佛教中接纳在地的汉文化的情形：显示了足够的汉蒙交接地带的区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21]
四、骑马老爷像週边的藏蒙文刻文
骑马像在佛龛之中，关老爷背後有五行藏文，龛外：左右有蒙古文对联，上头有藏文三个字，均是阳文。前引罗显明先生的书中，已经收录一种翻译，其另一文也说：
横联藏文译汉文为“关老爷”，对联为蒙文，右联汉译为“福如月宫香檀树般苍盛”，左联汉译为“寿比瑶池如意宝般长久”；龛室内镌刻的藏文汉译为“班禅额尔德尼语讚官印”。[22]
虽然不够准确，但指引了正确的思考方向，当然有重要的价值。下边我们把石刻原文作拉丁字转写並翻译出来。
4.1）佛龛上方的西藏文刻文（图3b）
|| kwan lo ye ||
关 老 爷
关老爷
字前後的两条竖线是藏文表示文章开始、结尾的符号。跟下述对联连起来看，则这算是横幅。
4.2）佛龛两侧的蒙古文联语
右联（图3c）：
öljei qutuγ sumiy-a[23] yin čindamani[24] metü saiqan
福寿 月亮 的 如意宝珠 就像 美好
福寿就像月亮的如意宝贝那样美好
左联（图3d）：
buyan kešig somaγan yin šita[25] metü delgeretügei
福禄,福泽 细长的 的 悉多河 就像 愿其兴盛,流行
福禄就好比细长的悉多河水那样丰沛
对联是汉文化地区的现象，蒙古地区的对联是内地传过去的。所以这幅对联的读法应该是汉文化的，也就是依照观者的左右方位（跟图像本身相反），先读对於观者而言右边的（即图像本身的左联），後读左边的（即图像本身的右联）。即：
福分就好比细长的悉多河水那样丰沛，
寿数就好像月亮的如意宝珠那样美好。
这幅对联堆砌藻饰词，其修辞手法是藏语文学传统的。唯不知其来源，按汉文有一幅常见的联语：
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一九三○、四○年代日本人窃据华北时主持编写《续修四库提要》，其中《满汉合璧对联一卷旧抄本》的提要内写道：
按前清旗籍士大夫丹楹补壁，或有以满洲语製成联语悬挂者，世传习见，多作“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字样。[26]
或许上述蒙古语对联是从这类联语化出来的：意旨由此而来，但修辞上则遵循蒙古—西藏文学传统。
4.3）身後侧的西藏文刻文（图3e）
1bkav yis
敕命 以
2bkur pavi[bavi]
供奉、承侍、尊重的
3pan chen
班 禅
4er te nivi
额尔 德 尼的
5tham ga[ka][27]
印章
以敕奉上的班禅额尔德尼之印章
阿拉伯数字表示原文行次，勤璞加。我们这裡的翻译跟罗显明先生书中所译明显不同，另外作为汉语，“语讚”这个词也不通。
这几行藏文刻在此处，意义为何呢？尚未能瞭解。按《西藏历代藏印》收有三体文字的“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金质，如意钮，见藏扎什伦布寺。这印章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颁赐给五世班禅喇嘛（Blo-bzang Ye-shes, 1663-1737）的，[28]印章中间满洲文，右边汉文，左边西藏文。[29]骑马关老爷像方形框内的藏文，正是这枚印章的藏文部分刻上去的，行次排列也一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麽刻这枚印章文字於关老爷像的这个位置？骑马老爷像、主持刻像者跟班禅喇嘛有怎样的关係？《普安寺》（1997）谓班禅喇嘛编写过“γuwan boγda-yin maγdaγal-un mon”, 即“『讃关帝』圣经”。[30]但查阅五辈以下班禅喇嘛文集的细目，[31]未见有这类著述。
书虽一时无从查考，但可从另一方面确定关老爷跟班禅喇嘛的因缘。在章嘉若白多吉（Lcang-skya Rol-pavi Rdo-rje，1717-1786）的传记中，写到他曾经受到一位红脸大汉（mi dmar-po shin-tu che-ba zhig）的帮助，这位红脸大汉还告诉章嘉活佛，说自己一再受後藏（gtsang）一位老年高僧（bla-chen sku bgres-pa）供给饮食，而此红脸大汉就是关老爷（bkwan-yun-chang, sprin-ring rgyal-po；bkwan-loo-ye），那位年高老僧即班禅喇嘛（pan-chen rin-po-che）。关老爷跟卫则(beg-tse)护法“具同一心识”（dang thugs-rgyud gcig-pa），而卫则姐妹（beg-tse lcam-sring）是班禅喇嘛的护法神，故关云长就是班禅喇嘛依为（nas…bsten-pa）护法的卫则姐妹的化身了。[32]换句话说，关云长是班禅喇嘛的护法。刻班禅印章於关老爷像旁边，原因在此。而主持刻像的喇嘛，则似乎跟班禅喇嘛有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关係。
末了，我愿意顺便讲一下上述班禅喇嘛三体印章上的一个有趣事实。三体印章印文分别列出在下边：
满洲文hesei fungnehe banchen /erdeni i doron
敕命以 授予封号的 班禅 额尔德尼 的 印章
（敕封的班禅额尔德尼的印章）
汉 文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
西藏文bkav yis /bkur-pavi /pan chen /er-te-nivi /tham-ga
（以敕奉上的班禅额尔德尼的印章）
这裏，满洲文“hesei fungnehe”，与汉文“敕封”意思一样，意思即：皇帝颁诏书封赐臣僚爵号；帝王以土地、爵位、名号赐人。是上对下的关係。而西藏文印文相应的字眼“bkur-ba”， 意思是“供奉，承侍、尊重”，则是表示下对上关係的用语，正与满汉文相左。
我们看据称是乾隆皇帝给六世班禅喇嘛（Blo-bzang Dpal-ldan Ye-shes, 1738-1780）的四体印章（1780），[33]录其藏、汉文印文如下（斜線/仍是表示分行处）：
汉 文敕封班禅额／尔德呢之宝
西藏文bkav yis / bskur-bavi / pan chen / er-te-nivi / phyag-rgya
这行藏文句子只有两个字跟一七一三年的印文不同：其中phyag-rgya意思是印章，[34]而bskur-ba是skur-ba过去式，意思是寄发、传递；授予、交给。在这个印章中显然应该作“授予”来使用，那末bkav yis bskur-ba意思正是“敕封”，跟印章上汉文印文相当。因此似乎可以认为，一七一三年印章上的bkur-ba是bskur-ba的误书。
五、信仰方面
上面讨究了海棠山普安寺关老爷刻像的大概情况，然而这些像不是摆设与点缀，它是敬奉的对象，那末当时此地一般民众对关老爷是怎样的情感？信仰状况如何？这是我们渴望了解的。这方面恰巧资料罕见，目前只见阜新县民间文学中有关於关老爷以及普安寺的颂歌，是瞭解此地往昔信仰情况的无比珍贵的资料！又因之仅见於内部出版物上，我们把抄录下来。先看讃颂关老爷的：
关公颂
为遵佛教光明路
关圣大帝显神灵
清扫愚顽除邪恶
正觉路上他导行
为剿姦妄众贼盗
弟兄结义成盟胞
叩首北方拜昊帝
义气参天相友好
同胞骨肉相离分
音信全无愁煞人
袁绍大败曹操时
颜良文醜皆除尽
盟兄消息传关中
言报流落云南境
断棄汉寿亭侯职
携带皇嫂亲远征[35]
（口述：包旺扎布。搜集整理：通乐歌）
收在阜新县蒙古族民歌的“讃颂类”。由其第一节，关羽成了佛教的卫护者，以下各节则敷衍关老爷其他义勇事迹，结果是关老爷成了汉文化中既有形象跟佛教护法神的混合。原书这首民歌下端印有附言，说：
早时，我省蒙古族民间有信奉“关公”的习俗，除各处广建关帝庙外，每家佛龛中均供有“关公”举行祭祀活动，演唱《关公颂》是对关公的颂扬。
似可约略猜想当日此地蒙古人信奉的情景。邻近土默特左旗的锡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širegetü küriyen-ü blam-a qošiγun）也有讃颂关老爷的民歌，[36]值得将这一带地方作通盘考究。
包括关老爷在内的，海棠山摩崖造像是此山的普安寺[37]喇嘛主持雕刻的。以下是收在该《资料本》同一类别的蒙古族民歌，深情虔诚地讃颂这座喇嘛大寺，读了令人感动：[38]
普安寺葛根
达赖喇嘛赐给的
大清皇帝命名的
掛有四面绫罗伞[39]啊咳呢呀
普安寺上的葛根(gegen)[40]
在那松树林荫下
举行八宿庙会的
拥有八位翁斯达啊咳呢呀
普安寺上的葛根
在那南岭高峰上
用油製了巴灵麵的[41]
天天有早晚庙会的啊咳呢呀
普安寺上的葛根
喉声悠扬的黄莺
在村落上空争鸣
福寿无边的喇嘛教色奈都尔
净水壶的圣水我们敬领
尾翎绚丽的黄莺
在庙宇上空飞舞啼鸣
信奉虔诚的喇嘛您色奈都尔
洒了洁净的圣水我们敬领
镶盖著蓝瓦盖的寺庙
富丽堂皇红光闪耀
超度了蓝和红色奈都尔
大慈大悲的喇嘛教[42]（lam-a-yin šašin）
镶嵌著黄瓦的庙堂
美丽壮观色彩清晰
摆脱了红尘世界的色奈都尔
是多多施善的庙麦达尔（maitreya-yin süm-e）[43]
（口述：海宝。搜集整理：通乐歌）
这首深情、优美的蒙古民歌显示当日蒙古人对于普安寺喇嘛的深刻敬畏与依恋的情感！那已经超越自我而进入纯净的境界。
六、结论
就阜新海棠山三处关老爷摩崖像及其刻文，本稿由佛教图像表现和民间文化、民间信仰以及非汉语语文学的立场加以讨论，显示这一带蒙古人关老爷信仰有很多汉文化的因素，是强烈的藏、蒙、汉文化融合状态。关老爷显然是汉人信仰的，传进本地区蒙古人这儿，蒙古人遂将其纳入自己倾信的（西藏）佛教之中，以这样的情形信仰之；关老爷的图像表现，有的是汉文化地区的关公、周仓、关平三人在帐子下的像，又有把他们置于佛龛以内，配上日、月图像，跟西藏佛教尊像一致起来；而骑马像则是汉人信仰中没有的，並把它安在日、月双星及护法神标誌物火焰的背景上，成了佛教暴躁的护法和西藏蒙古的战神，这个战神後侧雕刻御赐班禅喇嘛的西藏文印文，又将之指向西藏上师那裡、指向老爷信仰跟清朝国家的关联，但西藏地区佛教中並无此种老爷造像；顶上及两边雕刻藏文、蒙古文，形式属汉文化的联语，内容则是西藏蒙古文学堆砌辞藻的风格；民歌反映的，是把关老爷看成佛教的一位护法，同时也接受汉文化的理解——关老爷是忠义之人。我们如何理解此地关老爷信仰的性质？
人们说这是“汉化”的结果。甚至当地有人以为镌刻关帝等图像，是汉人道教或三教合一的表现。“汉化”，意味著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的事物“进入”蒙古文化中。在此地蒙古佛教关老爷信仰的场合，在帐子中的三尊像虽可这麽理解，但通盘地看，像骑马像、佛龛式、作为西藏佛教的护法，这是即使东部蒙古地区汉人的关帝庙中也没有的，无法从汉文化中接纳。因此“汉化”这个概念不具备解释力。
在研究东部蒙古文化乃至“蒙古文化”的时候，其南邻为汉文化地区，这是一个重要事实：“汉化”的解释或许是由此而来的。但是，经由接触或传播，汉文化、西藏文化在这裡会合，所以“区域间相互作用”——沟通与交流——这个因素要更加重要！正是後者导致许多变迁。
暂且地，我们想引入“地方性文化”以及“在地化”、“文化合成”这几个区域研究的概念说明之。所谓“地方性文化”就是
在两个或数个文化群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建构出来的新的整体样貌，既不同於母文化，也不同於所接触的文化。我们不能以“汉化”或“文化失落”的角度视之，而应视之为文化自我定义与再生产或再创新的历程。[44]
地方文化的形成或创新，机制是“在地化”或“文化合成”：
这些地区性差異的形成，是居处於同一人文生态区位内的不同社群，在互动过程中，透过“文化合成”与“在地化”的机制，形成具有特定时空意义的“地方文化”。一方面这是地方文化自我定义与再定义的过程，另方面也是地方文化创新与繁衍的过程。[45]
海棠山乃至东部蒙古南缘地带的关老爷信仰，或许就是汉文化中关老爷崇拜的在地化、文化合成的结果，跟汉文化既有的並不相同，在当地也是新的事象。
附记：2001年7月盛暑，在帮同校对《藏蒙汉大辞典》之馀，随同援朝（辽宁民族出版社蒙文编辑室主任）、项福生（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主任）两位先生前往阜新县观看海棠山摩崖造像。看得虽然不仔细，但还是看到了先前已经知道的关老爷骑马像，感到非常亲切。回县裡复得结识罗显明先生（阜新县建设局档案室），他老研究多年，资料齐备，知识渊博，就烦请他惠赐海棠山全部关老爷图像照片。2002年11月16日因为本校领导和阜新市领导的机缘，得再往海棠山，观察和拍摄照片。如今我写这篇小稿，感谢上述各位的帮助；还要感谢黄维忠先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惠赐才让论文複印本，董君宝厚（辽宁省博物馆）拨冗绘图。（2003年1月12日，Mukden-de）
插图目录
（计11幅）
图1 关老爷、周仓、关平三尊像。2002年11月16日拍摄。
图2 关老爷、周仓、关平三尊像。罗显明先生近年拍摄惠赐。
图3 骑马关老爷及其两边观自在菩萨和无量寿菩萨。2002年11月16日拍摄。
图3a 骑马关老爷及其像前的两棵松树。2002年11月16日拍摄。
图3b 藏文横幅“关老爷”三个字。2002年11月16日拍摄。
图3c 蒙古文对联的左联。罗显明先生近年拍摄惠赐。
图3d 蒙古文对联的右联。罗显明先生近年拍摄惠赐。
图3e 西藏文印章，横书5行字，在关老爷身後。罗显明先生近年拍摄惠赐。
图3f 观自在菩萨，在骑马关老爷一侧。2002年11月16日摄。
图3j 骑马关老爷（即图3的）绘像。董宝厚绘制，2002年12月。
图4 无量寿如来。海棠山摩崖石刻。2002年11月16日拍摄。
* 本稿属于辽宁省教育厅资助研究项目“东部蒙古喇嘛教遗迹的调查研究”（2001.1-2002.12）。
[1] 1947年之後被毁坏，2002年冬大殿重建完工，不过尺寸比原来大，且重建後不是宗教活动场所，而是旅游设施。
[2] Altanγarudi, Boo De, Manduqu, Tuγtanbayar, Tangγalaγ, Mongγoljin-u šašin surtaγun (Qailar: Öbör Mongγol-un soyol-un keblel-ün qoriy-a, 1994 on-u 9 sar-a-du), niγur 189-190（蒙古文）。另有瑞应寺/gegen süm-e，德惠寺/erdem ögligtü süm-e（1751年建）等。
[3] 才让的研究是真正的进展。见其著，“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页80-87；《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1月），页118-129。
[4] 很早以前，李光涛讨论过清人及蒙古人信仰关羽的情形。见其著，“清太宗与《三国演义》”（1948），载其著《明清档案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2月），页451-456。旗人的情形，另看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页45-46；《北京城区的满族》（瀋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页22-24。
[5] 非汉民族及四裔的关帝信仰，有金荣华，“汉城关庙的传说和特色”，载氏著《民间故事论集》（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6月），页161-175；李福清也有讨论，见其著，“关公传说与关帝信仰”（1993），载李明滨编选，《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6月），页61-110；“关帝传说与关帝信仰——关帝研究的新探索”，《宗教哲学》（台北）2.3（1996年7月），页147-151。李福清最後这篇文章的複印件是亡友王俊中先生生前2001年自台北寄给我的，思之泫然。
[6] 李宇峰，“海棠山摩崖造像”，载辽宁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文物古迹大观》（瀋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6月），页175。
[7] 吕振奎，“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考察报告”，《辽海文物学刊》20（1995年11月20日），页31；重刊于李品清、佟宝山主编，《阜新蒙古史研究》（阜新县：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8月），页137。品（吕）振奎，“海棠山摩崖造像调查始末”，载刘国有主编，《懿州纪事》（阜新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政协阜新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1998），页54。
[8] 李翎，“海棠山摩崖造像与阜新地区清代密教特徵”，《中国藏学》1999年2期（1999年5月15日），页43-55。
[9] 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2期封二，关老爷骑马像照片，李翎题作“关公”。
[10] 提及者，有暴风雨主编，《蒙古贞史》（阜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8月），页193；包曙光、罗显明、李秀梅，“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的调查报告”，李品清等主编《阜新蒙古史研究》，页152。
[11] 罗显明、罗丽华，《海棠山》（阜新县，1998年），页49。罗显明、罗丽华，《中国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阜新县，1998年），页7，45参照。这两种书承罗显明先生惠赐(2001年7、8月)。
[12] 根据罗显明先生2001年8月19日函，藏文刻文是请北京学者、蒙古文刻文是请阜新县本地学者翻译的。
[13] 徐翠华撰文、若冬摄影，〈摩崖造像〉，载政协阜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阜新文史》6（阜新市，无出版年月），页221，223。此书是阜新市政协徐翠华女士惠赠（1999年春季大雪，阜新市）。
[14] 王树村编《关公百图》（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图15是一幅木刻纸马，编者称乃清代、河北静海出品，上面刻“老爷”二字。其文化意谓有待解释。
[15] 王树村，《关公百图》参照。
[16] 比较王树村《关公百图》图3，4，17，26-28等。
[17] 雍和宫唐喀瑰宝编委会，《雍和宫唐喀瑰宝（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页13（大威德金刚）、32（光明天母）、42（无量寿如来）、99（关老爷）。
[18] 李勤璞，“『关帝圣君像』与旗人——‘白山弟子’补註”（2002年12月，未刊稿）。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页45-46参考。
[19] 王树村《关公百图》图2。绘於康熙六十年（1721）。
[20] 清代千佛山一带属於科尔沁左翼前旗，在土默特左翼旗之东，两旗之间隔著盛京皇家牧场苏鲁克（sürüg，蒙古语“牧群”）。
[21] 李勤璞，“千佛山寿宁寺研究”，载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齐木德道尔吉主编，《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2（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参看。
[22] 罗显明、罗丽华，《中国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页45。罗显明、罗丽华，《海棠山》，页49参看。
[23] 来自梵文sōma。康熙五十九年北京朱砂刊本蒙古文《甘珠尔》彩色插图中日月星辰诸神像的“月”神图边上写的即是这个字：（满洲文）sumiya／（蒙古文）sumiy-a，见格·拉西色楞主编，《蒙古文『甘珠尔』佛像大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页306。
[24] 梵语借词，原文作cintamani，相当于西藏文yid-bzhin nor-bu, 如意宝珠。彰武县地名“前道木”、山名“千德木”据说都来自这个梵语词。彰武县人民政府，《彰武县地名志》（瀋阳，1985年12月），页241，251。
[25] Šita，＜Sitā，西藏又音译作Si-ta，乃梵语，西藏所传梵语原文作Sitrāh。悉多河，印度四大河流之一，玄奘《西域记》卷一作徙多河。
[26]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景印，1996年12月）册5，页505。这条提要是卓越的学者、蒙古旗人奉宽先生（汉姓鲍，字仲严，号远鹤，1876-1943）所撰。他曾服务於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等处，历经世事变迁。近代中国学术一大特徵，就是蒙古学者的崛起，他们会多种语文，融通蒙藏满汉文史，头脑清晰敏锐，具有很好的国际视野，鲍仲严先生即其著例也。
[27] 西藏文表达“印章”这个意思的至少有两个词，一个是这裡出现的tham-ka，乃是借自蒙古语：tamaγ-a（印章）。另一个词是phyag-rgya。藏传佛教上，说法印、触地印等的“印”字，也是这後一个字。另看注释34。
[28]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1713.2.24）条：皇帝“谕理藩院：班禅胡土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见顾祖成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页188-189。当时皇帝的谕旨（“bkav”）藏文原件景印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9月），作为第36件。
[29]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页75。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四册（清朝时期）（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页26-27参照。
[30] Namuγai, Altan širegetü aγoi (Tüngliyoo: Öbör mongγol-un baγačud keüked-ün keblel-ün qoriy-a, 1997 on-u 12 sar-a-du), niγur 78, 188。（蒙古文）
[31] 民族图书馆编，《民族图书馆藏文典籍目录 文集类子目（中）》（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页501-584。
[32] Thuvu-bkwan chos-kyi ni-ma（1737-1802）, Lcang-skya rol-pavi rdo-rjevi rnam-thar (Lan-chuvu: Kan-suvu mi-rigs dpe-skrun kang, 1989 lovi zla 11 par), shog grangs 206-207; 234-235（西藏文）。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页81-83；《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页121-122参照。
[33]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页76。参看牙含章（1916-1989），《班禅额尔德尼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页122-123；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四册，页36-38。
[34] Phyag-rgya这个字在印文的场合、当跟汉文对照时则对译汉文的“宝”字，例如：看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页62；以及这儿的“敕封班禅额尔德呢之宝”。
[35]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资料本》（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机关印刷厂。无出版日期，而序于1986年8月），页79。汉文翻译的逼真程度，因无蒙古原文对照，我们无法讨论。承鸭绿江流域研究专家陶勉老先生赐借这本珍贵的书（瀋阳，2000年）。
[36] Načinšongγur, Törgenbayar, Küriy-e arad-un daγuu-yin tegübüri(Kökeqota: Öbör mongγ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90 on-u 5 sar-a-du), niγur 834-840. （蒙古文）
[37] 普安寺的历史，贾如谊纂，《阜新县志》（奉天正文斋印刷局，1935）卷二，地理、庙宇，叶29b-30a记：“普安寺 一曰大喇嘛洞。在县南四十五里海塘山左麓，章嘉活佛（sprul sku）前身（係汉族人，详〈仙释〉目）於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率其徒张、王、刘、杨、丁、郭等姓创建之，乾隆四十五年（1780）章嘉二世转身(sprul-pavi sku, 化身、转世)[建]切列拉省（mtshan-nyid grwa-tshang，法相学院）一座（译义『讲经殿』也）。嘉庆元年（1796）章嘉四世转身建太兴仓一处、佛爷仓一处，道光三年（1823）建阿花拉省一座，五年建丁花拉省一座，是年蒙御赐该庙为‘普安寺’。二十八年（1848）蒙御赐匾额一方，号日（曰）‘莫理根刊布呼图克图’（＜Mergen mkhan-po qutuγ-tu），遂成巨刹。该寺正殿按九九造成，壮丽宏厂，中悬御赐匾额，东、西为钟鼓二楼，前有转经台（Ma-ni vkhor-lo），後殿即切列拉省，最後为龙王庙及避暑院，东即丁花拉省，里许外建白塔一座，高三丈馀，西即阿花拉省，西北为骨屍庙，阿花拉省之西为武圣庙(Looye-yin süm-e, 老爷殿)。山环殿绕，僧舍参差，北靠青山，南临暖河，胜观也。与瑞应寺（Gegen-ü süm-e）並为县治二大建筑。寺中转身喇嘛每世俱受皇帝褒奖，现为章嘉六世转身，名曰勿力己仓，其徒扎萨克希拉布忠鼐、达喇嘛德及都、白音抱老戈等，协理庙务。早年僧徒达一千六百馀名，庚子（光绪廿六年，1900）大雨後递次减少，现犹三百馀名云”。按此地章嘉活佛乃本地张（或章）姓，不是作为清朝国师的同名活佛，参看Altanγarudi, Boo De, Manduqu, Tuγtanbayar, Tangγalaγ, Mongγoljin-u šašin surtaγun, niγur 191.
[38]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资料本》（二）（阜新镇：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机关印刷厂），页71。
[39] 指喇嘛作为权力象徵而使用的伞盖。
[40] 普安寺葛根即普安寺活佛。
[41] 参看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三卷，页525。巴灵，乃蒙古语baling音写，是用麺做的麺人儿，恶鬼的替身。
[42] 当时蒙古信徒不会称其为“喇嘛教”，而称佛教。
[43] 麦达尔，就是梵语Maitreya音译, 弥勒佛。藏语称强巴佛（byams-pa），属於意译。
[44] 潘英海，“‘文化系’、‘文化丛’与‘文化圈’——有关‘壶的信仰丛结’分佈与西拉雅族群迁徙的思考”，载刘益昌、潘英海编，《平埔族群的区域研究论文集》（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这儿是引自因特网，网址：http://www.sinica.edu.tw/~pingpu/education/title.htm" TARGET=_blank>http://www.sinica.edu.tw/~pingpu/education/title.htm。
[45] 潘英海，“‘文化系’、‘文化丛’与‘文化圈’——有关‘壶的信仰丛结’分佈与西拉雅族群迁徙的思考”。
引用书目
传统文献
Thuvu-bkwan chos-kyi ni-ma, Lcang-skya rol-pavi rdo-rjevi rnam-thar, Lan-chuvu: Kan-suvu mi-rigs dpe-skrun kang, 1989.（西藏文）
贾如谊纂，《阜新县志》，奉天：正文斋印刷局，1935。
格·拉西色楞主编，《蒙古文『甘珠尔』佛像大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景印，2001。（满、蒙、藏、梵、汉文）
近人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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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英文提要
Murals of Looye Burqan Carved in the Cliffs of Haitang Mount
And it’s Tibetan & Mongolian Inscriptions
Although the studies on the belief in Looye Burqan（老爷佛） has been prevailing there yeas, the mandarin writers almost ignore it in non-Han minority ethnical groups such as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Mongolian. This essay gives a probe into the three murals of Looye Burqan carved in the Cliffs of Haitang Mount and its Tibetan and Mongolian inscriptions and folk songs in honor of Looye Burqan dating back to Qing Dynasty, aiming at the study on cultural issues of eastern Mongolia. I believe though belief in Looye Burqan in the area involves many Han factors,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interpret it with the concept of “Hanization”, Based on the stand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fact that Tibetan Buddhism is the local residents’ belief and this area neighbours Han culture prevailing area in the south. The conclusion is: The belief in Looye Burqan in this area is “a regional culture” developed from Han’s belief in the Looye Burqan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Key Words: Looye Burqan, Eastern Mongolia, regional study, Tibetan Buddhism,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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