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金石學源於唐宋時代，唐代韋述等史家已經開始收集、著錄金石碑版，並運用於史學著述了。史載：“〔韋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迹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1]其所著《兩京新記》，記述了興福寺《聖教序碑》、西市《市令載敏碑》、東明觀《馮黃庭碑》、《李榮碑》等碑刻，生動地反映了兩京的歷史。以毌煚《古今書錄》爲藍本的《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了《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兩書[2]；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輯錄碑誌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張淮深碑》、《常何墓誌》，皆有寫本傳世，這些書籍雖不著編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學者著意集錄碑版文字了。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的著作將金石學推向成熟，形成金石著錄、校勘、鑒別、考訂等系統而專門的方法。清代學者進一步推而廣之，並與經史考證、輿地方志之學相結合，結出了更爲豐碩的果實。我國金石學可謂具有深厚的傳統，其所積累的材料和方法爲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厚營養。
　　陳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3]粟特人是中古時代亞歐大陸貿易的擔當者，對於粟特研究涉及中國與中亞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語言、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史，隨着新材料不斷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漸顯現，向世人提出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問題。學者有機會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問題，形成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研究中的當代新潮流。然而面對新材料，學者卻不應放棄那些行之有效的舊方法。關於粟特人的石刻史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