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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说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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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臣是“负恩”，于是南下征讨。次年（947）初，契丹打下开封，灭掉了后晋。德光原准备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故改元“大同”，建国号“大辽”。但他缺乏统治中原的-经验，同时又不接受后晋降臣的意见。最后因遭到中原人民的激烈抵抗而被迫撤退，死于北返途中。继太宗而立的辽世宗在位时间虽短，但经他确立的北南面官-体制，对辽朝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世宗以后，经穆宗、景宗在位时期的休养生息，契丹国力得到恢复和增强，乾亨四年（982），景宗之子圣宗隆绪即位后，在承天太后主持下，统和二十二年（1004），与宋订立澶渊之盟，从而实现了辽宋百年和好。圣宗与兴宗在位期间（982—1055）辽朝国力达于鼎盛。兴宗时，辽宋关系曾一度紧张，重熙十一年（1042），辽朝曾派遣刘六符等使宋，索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最后迫使北宋增币议和。十二年，辽又与西夏罢兵修好。这都说明，当时辽朝的国力仍处于强盛时期。不过，契丹加速汉化，已使辽朝的武力大不如前。此外，每年从宋朝取得的大笔岁币，也使以兴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滋长享乐之风，加速腐败。兴宗整天与后妃及左右近侍演戏作乐，并且靡费大笔钱财提倡佛教，广度僧尼。诸多弊政引起广大蕃汉各族人民的不满，兴宗末年，规模大小不等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此时，辽朝实际上已经步入由盛而衰的时期了。
重熙二十四年（1055），辽兴宗病故，其长子耶律洪基（一作“弘基”）即位，是为辽道宗。道宗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皇族内部争权夺利之事层出不穷。寿昌七年（1101），道宗撒手人寰时，辽朝统治已是危机四伏。皇太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皇帝。女真兴起，先后攻下上京、中京。天祚帝四处逃亡，对女真并不作全力抵抗，而是醉心于制造新的冤案，残杀骨肉，使得流亡中的辽朝统治集团进一步解体。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被金将完颜娄室俘获，辽朝亡。
辽朝灭亡前夕，政权四分五裂，先有燕京地区耶律淳为帝的北辽出现，为时不及一年，先于天祚帝亡于金；继而耶律大石西征中亚，建西辽，传三世历八十余年，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
唐帝国衰落之后兴起的契丹汗国，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再一次将塞北各族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陈述先生在论及辽朝的历史地位时，说它与五代及北宋王朝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1]。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区。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并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统太平”。他说：“燕、晋不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2]后来，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今山西地区归入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所以，称辽与五代以及随后的宋朝并立为南北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辽宋分立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相似之处，是这两个时期的南北双方都以“正统”自居。正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声称代表中国一样，辽宋对峙时期，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辽这个先于北宋立国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辽史》卷58《仪卫志》载：辽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当后汉政权建立、他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徒弃山河，不少顾虑”。于是，据说是秦汉以来帝王的法物尽入于辽。尤其是传国玺一件，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且赋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当慎守，世业当永昌。”[3]。辽朝用历代帝王法物妆扮自己的统治，目的就是要证明它的统治代表“正统”，具有合法性。它处处效法中原王朝，“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4]“耶律氏修好中华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5]这种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6]
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除了相似之处，当然也还有很多不同之处。魏晋之后出现的南北朝，双方相互轻蔑和排斥，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辽宋对立时期，由于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接近以及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则达到相互承认。辽景宗保宁六年(974)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7]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
魏晋以后与唐以后这前后两度出现的南北朝虽然都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两者的具体形式和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建立北魏时，中原仍处在战乱之中，因此他们得以乘虚而入，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下令鲜卑贵族都改服汉族衣冠，从汉人姓氏，死后也不得归葬代北。于是，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很快都融合到汉族共同体当中了。唐朝灭亡以后出现的后一个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主要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是中原战乱频仍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为安置汉族流民，塞外的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契丹统治者建立的所谓“汉城”和“头下州”。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封建-观念和-制度。正是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阿保机的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契丹族才得以迅速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初看起来，在辽朝统治下塞北的游牧民族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辽朝的建立却表明他们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中原汉族共同体的扩大，那么这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结果则主要是中国农业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塞北游牧民族-观念、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并为后来的金、元、清诸王朝在塞北兴起以及近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 《辽史》纂修的经过
辽朝初年，庶事草创，当时还没有如同中原各王朝的史官制度。据《辽史》卷4《太宗本纪》，会同四年（941）二月，曾“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这当视为辽朝纂修皇室先世历史之始。不过，契丹本无文字，直至阿保机即位后，始创制契丹文字。因此，关于始祖奇首可汗的事迹，只能是得自传说，并无文献作依据。辽朝真正有官方编撰的本朝历史文献，实际上是始于圣宗时期。这一点，现存的元修《辽史》也有所反映。《辽史》有本纪30卷，太祖到景宗五帝享国77年（907—983），只占10卷。然而，圣宗一朝51年，却占8卷，而且篇幅则与辽初五帝的本纪几乎相等。此无他，皆因为辽初并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当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景宗乾亨初，汉臣室昉拜枢密使，兼北、南宰相，监修国史。至统和八年（990），他“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8]。这20卷《实录》的内容，当包括了辽初五帝时期的史事。至兴宗时期，又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9]辽朝这两次修《实录》，都是追记辽初史事。道宗大安元年，史臣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兴宗的实录。这是见于《辽史》记载的辽朝第三次纂修实录。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70卷[10]。这是辽朝第四次纂修立国以来历代皇帝《实录》。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今北京市）人，本姓李氏。咸雍进士。道宗寿昌间，官至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俨深受道宗信任，道宗弥留之际，俨曾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正因为耶律俨在辽朝地位显赫，而且与契丹皇室关系密切，再加上他有文才，所以成为辽朝实录的编纂者。金灭辽后，耶律俨的《辽朝实录》稿本归金朝廷。《金史》卷4 《熙宗本纪》于皇统元年（1141）二月记载，熙宗“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这里所记金熙宗读的《辽史》，当即是耶律俨的《辽朝实录》。上引《熙宗本纪》于皇统八年又记载“《辽史》成。”这是金初纂修的《辽史》。表明金熙宗不仅读辽朝留下的史书，而且他在位期间还曾纂修《辽史》。此事先由广宁尹耶律固承担。《辽史》未及成书，耶律固先亡，于是又由其门人萧永祺续成。耶律固与萧永祺都是契丹人，当时距辽亡不久，他们可能都通契丹文字。估计，当时能见到的契丹文的文献，他们一定都会加以利用的。这部《辽史》有纪30卷，志5卷和传40卷，纪、传卷数与今传元修《辽史》相同。书成后，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先后有移剌履、贾铉、党怀英及萧贡等人参与刊修，至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但亦未刊行。熙宗和章宗时期两度纂修《辽史》都未刊行，其原因多半是与辽末女真兴起的一段史事有关。女真原为辽朝属部，《金史》记载其初兴历史，多讳言其原本隶属于辽的史实。因此，如何处理这段史事，是颇费斟酌的。
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说：“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1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的辽朝的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据苏天爵说：“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12]既然天历间(1328—1330)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那么至正初年修辽史诸公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
元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曾两度议修《辽史》和《金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宋史》。作为《辽史》总裁官之一的欧阳玄在《进辽史表》中曾这样提及此事：“我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加愍恻，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馀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在这样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未修成宋、辽、金三史。元末至正三年(1343)四月，又诏儒臣分撰《辽史》，仅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至次年三月，《辽史》即草草告成。
如果从中统二年元朝开始筹划修《辽史》算起，直到最后成书，前后已历时80馀年。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还有一个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 。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天历二年(1329)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说：“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13]这位后来参与修《辽史》出任总裁官的揭傒斯赞成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反对给予北魏以“正统”地位，当然与之相类似的辽朝也不当视为“正统”。元朝统治者虽然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纂修辽、宋、金三史，但他们的立场、观点却不可能与这些封建士大夫完全一致。元朝统治集团的主体是蒙古族，与辽、金王朝统治集团的主体一样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因此，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实际上也就等于动摇了元朝本身的正统地位。但是，元朝本身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这一点与宋、辽、金三个王朝都不一样。他们最初是犹豫应当继承宋还是继承辽金的法统。由于利弊得失颇费斟酌，因此，直到元朝末年始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样，元末至正四年，《辽史》终于得以修成。
《辽史》是一部官修史书，由当时的宰相脱脱任都总裁，其下有总裁官，除前面提及的欧阳玄和揭傒斯之外，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及吕思诚等人，他们都是知名当世的文人。而实际担当纂修工作的，则是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和陈绎曾等四人，由他们担任纂修官。廉惠山海牙是畏兀儿人，至治进士，曾任顺州同知，泰定元年（1324）入史馆。至正四年（1344），预修宋、辽、金三史。契丹和回鹘有密切关系，阿保机之妻述律氏就是归化契丹的回鹘人，她的兄弟萧敌鲁及阿古只，皆是阿保机的佐命功臣，分别被喻为阿保机的“手”和“耳”。回鹘文化高于契丹，在创制契丹文字之前，契丹也许曾经使用回鹘文字记事。因此，廉惠山海牙参与修《辽史》，对于理清辽朝早期史事及契丹与回鹘的关系，都会发挥重要作用。王沂先世为云中（山西大同）人，后徙真定（河北正定），元祐初进士，其祖父的六世祖，仕辽为户部侍郎[14]。沂本人曾任嵩州同知，至顺三年（1332）出任国史院编修官。而至正四年（1344）三月《辽史》书成之时，他在朝廷上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他被选中参与纂修《辽史》，可能与其先世仕于辽、因此熟悉辽朝史事有关。
三 《辽史》的主要内容及严重缺陷
元朝修辽、宋、金三史虽然确定了“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但反对给予辽朝以“正统”地位者仍大有人在。至正三年（1343)会稽杨维真上表称：“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15]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极力贬低辽朝历史地位的倾向，自然不利于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纂修一部内容翔实的《辽史》。何况当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又残缺不全。赵汸在论及元朝纂修宋、辽、金三史时的资料条件时曾这样说：“理度世相近而典籍散亡，辽金传代久而记载残阙，欲措诸辞而不失者亦难矣哉。”[16]
现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此外还有国语解1卷。《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刻板印行，只印了100部，早已全部失传。元末和明初又有刊行，商务印书馆的的百衲本《辽史》，就是用元末及明初几种残本拼凑而成的影印本，虽有讹误，但仍优于目前所能见到的其他刻本。例如明代北京和南京两地国子监的刻本—北监本和南监本，清有武英殿刻本，称为殿本，总的说来都不如百衲本。殿本据四库全书本改译契丹人名、官名，更是给读者造成极大的不便。因此，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取百衲本为底本，与其他刻本参校，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校勘成果，同时还以本书的纪、志、表、传互校，再与其他史籍对校，是目前最便于使用的版本。
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 述耶律俨及陈大任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此外，《辽朝杂礼》、《阴山杂录》以及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虽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也都是很可宝贵的。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其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的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辽王朝治下的人民，汉人占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辽史》有列传45卷，正传240人，耶律和萧氏合起来就有180多人。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又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如卷76《张厉传》就是如此。此外，卷74《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记载辽朝建立以前契丹史事的《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元修《辽史》“率据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重要材料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17]因为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幹，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人。类似这种混乱情况，不独辽末为然。《辽史》卷16《圣宗本纪》开泰七年（1018）十一月壬戌记载：“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其实，刘晟即刘慎行，彰武军亦即霸州。此为一事重出。此外，契丹人名、地名的异译被误为二名的情况就更为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元修《辽史》主要是因袭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旧稿草率成书，同时又兼采南朝记录。不同时代、再加上五代、宋人所记辽事所用人名、地名多与前述二家辽史不同，编纂者不加核对，而是兼收并蓄，于是同人异名，被误为二人二事的情况即多有发生。从这样一部残缺不全、混乱不勘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
元修《辽史》对契丹王朝作为“行国”的制度不甚了了。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往返于四时捺钵，在冬、夏捺钵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国政；在春捺钵钩鱼、在秋捺钵围猎，与各部族首领加强联系。这都是契丹王朝-制度的核心。《辽史》在本纪中记载某月某日“如-”，某月某日“清暑永安山”等等，实际上是表明编撰者并不了解辽朝皇帝一年四季都活动于四时捺钵。本纪之外又有《游幸表》记载此事，更误以为四时捺钵是“游幸”。《四库提要》以为《辽史》本纪与《游幸表》记事重复，其实，要害不在重复，而在于对四时捺钵地位的误解。
四 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方面进行订补。早年，治辽史最有成绩者，当数厉鹗。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作有《辽史拾遗》24卷。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358种[18]，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都补充了大量史料，仿陈寿注《三国志》的办法，有注有补，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征引他书条列于下。成书后，初刻于乾隆八年（1743）。虽然它引用的书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乾隆五十九年（1794），杨复吉又有《辽史拾遗补》5卷刊行。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也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功夫。
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者大为增加，“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19]史学大师王国维关于契丹及辽代史事的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运用“二重证据法”，继承并发展了乾嘉考据学，解决了辽代历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他所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20]，以中国历代史籍与中亚史籍相参证，证明虎思斡耳朵即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中的八喇沙衮。并且辨明虎思斡耳朵为契丹新名，其名行于东方；而八喇沙衮则为突厥旧名，即《唐书ž地理志》之“裴罗将军城”。同时，他还从地理上证明二者方位一致，在吹河（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楚河）之南岸。他的另一论著《鞑靼考》[21]，则是以汉籍与少数民族文献相参证，首先探明鞑靼之名何时见于突厥文献及汉籍。他考察的结论是：“鞑靼之名始见于唐之中叶阙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十三姓鞑靼Otuz Tatar，九姓鞑靼Tokuz Tatar，是为鞑靼初见记录之始。案阙特勤碑立于开元二十年，则鞑靼之名古矣。”鞑靼之名初见于汉籍，则始于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该书卷五有《赐回鹘温没斯特勒等诏书》，提到“达旦”，卷八《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也提到“达怛”。时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较突厥文献提及鞑靼，晚了110年。后来鞑靼与辽金都有密切关系，然而《辽史》中仅三见“达旦”之名，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王国维发现“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他以《辽史》中鞑靼未尽改称阻卜之例，与已改者为同一事，证明阻卜实即鞑靼。再以《续通鉴长编》所记齐妃西捍塔靼与《辽史ž圣宗本纪》及《萧达凛传》所记统和十二年、十五年之讨阻卜亦为同一事，从而解决了《辽史》中一再出现的“阻卜”究竟是什么民族的问题。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一、经陈汉章、冯家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可读之书。诸家校勘成果曾分别著书刊行，今已为中华书局标点本《辽史》所吸收。二、由于金毓绂、罗福颐、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金毓绂的《辽陵石刻集录》、罗福颐的《满洲金石志》和陈述的《全辽文》，都竭尽努力搜集了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碑刻文字，并加以考释。近年向南又有《辽代石刻文编》[22]，收辽代石刻文字，多达320多篇，其中有许多是近年新出土而以前诸家未曾著录的。三、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傅乐焕（1913-1966），山东聊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前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他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等论著中，揭示了捺钵在辽朝-体制中作为朝廷的核心地位，首次正确解读了《辽史·营卫志》。他的论著，中华书局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名为《辽史丛考》。姚从吾(1894—1970)，河南襄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初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用西方社会学方法研究《辽史》及王鼎《焚椒录》所记载的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案，颇有新意。他的著作由其门人辑为《姚从吾先生全集》（共10册），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陈述（1911—1992），河北乐亭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述毕生从事辽金史研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他在辽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契丹史论证稿》，1948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出版，修改后易名《契丹-史稿》，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四、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契丹部族组织、辽朝经济、-以及地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五 推进辽史研究的两个关键问题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内造成的巨大影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谋求向外扩张，首先在1910年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由于历史上朝鲜曾经以清朝为宗主国，故日本在实现其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为防止清朝干涉，就先发制人地强调中国与朝鲜之间历来有明确的边界，一再强调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天然界限。然而当他们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之后，并且又急于要把侵略魔爪通过朝鲜半岛伸向我国东北时，于是在中朝边界问题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关于中朝自古以来有明确边界的说法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从1915年12月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出版《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他们的辽史研究更是与这种转变密切配合，1919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中发表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曾对这一“二重体系”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23]。津田左右吉和岛田正郎将辽朝制度“二元制”说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个“发明”不过仅仅是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贴上了一个标签。在这一新的标签之下对南北面官制度所作的一项重要解释，那就是声称辽朝曾实行“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辽朝这个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他们用建立头下军州的办法来统治流亡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24]。所谓“本主部曲”亦即隶属于作为头下州主人——契丹贵族的流民中的成员。当然也不排除契丹统治者使用被俘掠来的汉人作为头下军州的官员。辽初著名汉臣韩知古就是被阿保机妻述律氏之兄俘掠来的私奴。但这并不能解释为辽朝实行了让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契丹贵族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头下军州内的汉人的统治，同时也不断派宗室权贵在燕云地区掌握军政大权。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先生自己解释说：“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25]岛田先生的真实意图是坚持要将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为之设定的范围。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我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曾经是“二元制”的，那么，把我国的东北合并在他们统治下的朝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日本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长期进行了分裂中国的舆论准备之后，于是，又抛出了辽朝为“异民族征服王朝”的谬论。1944年一批日本学者秉承“军部”的意图编写的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不仅极力宣扬辽朝制度为“二元制”，同时还声称辽、金、元、清诸王朝是所谓“异民族征服王朝”，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分裂中国、制造“满洲国”并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他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寻找历史根据。联系自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40年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来考察日本的“满洲史”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先是由坚持鸦绿江、图门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国界论，一变而为满洲朝鲜不可分离论，再变则为辽朝制度“二元”论，最后则演变成为其全面灭亡中国服务的“征服王朝”论，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他们的“学术研究”完全是为推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国策服务的，他们的“辽史研究”纯系军国主义国策的附庸。
日本学者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国策服务的“辽史研究”，因受到日本统治阶级不遗余力的支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论著，这种数量优势，致使一些善良的人们总是以为，他们的“辽史研究”既便是为侵略者服务的，也不会是一无是处，其中总还是包含着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于是就不免在自己的研究中因袭日本人的成说，这样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他们的窠臼。关于契丹部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以及契丹族的社会性质等问题，虽然是解放后我国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的全新的课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人鼓吹辽朝制度“二元论”的影响，于是将辽朝社会中的契丹人与汉人分割开谈论契丹国家的产生以及契丹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完全忽视了汉族在-、经济以及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契丹社会变革的影响，结果往往是以抽象的理论公式的推演代替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索，完全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头下制度，在敦煌寺户文书中与头下制度有关的大量资料被发现以后，已经证实这种制度并不是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本身的制度，契丹人自己的社会组织是氏族和部落，头下是他们用以管理汉人流民的组织。契丹境内的头下与汉城其实是同一件事。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仍沿袭日本人数十年前的观点，把辽朝的头下看作是契丹人的社会组织。
关于辽的官制，认为只有南面官是采用汉官制度，忽视了汉官制度对北面官制度的影响。北面官的最主要的机构是北枢密院，契丹以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是太宗“南伐”病死于北返途中之后，大同元年(947)八月世宗耶律阮“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26]。北面官中的确保留了契丹原有的部族官制，但如果不是有北枢密院作为统帅，如果不是按照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官制对契丹部族官制进行改造，是形不成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的。
关于捺钵制度，虽然具有契丹游牧文化特征，但它作为包括皇帝的殿帐以及北南面臣僚会议在内的辽王朝的朝廷，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制度的特征。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境内的庆陵遗址，颇能揭示辽朝捺钵的性质和特征。庆陵包括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寝。这三个皇帝在位时正是捺钵成为定制的时期，夏捺钵是皇帝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及接见宋、夏使节的场所，其地点就在庆陵附近。当年捺钵的建筑虽然已经荡然无存，但庆陵中的永庆陵(东陵)地宫壁画四季山水图正表明该陵寝就是按照四时捺钵的环境为死后的辽圣宗精心营造的。地宫仿木结构的建筑以及门楣之上二龙戏珠的装饰图案，反映出不论是陵寝还是捺钵，都是与封建皇帝的身分相一致的。
《辽史》一书关于辽朝的军事制度的记载非常混乱。契丹有部族军，其实部族军并非在部族之外另有一套组织。契丹的部族组织与军事组织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只有辽朝的汉军才有一整套制度。《辽史·兵卫志》记载的征召、给养、命将等事多与契丹部族军无关，可能都是汉军的制度。只有将汉军与契丹部族军区别开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将这些混乱的记载理出头绪。
总之，辽史研究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前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彻底摆脱日本学者的影响，走出他们的窠臼，实事求是地对待辽史上的民族关系，不能将辽朝等同于契丹，是要充分估计汉族的影响和作用，把辽史视为辽朝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推进辽史研究的另一关键则是则是如何努力发掘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问题。辽史研究工作者一直苦于史料贫乏，要推进辽史研究首先必须实现史料的突破。人们为此曾探索过在宋人著作中广泛搜寻，这样做的结果确有相当显著的收获。元朝修辽、宋、金三史缺乏相互照应，《宋史》中确有许多关于辽朝史事的记载，但多半局限于宋辽交往方面，真正涉及到辽朝社会内部的重要史料，终究难于在《宋史》和宋人的著作中找到。因此，要改变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现状，除了应当充分重视在大量的宋人著作中搜寻，以期有新发现之外，还应当特别重视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有关辽代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对于辽史研究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新发现的文字资料。历年来出土的辽代墓志，是《辽史》之外最重要的资料，这些墓既有汉人的，也有契丹人的；既有帝王将相的，也有普通人的。这些墓志如能全部发表，当可为辽史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不仅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以为辽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就是其他器物上的只言片语有时也同样可以为我们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象提供线索。北京房山境内北郑村辽塔出土一块墨书“大蕃天显”文字砖[27]。关于辽的国号，史书记载本来就有不少疑问，这一发现可以证实，辽朝初年，他们自己曾称自己的国家为“大蕃”。“大蕃”也就是“大契丹”。
近年，有一批精美的辽代金银器流失到国外，其中一些器物有涉及文忠王府与承天太后的的錾文，这些錾文对于了解圣宗时期辽朝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景宗死后，圣宗幼年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长期摄政，而实际掌握大权的则是与承天有着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的权臣韩德让。其中一件盘龙纹顶纯金方盒，盒内錾文是：“太平五年臣张俭命工造成，又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28]承天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韩德让死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文忠”是韩德让的谥号，在文忠王府内设“太后殿”，不仅证实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确是夫妻，而且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此外，在他们死后，臣下张俭等人造器供奉，为辽圣宗祈福，仍把他们奉若神明。足见其生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批器物及其上的錾文对于了解辽朝的宫卫制度也非常有价值。《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记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祚帝曰永昌宫。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除了以上十二宫一府之外，太祖长子耶律倍及三子李胡也都有宫卫，前者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后者重熙中更谥章肃皇帝。除了皇帝(包括死后始追谥为帝者)和摄政的皇太后之外，只有韩德让是以“大丞相晋国王”的身分拥有宫卫的。他是死后“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的，与皇帝及太后生前即有宫卫不同。乾陵是景宗陵寝。新发现的金银器錾文却让我们明白了，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是因为在文忠王府内建有太后殿。韩德让死后享受此等殊荣完全是借助于他与承天皇太后的关系，而并非因为他本人是大丞相。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辽史上的重要问题。关系到辽朝基本-制度及文化特征的捺钵制度，《辽史》以及其他的文字资料，对此都没有详尽的说明，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不乏与此有直接关系者。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捺钵制度形象、具体的资料。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族墓葬，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一幅绘画，画面上的驼车上张帐幕，即契丹人的“车帐”，帐内坐着妇女，车下有乐队、仪仗，一切都准备就序，即将出行。他们是去往何处呢?车帐上画有一个较原物放大了许多的鹰鹘，表示主人出行是要赴-，参加一年一度的捕鹅雁的盛会。契丹贵族无不以参与皇帝主持的这种活动为无上光荣。墓中的这幅壁画带有显示主人高贵身分的意义。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一枚锥，锥末端圆形中空，圆柱形玉柄嵌入其中，并配有银鞘，这是驸马萧绍矩腰间的佩物，应是在春捺钵期间参加捕鹅活动时特用的刺鹅锥。有些墓葬及出土的器物物，虽无铭文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契丹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历年来在东北及内蒙发现了很多鸡冠壶。这是一种瓷器，但却是摹仿契丹牧民传统的皮袋容器形制烧制的，每个壶上都仿制皮革缝制的痕迹。瓷器的使用，表明至少当时的契丹权贵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了，但瓷器的形制仍然是仿皮袋式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此外，在东北、内蒙各地发现的契丹贵族墓葬，多有砖砌的仿木结构的墓门，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一个棺床小帐。这个小帐是仿大木作建筑建造的，九脊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是壁板，前有窗，与当时大木作原样无甚差异，而且较地面上同时代建筑后又屡经修葺者尤为真实可靠。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棺床小帐是出自叶茂台契丹贵族墓葬，说明自辽前期起，契丹统治阶级的汉化倾向就已经极其明显，他们不再单纯过转徙随时的游牧生活，而是建有考究的祠堂、宅第，与汉族封建地主无异。其他如辽墓中出土的大量五代、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有的还带“官”字款，这些器物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境内南北两个政权相互交往的重要资料。近年在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来自中亚的玻璃器皿，则是研究当时辽朝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总之，如果在辽史研究中除了重视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之外，还能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那么，只要我们充分运用现有的一切客观条件，刻苦钻研，就一定能改变辽史研究的落后面貌。
[1]《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一)2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二月乙亥。
[3]②孔平仲《珩璜新论》。
[4]《东坡应诏集》卷5《策断》。
[5]《苏魏公文集》卷66《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6]《圣宗皇帝哀册》，《全辽文》卷6。
[7]《宋朝事实》卷12《经略幽蓟》。
[8]《辽史》卷79《室昉传》。
[9]《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10]《辽史》卷98《耶律俨传》。
[11]《元文类》卷51《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神道碑》。
[12]《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
[13]《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
[14]马祖常《石田集》卷13《监黄池税务王君墓碣铭》。
[15]《辍耕录》卷3《正统辨》。
[16]《东山存稿》卷5《题三史目录纪年后》。
[17]傅乐焕《辽史丛考》159—160页。
[18]据柴德赓先生统计，见《史籍举要》页140。
[19]《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辰》。
[20]《观堂集林》卷14。
[21]《观堂集林》卷14。
[22]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3]《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台湾《大陆杂志》1964年卷29第12期。
[24]《辽史》卷37《地理志》。
[25]《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
[26]《辽史》卷5《世宗本纪》。
[27]《考古》1982年第2期图版玖。
[28]台湾《文物月刊》第129期，韩伟《辽代太平间金银器錾文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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