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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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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却归葬于大都“城西高梁河”(7)。据民国时编著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高梁河在京兆宛平县西，……元至元二十九年建高梁闸”，元代宛平县在大都城的西郊，高梁河流经县境。上述几个畏兀儿人的墓地实为一处，位于大都城西郊宛平县的西部七园里一带，这里有他们的本族墓地。由此确知，大都宛平县有畏兀儿聚落。
3.河西走廊西部的畏兀儿聚落。《元史·世祖纪八》记：“[至元十七年二月]，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这些为躲避战祸而逃到河西走廊的畏兀儿人，被朝廷组织起来，屯垦于荒闲之地。元代甘肃行省的屯田，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西部的沙州（甘隶敦煌）、瓜州（安西）、肃州（酒泉）和甘州（张掖）。畏兀儿聚落可能就分布在上述地域。
4.陕西行省平凉县（甘肃平凉市）畏兀儿聚落。《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载，传主一家居住的独山城（新疆木垒），在至元年间（1264—1294）前期遭受战乱，传主之曾孙月儿思蛮率全城百姓“尽室徙居平凉”。平凉位于六盘山东麓，元人袁桷所撰《马公神道碑铭》有“六盘为高昌要冲”之语(8)，说明聚居平凉的畏兀儿为数不少。
5.陕西行省凤翔县（陕西凤翔县）畏兀儿聚落。元人虞集所撰《诏使祷雨诗序》记载，皇帝命翰林直学士普颜实立入陕祷雨，其“至风翔，与宪使、郡守祀于雅腊蛮神之庙。雅腊蛮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关中者移祀于此”(9)。既然能在当地建立起本族信奉的雅腊蛮神庙，并能使天子使者到此祷雨，说明有很多畏兀儿人聚居于当地。
6.陕西行省奉元路（治陕西西安市）境内畏兀儿聚落。《元史·文宗纪二》载，天历二年（1329）二月，“奉元（路）临潼，咸阳二县，及畏兀儿八百余户告饥”，八百多户一起告饥，说明是聚居于一处。史籍中没有记录这一聚落位于奉元路何地，我们只知道早在皇庆元年（1312）之前，他们已经来到这里，《经世大典·站赤》皇庆元年八月条记载：“奉元路脱脱禾孙呈：亦都护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雷泽、宣使朵儿只二人，起马二疋，赍本王位下王傅差劄，前往大都进贺表章”（10）。
7.河南江北行省邓州（河南邓州市，元属南阳府）畏兀儿聚落。《元史·成宗纪三》载：“[大德五年（1301）十月丙戌]，拔南阳府屯田地给新籍畏兀儿户，俾耕以自赡，仍给三月粮”。朝廷将这些流散于内地的畏兀儿人，检括出来，重新安置在南阳府邓州境内。
8.河南江北行省襄阳县（湖北襄阳县，元属襄阳路）畏兀儿聚落。他们是高昌王帖睦儿补化于泰定三年（1326）出镇襄阳时，扈从而来的本族部民，《高昌王世勋之碑》（以下简称《世勋碑》）回鹘文碑铭称：“（帖睦儿补化）又被提升，派到湖广，派给了他许多那可儿以示鼓励”(11)。襄阳距邓州仅140余里，故而《元史》也把两个聚落并称：“赈襄（阳）、邓（州）畏兀民被西兵害者六十三户，户给钞十五锭，米二石；被西兵掠者五百七十七户，户给钞五锭，米二石”（《元史·文宗纪三》）。两个聚落遭受乱兵侵害的共计640户。而实有民户肯定多于此数。
9.云南行省乌蒙地区（云南昭通市）畏兀儿聚落。至元二十二年（1285），朝廷派遣亦都护王族“雪雪的斤领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剌章（云南）”（《元史·世祖纪十》）。后来，这支畏兀儿人被调往荆襄。不久，云南省臣以“世祖有旨，使归云南，以住征讨”（《元史·武宗纪一》）为由，将其要回云南。《元史·兵志三·屯田》记：“仁宗延祐三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明朝初年，建昌（四川西昌，与云南昭通毗邻）一带有“回鹘诸种，散居山谷间”（《明史·四川土司传》），他们就是乌蒙畏兀儿屯田户的后代。
二、内迁的背景和原因
内地普通畏兀儿民众，绝大多数是受海都、都哇等西北叛王发动的战争的波及，而迁居内地的。自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首启战端以来，位于东部天山的畏兀儿领地屡遭战火。虽然文献对战乱和内迁事件只有零星记录，但也提供了基本线索：第一，前文提到的独山城百姓因遭遇兵乱而整体迁往平凉之事，发生在至元二年（1265）到十一年（1274）之间。这个界定，是基于《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的记载：“后因军师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独山城）尽室徙居平凉，（月儿思蛮）与其子阿的迷失帖木儿入觐，世祖诏入宿卫……成宗即位，……因奏：‘阿的迷失帖木儿父子……来事先王，服勤二十余年矣’”，迁居平凉后，阿的迷失帖木儿入朝服勤，时间在成宗即位（1294）之前20余年，即至元二年到十一年之间。第二，第二次迁居，见诸《永乐大典》卷19781《局字门》载录的元代文献：“至元十二年（1275），别失八里田地人匠，经值兵事散漫居止，迁移京师”。第三，至元十四年（1277）也有难民入关，据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舍蓝蓝传》载：“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师（舍蓝蓝）始八岁，从其亲至京师”，舍蓝蓝于“至顺三年二月廿一日（1332年3月18日）殁，年六十四”。元朝人按虚岁计龄算，舍蓝蓝八岁时正是至元十四年（1277）。此年，元军阿力麻里（新疆霍城）行军大营因诸王昔里吉叛乱而崩溃，海都乘机洗劫了畏兀儿地区。第四，《元史·世祖纪八》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条下载：“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火州）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七月是朝廷颁布“官给驿马之费”和“免其赋税三年”政令的时间，劫食火州肯定在七月之前。巧合的是，《元史·世祖纪八》同年二月条下记：“畏吾户居河西者令其屯田”，由此判断，劫食火州可能发生于二月之前。难民逃入河西后，朝廷组织其屯田自济。第五，至元二十二年，叛王都哇、卜思巴击溃阿只吉、奥鲁只所率元朝驻西域大军，乘势围攻火州城6个月，最终未能攻克。火州之战后，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入京朝觐。史籍没有战争期间有难民逃入关内的记载。第六，至元二十三年，元军再调主力进驻西域，秋天，与西北叛王展开大决战，结果元军惨败。此时，火赤哈儿的斤正值从京师返回，他停驻哈密，观望局势，遭叛军突袭而亡，事在至元二十三年年末。余部护佑其子纽林的斤东撤入关，后来定居永昌。
以上是至元二十三年年末畏兀儿王室东迁入关之前，畏兀儿遭受战乱和居民内迁的情况。除迁往平凉、迁往大都（工匠）和残众护佑纽林的斤入关这三起迁移，是由朝廷安排的或者是有组织的之外，其他的都是自发逃难。我们知道，从吐鲁番至河西走廊西部的几个绿洲之间，都有漫长的戈壁无人区，自发性的携家带口的难民是很难穿越的。所以，在二十三年年末之前，内迁的畏兀儿人不会很多。史料反映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即大多数聚落出现于纽林的斤入关以后。虞集所撰《世勋碑》汉文碑铭记载：“（火赤哈儿的斤）屯于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12）。当时，刚从大都返回的火赤哈儿的斤，“兵力尚寡”，又遭遇突袭，所以，在他遇难以后，随纽林的斤入关的剩余部众是有限的。总之，在至元二十三年年末之前，内地畏兀儿移民的总人数不是很多。
然而，文献中反映，从至元年间（1264—1294）后期开始，内地出现了数万计的畏兀儿人。《世勋碑》汉碑记载畏兀儿王室入关以后，纽林的斤“诣阙请兵北征，……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焉。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领本部探马赤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按元制，探马赤军为一户一军，“本部探马赤等军万人”实际代表有畏兀儿部民1万户，加上留在永昌、没有出镇的民户，当有1万余户。而前述各聚落中，尽管有的可能来源于这1万多户——被重新安置聚居地，但通盘考量，内地畏兀儿总户数应当接近1万5千户，按每户5口人计，有近7.5万人。如些众多的移民，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完成长达两千多里（吐鲁番至永昌堡）的大迁徙的呢？
考稽史料，我们发现，大量畏兀儿移民是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在元朝政府的组织下，从西域迁往内地的。这是在朝廷对西域政策发生了战略转变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的移民浪潮。自至元十四年元朝驻阿力麻里行军大营因内乱而崩溃以后，朝廷在漠北西部和西域两条战线上，面临着西北叛王巨大的军事压力，两地远离中原，漫长的军需物资运输线，使朝廷不堪重负；加之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元军主力部队在西域接连惨败于西北叛王。所以，朝廷改变战略，决定放弃西域，全力应对西北叛王对漠北这一“祖宗根本之地”的进攻。朝廷没有将亦都护王室安置在毗邻西域的河西走廊西端，而是转封于距其本土两千多里远的永昌城，表明朝廷没有重新夺回畏兀儿地区的打算。在放弃畏兀儿地区之后的第三年，即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军事力量又从塔里木盆地撤出，这也是这种战略转变的继续。在这一背景下，朝廷开始有计划地组织西域畏兀儿居民向关内迁徙。《元史·世祖纪十一》载：“[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朝廷）遣蒲昌赤贫民懇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蒲昌在今吐鲁番盆地东端的鄯善县（13），从鄯善至哈密有400多里的戈壁无人地带，如果朝廷只是为了解决蒲昌贫民的生活问题，那么，从甘肃向当地调运粮食，要比把他们迁到甘肃的费用少得多，况且，屡遭战乱的畏兀儿地区有的是闲田。所以说，这不是单纯的安置贫民，而是有计划地移民入关。而这只是大规模移民的序曲。此后，朝廷专门派遣官员前往西域，组织畏兀儿大规模向关内迁移，《元史·世祖纪十二》载：“[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壬子]，（命）孛罗带上别失八里（吉木萨尔）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孛罗带是元朝专门管理畏兀儿领地和民众事务的机构——北庭都护府的官员，此次去西域招募移民，前后历时两年多，到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朝廷才“罢遣官招集畏兀氏”（《元史·世祖纪十三》）。这就是为什么在至元年间后期，内地出现数万计的畏兀儿移民和众多聚落的真实原因。
朝廷为何要将众多畏兀儿人迁入关内呢？这首先要从统治集团的构成上说起。元朝统治阶级的真正核心是贵族集团，它包括成吉思汗及其兄弟的后裔，和与皇族世通婚姻的姻亲家族，以及蒙古、色目军事首领、高级官僚及其子弟。由于畏兀儿最先主动归顺，亦都护获得了“待以子道，列诸第五”以及与蒙古皇族世代联姻的优荣，以驸马诸王的身份，成为贵族集团的成员。所以，当元朝决定放弃畏兀儿地区时，便把亦都护重新分封于永昌。把畏兀儿部民迁至关内，不仅是对成吉思汗所做的让亦都护保有其属民的承诺的尊重，也是对多年来畏兀儿追随大汗庭抗击西北叛王的嘉奖。其次，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制驭政策上， 也能看到迁移畏兀儿人的深层意图。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全国，面对汉人，只能依靠色目人进行制衡。而畏兀儿又具备文字上的优势（畏兀儿体蒙文），因此是蒙古人极为依重而又放心使用的-上的人力资源。同时，组织畏兀儿人内迁，还有更重要的军事上的考量。在元朝整个军事体系中，始终贯彻着防范汉人的意图。李璮叛乱后，朝廷解除了汉人世侯的兵权，后来规定汉人不得参预军政，法律上禁止汉人持有弓矢等。而畏兀儿则是朝廷可以放心使用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都叛乱之后，色目人的来源被切断，畏兀儿作为可以利用的兵员，就显得更为重要。这种防范意图，从朝廷自至元后期开始，先后把原为蒙古各部驱口的钦察人、康里人和斡罗思人，按族组建成军等事件上，也都有所反映。
三、聚落与探马赤军
内迁普通畏兀儿人，之所以呈现聚落形态，除了其特殊社会身份之外（下文论述），还与朝廷视其为军事储备力量的-考虑有关。聚落能有效保障同族间互通婚姻，不被汉人同化；遇到战事，能快速组成军队。从制度上讲，这也有充分理由。畏兀儿在元代诸种户籍中，属军户，隶探马赤军籍。亦都护马木剌的斤曾“将探马赤军万人，从宪宗伐合州”（《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纽林的斤曾率“本部探马赤军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
朝廷在安置畏兀儿人时，赋予了其浓重的军事色彩。各个聚落，除永昌和大都外，在形成之初，大多带有军事镇戍或屯田驻扎的性质，这与他们探马赤军的身份有关。朝廷遣雪雪的斤领一千户畏兀儿戍合剌章，是军事任务，第二次被召回云南也是“以佐征讨”。襄阳的聚落，是泰定年间高昌王帖睦儿补化出镇该地时，带去的本部探马赤军，即《世勋碑》回鹘文碑铭提到的随行的“许多那可儿”。前文所引史料明确提到河西走廊西部和乌蒙地区的聚落，都是以屯田方式出现的。邓州的聚落，被朝廷安置在南阳府屯田区内。早期迁居平凉的独山城百姓，显然也是由朝廷组织的，《元史·地理志三》“平凉县条”下有“屯田一百一十五顷”的记录，同卷“凤翔县条”下也记载“屯田九十顷有奇”，可能也和当地畏兀儿人有关。可以想见，面对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移民，朝廷按军事组织形式，将其派往各地驻守、屯田，既利于短期内解决移民生活问题，又能达到增强镇戍力量的目的。
随着天下承平日久，一些聚落逐渐褪去了军事色彩。这与元朝处理各地探马赤军的措施有关。灭亡南宋以后，探马赤军有了固定不易的驻地，由山东河北、河南淮北、四川和陕西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专门管理。因无战事，部分探马赤军被解散，军户就地入社，从事农耕。正如《元史·食货志一》农桑条记载的：“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畏兀儿聚落也是这种情况。从天历二年赈济奉元路8百余户畏兀儿饥民，以及至顺元年救济襄阳、邓州被乱兵掠夺、侵害的640户畏兀儿的情形上判断，已没有军事组织的痕迹，他们成了当地从事耕作的农民。但是，和其他社入的探马赤军一样，他们没有改变军籍。
所以，元末农民大起义时，他们又被组建成军，成为镇压起义的重要力量。《元史·顺帝纪五》载：“[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命……宣政院同知桑哥领亦都护畏吾儿军，与荆湖北道宣慰使朵儿只班同守襄阳”，由“宣政院同知”可知，身为亦都护王族的桑哥，本来在大都担任文职，当战火烧到荆襄一带时，他被到那里，统领当地已经入社耕作的畏兀儿探马赤军部众，守卫襄阳。《元史·顺帝纪五》记载同年四月，朝廷又派“亦都护月鲁帖木儿领畏吾儿人马，同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讨襄阳、南阳、邓州贼”，上述地区都有畏兀儿聚落，这并非巧合。这表明朝廷将其安置在当地的时候，就依照探马赤军的身份，委派了在当地屯田驻扎和军事镇戍的任务。据《元史·顺帝纪六》载，至正十三年（1353），“亦都护高昌王月鲁帖木儿薨于南阳军中，（朝廷）命其子桑哥袭亦都护高昌王爵”，继续镇守当地。元末镇压起义的将领中，有不少畏兀儿军官，最著名的就是元军统帅之一察罕贴木儿。这些事件可以作为元廷当初为何迁移畏兀儿人的一个注解。
四、内地畏兀儿人的身份
因畏兀儿最先主动归附，成吉思汗允许亦都护保有其政权、领有其民众。亦都护和其部民之间存在着人身隶属，类似于蒙古贵族和蒙古封户之间的关系。据《元史·阿鲁浑萨理传》，传主祖父阿台萨理曾扈从成吉思汗东来，后在燕地为官，“会畏兀国王亦都护请于朝，尽归其民。诏许之，（阿台萨理）遂复西还”。当亦都护要求阿台萨理这些人回归本部时，大汗庭也只能屈从其意。这是领有权在起作用，反映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制度精神。到至元前期，元廷仍遵循着这一原则，《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云：“畏兀儿之民遭乱解散，于是有旨命亦都护收而抚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还其部”，这是朝廷为了使流散的畏兀儿难民重回本部而下的诏令。那么，东迁以后又怎样呢？我们认为，这种领有权和人身隶属关系仍然存在。内迁后，朝廷除继续保留亦都护王印外，又于延祐三年（1316）设立“高昌王”爵位，赐王印。由两人分别撰写的《世勋碑》汉文、回鹘文碑铭，记录了两个王印的职权范围。汉碑称：“其王印（高昌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则行诸畏兀而之境”（14），回鹘碑铭曰：“把新颁给的高昌王印用在行诸外邦的令旨上，再把以前那个金印（亦都护印）用于周围的畏兀儿人民中”（15）。初看两者似有差别，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两印完整的通行范围。对畏兀儿来讲，散居永昌分地之外“诸内郡”的人，就是地处“诸外邦”；而亦都护印通行的“畏兀而之境”，则包括了原西域故土（名义上）和永昌分地。就是说，各聚落的畏兀儿人，接受着高昌王傅府的管辖，承担着对领主的差役。前引《经世大典》材料证明，奉元路的聚落就有王傅府的差官：“奉元路脱脱禾孙呈：亦都护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雪泽、宣使朵儿只二人，起马二疋，赍本位下王傅差劄”。所以，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上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那些入仕为官的畏兀儿上层，虽然实际上摆脱了对亦都护的依附，但是，从名义上和制度上讲，仍然存在着从属关系。
注释：
（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6《汪古畏兀二驸马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316页；《新疆图志》卷89《金石》，上海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847页；《宣统甘肃通志》和《甘肃新通志稿》载文转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第3卷，中国兰州1990年。
（2）拙文《元代畏兀儿东迁永昌事辑》曾探讨过永昌城的位置，永昌城转封给亦都护的原委，以东迁永昌的时间和过程，《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
（3）《永乐大典》卷19781《局字门》，中华书局影印本。
（4）苏天爵：《国朝文类》卷615《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5《元故奉议大夫国子司业赠翰林直学士追封范阳郡侯卫吾公神道碑铭》，适园丛书本。
（6）程钜夫：《雪楼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陶氏涉园刊本。
（7）苏天爵：《国朝文类》卷59《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7，四部丛刊本。
（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6，四部丛刊本。
（10）《永乐大典》卷19420。
（11）译文引自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
（1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
（13）冯承钧原编、陆峻嶺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75页；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4页。
（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
（15）引自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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