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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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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4]
恩格斯在谈论“罗马的氏族和国家”时，再度提到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说：
象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 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5]
在概括德意志人的氏族制度时，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有过象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6]
最后，恩格斯在总结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过程中明确地说明：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7]
总括前列引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初步认识：
第一、一般说来，恩格斯都将英雄时代与希腊人连在一起；但也曾指出各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英雄时代。因此，英雄时代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英雄时代专应用于古希腊史，即指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而广义的英雄时代则推广应用于各个民族的历史，泛指其历史上相当于荷马时代的那个发展阶段。
第二、英雄时代属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是铁剑、铁犁和铁斧的时代，也是军事民主制时代。当时，存在着氏族、胞族和部落等制度，但氏族制度已出现了裂口，父权制被确定，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军事首长等管理机构已建立起来。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英雄时代的希腊人，正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已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雅典的提修斯改革建立了“刚刚萌芽的国家”；而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英雄时代的终结和文明时代的开端，亦即原始社会的结束和阶级社会的开始。
二
英雄时代的概念正式形成于公元前8至7世纪之间古希腊彼阿提亚诗人希西阿德。他在《田功农时》长诗中，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5代人种，即黄金时代人种、白银时代人种、青铜时代人种、英雄时代人种和黑铁时代人种。英雄时代的人类是一些半神的英雄，他们进行了进攻底比斯和远征特洛耶的战争。希西阿德写道：“当大地也覆盖了这—代（指青铜时代人种—一笔者）时，克洛诺斯之子宙斯在富饶的大地上又创造了另一代即第4代人，这代人更高贵、更正直，乃是神一般的称为半神的英雄人种，他们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是我们这一代人之前的人种。残酷的战争和可怕的战斗消灭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一些人为了争夺俄狄浦斯的羊群，在卡德摩斯的土地上阵亡于有7个城门的底比斯；而另一些人，为了美发的海伦而驾船越过大海湾来到特洛耶，在那里死亡的结局吞没了其中的一部分。”[8]在英雄时代之后，远见的宙斯又创造了另一代即第5代人，这是“真正的黑铁人种，人们永远得不到安宁，不能在白天摆脱劳累和悲愁，在黑夜免除灭亡”，希西阿德哀叹：“但愿我不生在第5代人当中，要不在此之前死去，要不在此之后出生。”[9]
当然，“英雄”和“英雄世代”诸词及有关传说，早在希西阿德之前已经流传。在古代希腊最有权威和创造最早的作品是荷马的史诗。众所周知，《伊利亚特》的主题就是叙述英雄远征特洛耶的故事。该书曾称特洛耶战争的时代为“英雄世代”。[10]荷马史诗通过年高德劭的福尼克斯和涅斯托耳之口，叙述了关于卡吕冬城英雄墨勒阿格海斯，以及涅琉斯时代派罗斯人同阿卡狄亚人、埃里斯的厄珀俄人和英雄赫拉克勒斯作战的故事。[11]此外，还通过俄底修斯游地府和宙斯对往事的追述，提到了传说中其他一些英雄和他们的母亲的名字。[12]仅此数例，就可说明在荷马史诗形成时期，各种英雄传说已在希腊世界广泛流传，且为史诗的听众所熟悉。[13]不过史诗中的“英雄”一词当时作“品格高尚的人”解，尚未成为超人，将英雄当作神来崇拜的信仰大概还没有形成。[14]
在古典时代。“英雄”日益神化，有关英雄的各种传说更加丰富和系统化起来，“英雄时代”一词也常被使用。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君主政体时，曾特别举出其中有一类是“史诗（英雄）时代的王制”。[15]就希西阿德所提英雄时代的两大业绩而言，古典史家对特洛耶战争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之首，就提到了特洛耶战争，说“可是希腊人却仅仅为了拉凯戴孟的一个妇女而纠合了一个大军，侵入亚细亚并打垮了普利亚莫斯的政权”[16]。对古代传说持批判态度的修昔底德，也宣称“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特洛耶远征是过去所有曾经发生过的最大一次远征”，[17]并认为阿加美侬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他之所以能够募集远征军进攻特洛耶的原因，不是由于同盟者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同盟者对他的畏惧”。[18]至于英雄攻打底比斯的传说，除了在公元前8世纪已出现有关的史诗外，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更于公元前467年写成《七雄攻底比斯》一剧，留传至今。公元2世纪作家波桑尼阿写道：“我认为，阿哥斯和底比斯之间的这场战争，是在所谓英雄时代期间希腊人内部发生的一切争战当中最值得令人记忆的”。[19]
古代作家和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学者还进一步整理流传的英雄故事和以英雄为远祖的各地统治者及名门望族的系谱，从而考证和确定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及重大事件的具体年代，希罗多德认为特洛耶或争和英雄赫拉克斯大约分别早于他800年和900年，即相当于公元前1250年和1350年左右。[20]亚历山大里亚著名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则确定特洛耶城陷于公元前1183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底比斯战争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213和1198年；赫拉克勒斯的生卒年代为1261—1209年。至于特洛耶战争以后的事件，多利亚人于公元前1104年南下；爱奥尼亚人移民始于公元前1044年。[21]埃拉托斯提尼所确定的年代为雅典的阿波罗多洛斯所接受，通过基督教会作家如优西比阿等人和十世纪末拜占廷的《苏伊达斯辞书》而留传下来，成为传统的年代。[22]
总之，在古代作家的眼里，所谓“英雄时代”乃是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英雄们生活的时代，其高峰是荷马史诗所述，传统定为公元前1192—1183年的特洛耶战争，此后即趋于衰微。其后有信史可考的年代始于柯里伯斯取得优胜的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会。存在于大约由公元前1000到776年之间的，是一个没有英雄活动、缺乏引入注目事件的相对空白时代。
三
时至近代，学者们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诗。法国的多比那克和德国的窝尔夫对荷马史诗的作者问题提出了疑问和探讨。对于特洛耶战争和有关的英雄事迹，虽然有的学者如法国的罗舍特仍相信传统的说法，但大多数学者逐渐持怀疑态度。释读线形文字B的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曾概括地指出：“但是大多数17世纪的史学家（特别在德国）倾向于略去英雄时代来缩短修昔底德的叙述，认为他如此生动描述的原始野蛮状态仿佛首先中断于古典城邦的发展”。[23]
以英国著名希腊史学家格罗特为例，他以公元前776年为界限，将古希腊史分为传说时代和历史两个阶段。格罗特觉得，“公元前776年之前希腊的大量事件无论在历史和年代上都不能复原”；[24] 宣称“在希腊传说的诗歌中列出年代的特定人物和事件，都不能认为属于真实历史的领域。”[25]格罗特称公元前776年以前的希腊史为“传说时代”或“传说中的希腊”。他有时也沿袭使用英雄时代一词来表示史诗和传说中英雄活动的时代，但既不考订英雄时代的事件，也不确定其年代。格罗特实际上是把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和其后直到公元前776年之间的历史都笼统地纳入传说时代以至英雄时代的范畴，并认为其具体史实是无法确认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格罗特不承认英雄时代的历史事实，但他从研究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角度出发，在全书序言中宣布，“根据荷马的描写和提示，可以认为英雄时代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一般说来是能够认识的，对此我进行了描述和探讨。”[26]格罗特明确地写道：“然而，那些诗歌作为生活方式的图景却是充满了教益的，正是那些使它们的作者失去作为历史家的可靠性的相同的情况，使他们作为当代社会的不自觉的解说者具有极大的价值”。[27]据此，格罗特在第19章中对传统的英雄时代各事件的年代不加肯定，但在第20章中对希腊传说所显示的社会生活状况展开了较深入的分析。此外，他还在第17章中将神话的脉络与近代欧洲各民族的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最著名的希腊史学者是恩斯特·柯修斯。他对待古希腊神话和传说的态度，与格罗特有所不同。“蒙森曾拒绝罗马史上的神话，格罗特则不接受希腊神话作为历史证据”；但柯修斯认为，“可以从传说中引出大量历史，因为传说远不是某一单个人的捏造，而是整个民族的回忆”。[28]但是，他认为荷马史诗所说的以阿伽门农为统帅的特洛耶战争纯属杜撰，建立在这一事件之上的传统年代学则是不可靠的。在柯修斯看来，只存在多利亚人南下后掀起的希腊人向小亚细亚迁徙的浪潮。正是在征服伊奥利斯的移民战争中，“一向爱好诗歌的阿卡亚人，为了在缓慢进展的斗争中支持自己，就用关于他们古代军事贵族阿特柔斯王朝事迹的赞歌来加强自己的力量，通过回忆神一样的阿喀琉斯的英雄威力来培育勇敢精神”。[29]这样，终于形成了荷马史诗，历史被拉长和颠倒过来：出现了“对特洛耶地区的两次征服，具有相同事件并由相同部落及家族进行的两次战争”，[30]编造出了英雄们返回希腊的情节，多利亚人南下则被插入到两次战争之间，“除史诗所说外毫无根据或基础”的那第一次特洛耶战争竟成了“希腊人由之开始其全部年代学的固定起点”。[31]然而，柯修斯与格罗特在使用史诗来说明英雄时代的社会面貌上是一致的。他认为，荷马史诗是“关于直到大移民时期希腊人整个生活的唯一传统原始资料”。[32]
正是在史学家逐渐否定英雄时代具体事件的历史可靠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史诗、传说所反映英雄时代社会状况的真实性的趋向下，摩尔根对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长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摩尔根对格罗特颇为推崇，认为他“鉴别能力之高，使我们除了引用他的原文以外，别无其他更为可取的途径”。[33]他采用格罗特关于传说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说法及研究方法，不深究其事实和年代，而着重探讨英雄时代希腊人的社会制度。他说：“瑟秀斯（即提修斯——笔者）的时代不能确知”；[34]但明确指出：“传说的世系和故事，神话和零散的诗歌，终之以荷马和希西阿德的诗篇，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学遗产”，并认为可以根据这些知识来源，“把组织成-社会以前不久所出现的氏族社会的主要面貌重新恢复起来”。[35]
摩尔根的伟大贡献，就在于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和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组织，从而“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36]他把人类的文化发展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而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又各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摩尔根认为古代社会即原始社会几乎普遍存在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四个阶段，“在蒙昧社会即已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到了低级、中级、高级野蛮社会而臻于完备”。[37]在管理机构的发展上，摩尔根主张：“在低级野蛮社会，是一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在中级野蛮社会，是两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和军事指挥官；在高级野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38]
摩尔根运用他的伟大发现和理论，结合古代希腊的有关神话、传说和史诗，认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英雄时代希腊人的社会组织，正处于“在一个氏族社会中合并成为民族”的阶段。[39]他指出：“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或权力机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第二是阿哥腊，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赛勒斯，即军事总指挥官。”[40]摩尔根特别批驳格罗特关于“原始的希腊政府基本上是君主政府”的说法。[41]他强调，巴赛勒斯不是国王，而是军事指挥官。巴赛勒斯的政府——巴赛勒亚，不是王国，而是军事民主制。摩尔根宣称：“我们可以给巴赛勒亚下一定义，视之为军事民主制……巴赛勒斯是他们的最高司令官……与巴赛勒斯并立者则有酋长会议和阿哥腊，如果对这种政府形式需要下一个更加专门的定义，那么，用军事民主制来表达它至少具有合理的正确性，而使用王国这一名词及其所必然包含的意义是错误的”。[42]总之，摩尔根认为希腊远古历史的发展，同其他民族一样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而英雄时代的希腊则处于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仔细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并写了详细摘要。他基本接受摩尔根关于希腊英雄时代的论述，写道：“在英雄时代的雅典人中，有三个协调的权力机关：（1）酋长会议；（2）人民大会；（3）主要军事酋长，或巴赛勒斯”。[43]马克思也指出：“‘巴赛勒亚’——希腊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时代王权（因为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统帅）这个字，在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存在的条件下，只不过是军事民主制的变形而已。”[44]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有关英雄时代的观点，不赘述。
四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希腊的史前考古有了巨大发展。史诗中的特洛耶古城的发现，琳琅满目的竖井墓圈A与B的先后发掘，扑朔迷离的“米诺迷宫”的重见天日，踪迹难辨的派罗斯原址的确认，众说纷纭的线形文字B的释读，深埋于火山灰下的锡拉岛上建筑物及其壁画的复原，对大西岛之谜的新推测——这一系列成就把辉煌灿烂的爱琴文明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史学家对希腊传说时代所掌握的知识和材料，远远超过了格罗特和摩尔根的时代。
如何看待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和史诗？其历史真实性究竟如何？这个老问题又有了新内容，尖锐地摆在每一个古希腊文化爱好者的面前。史学家应当予以回答，必须结合考古发现的大量材料，提出新的解释和看法。与过去一样，答案基本上仍可分为两类：或倾向于承认神话的真实性，或倾向于否认。“开始于施里曼在特洛耶和迈锡尼的考古家们发现，给那些愿将荷马史诗看作迈锡尼时代的反映的人们以巨大的满足，有些学者把神话中的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的统治者接受为历史人物。另一些则拒绝将神话作为史料，并认为荷马的证据更清楚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时代，虽然普遍同意史诗中有些材料能回溯到迈锡尼时期。”[45]
我们还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希西阿德所说的特洛耶战争和英雄攻底比斯的传说上。
考古发掘证明，相传的特洛耶古城确实存在，而且有9层遗址。特洛耶城Ⅵ约建立于公元前1900年，经济文化比较发达，遗址中发现大量属于希腊半岛文化的陶器，显然两地之间有较密切的贸易往来。约公元前1300年稍后，特洛耶城Ⅵ毁于地震。再建的特洛耶城Ⅶa，直接承袭特洛耶城Ⅵ文化和城址；但迈锡尼文明的陶器发现较少，看来希腊半岛与特洛耶之间的贸易联系大为削弱。特洛耶VIIa城内房屋拥挤，各家大多备有大瓮，埋于地下，仅瓮口露出地面,以便充分利用空间贮备大量生活必需品。这种景象表明，当时特洛耶可能在作战争准备，或甚至遭到围困。时间不长，特洛耶城Ⅶa毁于大火，有遗骸发现。学者们认为该城此次大概遭到严重的战争破坏，但对城陷的具体年代有不同意见，大致在公元前1250到1200年之间。[46]
从历史背景来看，公元前13世纪中叶是希腊半岛上迈锡尼文明的繁荣时期：迈锡尼臻于极盛，梯林斯、派罗斯兴旺发达，雅典方兴未艾。在西亚方面，赫梯是公元前14—13世纪时期地中海东岸地区最强国家。据赫梯文书，其西南方有一较强国家称阿希亚瓦（Ahhiyawa），可能位于海上，与赫梯有较多联系。两国君主书信往来，兄弟相称。公元前13世纪以后，双方关系逐渐紧张。有的学者认为，阿希亚瓦可能就是阿卡亚（Achaia）之对音，即指迈锡尼时代阿卡亚人（Achaioi）所建立的一个国家。[47]公元前13世纪中叶后，赫梯势衰；对小亚细亚沿岸控制不力，有阿苏瓦城市联盟起来反抗赫梯，其中Wilusa和Truisa两城，有的学者推测为荷马史诗中所述伊利翁（I1ion）和特洛耶（Troy）之对音。[48]在此期间所谓“海上民族”活动频繁，侵扰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地区。据埃及铭文，公元前1232年侵入者中有Ikws人，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Ekwash或Akawasha，即阿卡亚人（Achaioi，Ahhiyawa）。[49]公元前1191年侵入者中有Denyen人，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北叙利亚的Danuna人，也可能是史诗和传说中用作阿卡亚人和阿尔哥斯人之别称的达纳阿人（Danaoi）。[50]因此，根据以上种种材料看来，可以认为荷马史诗所说年代在公元前1183年的特洛耶战争，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大概反映了在赫梯衰落、海上民族猖撅活动时期，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即阿卡亚人）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对特洛耶城Ⅶa的一次征伐和破坏。
古代底比斯的遗址现已覆盖在近代居民点之下，因此考古发掘不易有计划地大规模进行。尽管如此，那里已发现了较为壮观的宫殿遗存，有希腊半岛上时间最早的大型壁画（大约公元前1400年稍后），[51]精美的玛瑙、宝石和象牙雕刻，内存油酒、外有字体的镫形顶坛，以及希腊最大的带有壁画的室墓。[5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线形文字B泥版以及30多块由公元前3000年代直至14世纪中叶、主要来自卡西特时期巴比伦的天青石东方圆柱形印章，[53]线形文字B泥版的发现说明底比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已使用文字，而东方印章则表明了底比斯与东方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并使人联想起有关腓尼基人卡德默斯是底比斯创建者并给希腊带来文字的传说。[54]宫殿遗址还表明曾先后两次遭到破坏，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之初及末，[55]这与古代希腊广泛流传的两次底比斯战争的传说似非纯属巧合。有的学者认为，位于中希腊交通要道的底比斯在公元前14世纪是希腊半岛上的强大国家，隔科林斯地峡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渐成两雄对峙之势，其发展结果导致双方大战，以底比斯失败告终，迈锡尼在公元前13世纪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雄攻底比斯的传说正是这一历史形势和过程的反映。[56]
考古材料还证明，自特洛耶战争后，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迅即衰微，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居民点遭到废弃。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述，特洛耶战争后80年，比较原始和落后的“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57]。根据迈锡尼文明的兴衰和多利亚人的入侵，参照其他民族英雄文学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状况，一些学者开始认为所谓“‘英雄时代’，发生在一个古老而丰富多采的文明，由于野蛮的征服者而处于瓦解过程的地方”。[58]当代英国著名希腊史家哈蒙德认为，希西阿德所说的英雄时代的英雄事迹，“属于公元前1250—1150年时期”。通过“对其他文明的英雄时代的比较”，哈蒙德觉得：“这种时代是过渡性的，只延续三或四代。它们起源于文化比较落后，但更加强壮有力的武士之进入一个发达但没落的文明；它们以侵略掠夺的战争为标志，在战争中贵族武士阶级摆脱了向民族或部落效忠的传统束缚。在希腊，英雄时代标志着爱琴世界伟大青铜时代文明的最后衰落阶段”。[59]另一个英国学者鲍勒进一步综合研究各民族的英雄文学，认为一个民族形成其英雄时代观念的途径和原因有三：（1）受到外族的征服和统治，因而“将过去提高到特别光荣的地位，借以安慰自己”，如1228年惨败于蒙古人的俄罗斯人和1389年土耳其人获胜后的塞尔维亚人的情况；（2）准备远离家乡、去海外开辟新天地，因而“用传说来美化过去，借以保持与过去的联系”，如前往冰岛和格陵兰的诺斯殖民者的情况；（3）“第三个原因是当-制度瓦解，成就和统治让位于解体和衰亡的时刻”，如查理大帝死后对他的歌颂。[60]
五
总括上述，我们可以对希腊史上的英雄时代提出几点尝试性的看法。
1．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两千年代，特别是前16—12世纪初，在爱琴海地区存在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宫殿，卫城，墓葬，壁画，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皿，印章雕刻，城镇遗址与埃及、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以及西西里、意大利半岛等地区的广泛联系——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希腊世界在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较高的发展。
文字是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克里特岛先后流传着象形、线形A和线形B三种形式的文字，希腊半岛至少在前14世纪也开始使用了线形文字B。派罗斯和克诺索斯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线形文字B泥版表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宫廷和私人的奴隶；所谓“神奴”和“神婢”则是另一类深受剥削的下层劳动者，手工工匠有的直接依附宫廷和最高官员，有的分在各地，但与宫廷也有一定关系或负一定义务，牧民要在有关人员监督下上交羊毛和牲畜，土地分为公社所有和私人占有两大类，通行着租佃和负有所谓“卡马义务”的土地关系，统治集团拥有大量土地、奴隶和财富，包括国王、最高行政长官、军事贵族、地方长官、地方首领、地方军事统领以及上层土地所有者等人。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社会是以奴隶制为主要特征的阶级社会。
2．所谓“英雄时代”，无论是顾名思义还是依据希西阿德等古代作家的传统看法，指的是神话、传说和史诗中所说的英雄们生活和战斗的时代。现在看来，有关英雄及其事迹的传说，具有某种历史真实性，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和事件。按照传统的年代，参以考古发掘材料的印证，可以认为英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12世纪。这个时期的希腊社会是阶级社会，处于迈锡尼文明高度繁荣而后转入衰微的阶段。因此，希腊史上真正的英雄时代不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或原始社会的末期，而是文明时代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
荷马史诗以特洛耶战争时期的英雄为题材，在公元前12—9世纪逐渐形成。它所反映的有迈锡尼文明衰微时期（前12世纪）的状况，更有迈锡尼文明覆亡后公元前11一9世纪之间的状况，甚至还有公元前800年前后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城市最初出现时的状况。从前11—9世纪，是没有英雄的时代，即只有英雄传说流传、但非流传中英雄生活的时代，因此不属于真正的英雄时代。似乎，应把荷马时代与英雄时代划分开来。英雄时代属于前14—12世纪，荷马时代属于前11—9世纪。
从史诗流传和形成的地区来看，荷马史诗主要反映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活动范围的社会状况，非大量地直接反映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多利亚人控制地区的情况。如雅典的传统说法和考古发掘所示，雅典没有被多利亚人征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上的连续性，因而荷马时代的雅典可能仍有国家，还处于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荷马时代的希腊世界未必都处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更不属于原始社会的瓦解时期。
3．对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应作具体分析。前已说明，英雄时代应指英雄文学中所述英雄活动的时代。野蛮阶段是每个进入文明时代民族必经的阶段，但未必每个民族当时都有英雄文学，因而不见得都经过真正的英雄时代。就有英雄文学的民族而言，其英雄文学形成的时代不尽相同，所传说的英雄及其生活的时代也不尽相同。各个民族的英雄文学的形成时期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还是奴隶社会阶段？或是封建社会初期？其起点如何？是否都处于旧文明衰亡时期？都经历过野蛮民族的征服？是旧文明的遗民对过去的追忆？还是新来的落后民族对自己远祖或传说中英雄的歌颂？这一切都不会完全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因此，必须对各个民族的英雄文学及其所反映的英雄时代作具体的分析，不宜进行过于简单的类比和概括，轻易作出断语和结论。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更应如此。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10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4页。引文中“所谓王时代”疑为“所谓王政时代”之排版错误。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8]希西阿德：《田功农时》，第155—166、174—179行。
[9]希西阿德：《田功农时》，第174—179行。
[10]《伊利亚特》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l7页。
[11]《伊利亚特》，第9卷第527行以下；第7卷第132行以下和第11卷第670行以下。
[12]《奥德赛》第11卷第235行以下；《伊利亚特》第14卷第313行以下。
[13]参阅《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1分册，剑桥1973年第3版，第646—647页。
[14]《牛津古典辞书》“英雄崇拜”条，牛津1949年版，第419—420页；《不列颠百科全书》(详编)第8卷，“英雄崇拜”条，1980年版，第822—823页。
[15]亚里士多德：《-学》1285b 4，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0页。
[16]希罗多德：《历史》I.4，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0页。
[17]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I.10，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正文第9页。
[18]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I.9，中译本，第6—7页。
[19]波桑尼阿：《希腊记行》IX.9。
[20]希罗多德：《历史》II.145。
[21]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伦敦1854年版，第49页。
[22]参阅惠布雷主编：《希腊研究指南》，剑桥1931年版，第69—82页。
[23]文特里斯、柴德威克：《迈锡尼希腊语文献》，剑桥1956年版，正文第6页。
[24]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第47页。
[25]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第79页。
[26]格罗特：《希腊史》第1卷，序言第14页。
[27]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第79页。
[28]汤普逊：《历史著作史》第2卷，纽约1 942年版，第499页。
[29]柯修斯：《希腊史》（英译本）第1卷，纽约1886年版，第145—146页。
[30]柯修斯：《希腊史》（英译本）第1卷，第145—146页。
[31]柯修斯：《希腊史》（英译本）第1卷，第169页。
[32]柯修斯：《希腊史》（英译本）第1卷，第149页。
[33]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21页。
[34]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60页。
[35]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4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37]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43页。
[38]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57页。
[39]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43页。
[40]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47页。
[4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48—249页。
[42]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48—249页。。
[43]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6页。
[4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80页。
[45]比尔斯：《希腊考古导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两派作品，可举芬利的《奥德修斯的世界》（纽约，1978年修订版）和佩奇的《历史和荷马的〈伊利亚特〉》（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为例。
[46]参阅《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1分册，第683—685页；第2分册，第161—163页；《希腊世界史》（英文本）第1卷（原始史和初史），雅典1974年版，第290—291页；卢斯：《荷马和英雄时代》，伦敦1975年版，第20—21页、132—136页。
[47]《希腊世界史》（英文本）第1卷（原始史和初史），第285—287页；《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2分册，第186—187、261—265页。
[48]《希腊世界史》（英文本）第1卷（原始史和初史），第284页；《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2分册，第341页；卢斯：《荷马和英雄时代》，第132页。
[49]《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2分册，第366页；福斯代克：《荷马以前的希腊》，伦敦1956年版，第81—82页。
[50]《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2分册，第242、339—340页；普里查德编：《古代近东文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页。
[51]维缪尔：《青铜时代的希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9—190页。
[52]伯里和梅格斯：《希腊史》，伦敦1975年第4版，第34—35页。
[53]《剑桥古代史》第2卷，笫2分册，第168—169页。
[54]希罗多德：《历史》Ⅵ．57—59；维缪尔：《青铜时代的希腊》，第189—239页
[55]伯里和梅格斯：《希腊史》，第34页；《剑桥古代史》第2卷，笫2分册，第168—169页。
[56]《剑桥古代史》第2卷，笫2分册，第168—169页；《希腊世界史前史和原始史》，第282—283页。
[57]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I.12，中译本，正文第11页。
[58]《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卷，荷马条，第692页。
[59]哈蒙德：《希腊史》，牛津出版社，第61页。
[60]鲍勒：《荷马》，伦敦1972年版，第80页以下。转引自卢斯：《荷马和英雄时代》，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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