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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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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进入波斯湾登上航船，沿着阿拉伯半岛向西航行，进入红海，最终到达西奈半岛东面的伊利安那港（aelana）。上岸后，向北走60英里，有一个被希腊人称为庇特拉（Petra）的城市，当地的人将此城称为Rekem或Rekam。夏德认为，Rekem或Rekam译作中文便成了“犁靬”之类的名称。犁靬也就是后来的大秦。这样，大秦就是指罗马帝国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即现在的叙利亚一带。
夏德的观点曾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 年代学上的问题。夏德自己说，于罗城是公元200年左右由阿拉伯人建立的，而甘英到达条支的时间则是在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也就是说，甘英到达条支时，于罗城还未建立。
2 交通线路不合理。根据夏德的观点，中国的商品运到安息后，然后转向南方到巴比伦尼亚南部上船，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运到红海，再运到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可是，当时也存在着从安息向西北直达叙利亚的陆上交通路线。为什么人们要舍近求远，选择绕阿拉伯半岛的海上航线呢？夏德还说，印度货物越过印度洋进入红海后，通常运达红海西岸的港口，然后经陆路运到埃及亚历山大城。但中国的货物运到红海后，却是在西奈半岛东侧的伊利安那港卸货，这是因为来自中国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在投入罗马市场前必须在叙利亚沿海城市染色或重新纺织。夏德所说的这条交通线路，完全是为了证明中国古籍的黎轩就是Rekem而牵强附会地设计出来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古代会有一些货船专门装载中国丝绸从波斯湾一直开到红海尽头的某个港口。从商业成本上来说，如果货船仅仅装载某一种货物直达一个固定的港口，会大大提高运输成本。况且当时中国输到西方的丝绸根本不可能会多到需要专门的船只来不断运输。就是在今天，也不可能有专门载运中国丝绸的远洋航线。
3 句子理解有误。《后汉书·西域传》说：“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这里的“从”，应当是“沿着”之类的意思。但夏德将此字理解成coming from（自……地方来）。这里的“绕海北行”，应当是“在陆地上环绕着大海向北走”之类的意思。而夏德则认为，这里的“绕”是个不及物动词，“海”不是“绕”的宾语。“绕海北行”被夏德理解成“坐着船在海上绕着陆地向北前进”。夏德说，如果逐字逐句翻译的话，“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的意思是：“自安息陆道而来，在海上绕上弯，再向北行进” （coming from the land-road of An-hsi, you make around at sea and going north）。这种理解固然非常符合从波斯湾出发在海上绕阿拉伯半岛西行再进入红海的航路，可惜中文原文的意思并非如此。
4 史实混乱。夏德说，中文黎轩一名源自Reken姑且不论这种对音在语言学上的是否成立。[3]我们只要看一看Rekem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夏德的谬误。
Rekem是那巴提安人（Nabataeans）王国的首都。那巴提安人属阿拉伯民族，他们建国甚早。公元前312年，亚历山大的部将、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创立者安提柯一世曾想征服该地，但没有成功。此后那巴提安人的王国一直保持独立，直到公元106年被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最后吞并。[4]
夏德一方面认为黎轩是那巴提安人王国首都Rekem的汉译名，另一方面又说黎轩指的是叙利亚（即塞琉西王国）。这里，夏德显然将那巴提安人的王国与塞琉西王国混在一起了。事实上，当张骞西使时，无论当时那巴提安人的国家有多么强大，无论曾经盛极一时的塞琉西王国是多么的没落，它们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那巴提安人是阿拉伯人建立的，而塞琉西王国则是希腊人建立的），人们不可能把那提安人国家的首都当作塞琉西王国的称呼。而且，由于帕提亚（安息）人的主要敌人是塞琉西王国而不是那巴提安人，所以，当汉代使臣到达安息等地时，更应当听到关于塞琉西王国的消息。汉朝使节居然知道许多关于那巴提安人的情况而对于距安息更近、一直是安息主要敌人的塞琉西王国却一无所闻，这是不可能的。[5]
（二）藤田丰八的观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夏德而发的。[6]藤田同意夏德的基本前提，即条支必定位于安息的极西边界、必定濒临波斯湾（西海）。所不同的是，藤田认为，安息西界濒临波斯湾的港口决非于罗一个。根据《后汉书·西域传》，当时安息西界通往大秦的海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于罗，另一个则是位于波斯湾东岸的条支。藤田说，于罗，即夏德所说的Hira；但条支则不在两河流域下游，而是在现在的伊朗境内，即斯特拉波、阿里安等人所说的Taoke，中文的“条支”就是Taoke之音译。这样，在藤田丰八看来，当时由中国通往安息西界的道路就有两条。一条是北道，即经安息都城到达两河流域南部的于罗。另一条是南道，即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南部）向西南方向前进，绕过卢特荒漠（Dasht-i Lut）的南缘，到达波斯湾东岸的港口Taoke（条支），然后再乘船出波斯湾进入红海。
关于黎轩与大秦，藤田也不同意夏德的观点。藤田认为，张骞西使时仅仅听说在安息之北有黎轩，不过具体情况所知甚少。到了班固时代，虽然对条支、奄蔡等国有了较多的了解，但对黎轩的知识却没有增多。班固只知安息之北有康居奄蔡，“却未闻其附近有犁靬（黎轩）之国名。遂以之与条支同移于乌弋山离之西方”。黎轩虽然从安息的北方移到了乌弋山离的西方，但人们并没有将它与新近听说的大秦联系起来。只是到了三国时代，《魏略》首次把黎轩与大秦联系起来。因此，要考察黎轩的位置，应当根据张骞本人最早的报告（即《史记》中的记载），而不应当根据从班固开始的种种说法。
藤田说，《史记·大宛传》明确记载奄蔡黎轩都在安息的北方。既然现在人们一致认为奄蔡就在里海附近，因此黎轩也“当于里海附近或与其相隔不远之地方探求之”。依此思路，他认为古代米底（Media）东端的Raghā 就是黎轩。至于大秦，藤田认为也只能是音译，而不可能是意译，因为“自夸为文化中心之中国人，决不于秦字之上，以大字加之”。藤田认为，大秦应当是古波斯语Dasina（意为“西方”）的音译，该词是“安息人当时对其西方之罗马及其属领”的称呼。
对于藤田的上述观点，反驳者不少。在这些反对意见中，最为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 《后汉书·西域传》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而Taoke则距河口200stadium，[7]并非“临西海”。而且，Taoke也并非“唯西北隅通陆道”。所以，把条支考定为Taoke，在地理上无疑有不合之处。
2 《史记》说黎轩在安息之北，藤田自己也希望在里海附近找到这个黎轩。但他认为黎轩就是Raghā，这就与文献记载发生了矛盾。因为Raghā位于德黑兰以南约3英里处，根本不是在安息之北，而是在安息之内。
3 斯特拉波明确说：“Raghā城为Nicator所建，他称此城为Europus，而帕提亚人而称之为Arsacia。”[8]这段文字也为藤田所引。Nicator即塞琉西王朝的创立者，约公元前281年去世。也就是说，从公元前3世纪起，Raghā或被称作Europus，或被称作Arsacia。张骞如果闻知此城的话，那么他听到的名字更应当是Arsacia或Europus，而不可能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旧名字Raghā。因此，张骞所说的黎轩，不可能是Raghā之音译。
写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岑仲勉的观点。藤田丰八认为，黎轩是Raghā的音译，大秦是Dasina的音译。岑仲勉则进一步推论说，黎轩实际上也是Dasina的音译。他说：“黎轩、大秦、海西三名实同一语原，海西、大秦，均自‘西’之一语而演出，黎轩者西之音译也，海西者西之义译也。春秋、战国之际，秦国居西方，大秦者音译而兼取义者也。” [9]
但是，藤田和岑仲勉关于大秦来自Dasina的观点，同样缺乏说服力。因为Dasina是一个表示方位的普通词汇，泛指西方。而汉魏时代中国人所说的黎轩、大秦则是国家的名称，是专有名词。如果中国人向中亚人询问“贵国附近还有什么国家”，所得到的答复应当是具体的国名，而不可能是“是西方（Dasina）”这样一个含糊的答案。退一万步说，假如中亚人只是泛泛地回答“是西方”，那么，他就根本无须再举出具体的国名。黎轩、大秦这些专有国名，不可能源自某个泛指方位的词汇。至于“海西”，则显然与大海联系在一起，意为“大海之西”，而Dasina却与海洋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海西”一词不可能译自Dasina。
（三）白鸟库吉、沙畹、伯希和的观点。日本的白鸟库吉与夏德一样，认为《后汉书》等书所说的“西海”就是泛指“波斯湾及红海一带的海水”，但与夏德不同的是，白鸟认为，“海西国”（大秦的别名）顾名思义应当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地区，即埃及。白鸟进一步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古代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其名字常被省略。Alexander一名省去A与S等音后，即成(Ａ)lek(s)an(dria)，译成中文就是“黎轩”，即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灭亡，这样，中文所说的大秦（也就是黎轩的另一个称呼），就是指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后来白鸟对大秦的含义又稍稍作了一点修正，即认为大秦不仅是指埃及，还指以埃及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罗马东部的地区(Roman Orient)，或者说是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领土。[10]
白鸟库吉还提出，大秦两字并非是音译，而是意译。他认为，汉代华人除了自称中国人、汉人外，有时也自称秦人。大秦的“秦”，即“秦人”之秦。白鸟说，西汉时中国人始知有黎轩之国，但不知其详情。“一至后汉时代，双方交通逐渐扩展，其内部状况，亦渐次明了，始悉世界财宝，无一不汇集于此国，其丰富情状，实非中国所可及。因之，以夙夸富甲天下的华人观之，自难免抱憾，但事实如此，亦属无可如何。于是放言黎轩国祖先原出自中国，以为一种自慰方法”。中国人称他们是“秦人”，目的是表示他们乃中国人之后代。至于“大秦”中的“大”字，则不是指此国国家之大小，而仅仅指此国居民身体高大。
关于黎轩，法国伯希和发表了与白鸟一样的观点：“余敢断言犁靬之必为亚历山大”。伯希和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佛教经典《那先比丘经》。在此经的汉译文中，有“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之句。根据《那先比丘经》的巴利文本，国王的出生地则是“Alassanda州的Kalasi村”。由此可见，汉文中“阿荔散”应是Alassanda（亚历山大）的音译，大秦国即指埃及。[11]
另一名法国学者沙畹提出，条支就是两河流域南部古国Mésène；这个地名又可写作Dest-Misan，其缩写形式为Desht；条支即是Desht的音译。白鸟不同意条支译自Desht的观点，指出Desht“系波斯语，义为‘平野’、‘沙漠’。因此，‘Desht-Misan’的名字，含有（‘Misan’的沙漠之义），此名并非用以指称‘Mésène’本地，而用以指呼接近此国西部阿剌伯沙漠的地方。”但白鸟与沙畹一样坚持认为条支必定是Mésène，因为在他看来，Mésène正位于由中亚经波斯湾到埃及（即他所认定的大秦）的必经之路上。所不同的是，白鸟库吉认为，在古代阿拉伯语中，两河流域南北两部分都曾被称为Ğezire（复数形式Ğezair，原意为“岛”）。特别是两河流域南部，由于此地有无数沼泽沟渠，造成无数小岛，所以将两河流域南部称为Ğezire尤为适当。而Mésène古国正好位于两河流域南部，此国的正式称呼“虽是Mésène Kharasene，但通俗则呼为‘Ğezire’或‘Ğezair’，所以汉人闻之，即以‘条支’（或‘条枝’）二字来译音”。
白鸟库吉等人的上述观点，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
1 白鸟把条支考定为Mésène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认为《后汉书》关于“条支国城在山上”的记载与Mésène国首都Charax的实际地形相合。但是，白鸟本人所引普林尼《自然史》明确说Charax“立于人工所堆成的小丘之上”。[12]所以，Charax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反而证明不能把条支国都考定为Charax。
2 伯希和根据《那先比丘经》，认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就是大秦国（黎轩）。但这条材料其实难以证明此论。因为第一，汉译《那先比丘经》的这段经文把亚历山大城译作“阿荔散”而不是“黎轩”，正好说明译经者并不知道汉代的“黎轩”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音译，否则，他应将此经译作“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黎轩”了。其次，根据巴利文本，国王的出生地是“Alssanda州的Kalasi村”。可见Alssanda并非真正的国名，而只是个州名。假如译经者认为Alssanda、大秦国、阿荔散是完全相同的概念，那么，他只要把此句译成“我本生大秦国”就够了，根本无需加上“国名阿荔散”这样同义反复的话。或者，他也可把此句译作“我本生阿荔散”，而根本没有必要在前面特意加上“大秦国”。这段汉译经文，正说明在翻译者的心目中，阿荔散与大秦国是不同的。他在译经时加上了“大秦国”，可能是因为他知道Alssanda是大秦国的属地，并用“大秦国”这样一个中国人已熟悉的名称来注解“阿荔散”这个陌生的地名。
3 通观白鸟库吉的文章，有许多推论非常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例如他关于大秦名称来源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臆测。再如，《史记》说黎轩在安息的北面，而《汉书》则说黎轩在乌弋山离的西面。为什么这两部书对黎轩的位置会有不同的说法呢，白鸟认为这是由于《汉书》的编者“显然绝未参考‘置犁靬、奄蔡于安息之北’的《史记·大宛列传》”。白鸟的这种论断显然毫无根据。因为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汉书》的编者曾大量参考了《史记》。
（四）小川琢治、宫崎市定的观点。1928年，小川琢治发表文章提出，条支应当是安条克（Antiokia）省去首音An后的音译。但在西亚，以安条克为名的城市很多，小亚细亚、两河流域都有以此为名的城市。小川琢治认为，条支应当是两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口的安条克城。岑仲勉非常赞同条支即安条克之音译的观点，但他认为条支应当是指濒临地中海的安条克城，而不是波斯湾边的安条克城。[13]
1939年，宫崎市定发表新见，认为西海不应是波斯湾，而是地中海，条支应当位于地中海附近。[14]
宫崎说，根据中国史籍，要确定条支的位置，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 在安息之西；2 在自安息前往大秦的交通路线上；3 濒临西海；4 役属于安息。就西海而言，如果从安息的角度来看，只能是地中海，而不可能是波斯湾（因为波斯湾位于安息的南面）。这样，条支也只能是地中海东岸的塞琉西王国，其后来的首都安条克位于现在叙利亚的阿西河旁边，距地中海约24公里。在阿西河的入海口，有个海港城市塞琉西亚（Seluecia），是首都安条克的外港。[15] 宫崎认为，条支就是塞琉西王国或其都城之外港塞琉西亚的音译。至于大秦，宫崎认为就是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
宫崎的观点有不少合理之处，但也有缺陷，主要是：1.全文根本没有讲到黎轩。根据古代文献，黎轩与条支、大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黎轩避而不谈，则所做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全面的。2 宫崎对大秦国的许多地名进行了考证，并把这些地名置于意大利半岛上，如《魏略》说：“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宫崎这样解释此段记载：“大秦之西的海水，即西部地中海。其西的河水，即法兰西的罗讷河。其西的大山却是法兰西中央高原。其次，在其西的赤水即历史上有名的埃布罗河，所以称之为赤水。是因为此河河水是红色的。其次的白玉山，大概是指西班牙的银矿山。”宫崎的此种解释显然有误，因为即使如宫崎所说的那样大秦即罗马，可是《魏略》实际上连大秦国首都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如此清楚地了解意大利及法国、西班牙的地理呢？况且“赤水”、“白玉山”、“西王母”之类本来就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地名，《魏略》的作者只是把这些传说中的地名安置在遥远的地方。
（五）莱斯里等人的观点。上面所说的各种观点，虽然差异甚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黎轩、条支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不过，国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黎轩条支”应当是四个字连起来的。30年代，福兰阁（Otto Frank）力主此说，近来，意大利的莱斯里（Leslie）和加丁纳（K. H. J. Gardiner）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6]
莱斯里等人认为，塞琉西帝国强大时，在两河流域的都城是塞琉西亚，它在叙利亚的都城是安条克，塞琉西亚和安条克这两个城市实际上代表了塞琉西亚帝国的两部分。如果把塞琉西亚与安条克这两个名称联起来，即为Seleuciantioch，译成中文，就是“黎轩条支”之音。至于“黎轩条支”四字连读的真正意义，莱斯里等人自己也没有确切的把握，他们说，这四个连在一起的字“可能是指塞琉西帝国的两个都城，也可能意为‘塞琉西与安条克之国家’，也可能义为‘塞琉西亚王朝的安条克城（Seleucid Antioch）’，也可能是指底格里斯河边的一个塞琉西亚安条克城”。
莱斯里等人“黎轩条支”四字连读的观点，遭到了蒲立本（E. G. Pulleyblank）的坚持反对。[17] 蒲立本说，在《史记》与《汉书》中，都可以找到“黎轩”“条支”单独出现的例子。蒲立本还指出，认为“黎轩条支”四字连续的观点，其实始于夏德，莱斯里等人只不过是因袭了夏德的错误说法。
蒲立本认为，“条支”应是两河流域古城塞琉西亚的音译，而黎轩则应是里海东南的希尔卡尼亚（Hyrcania）。希尔卡尼亚是印欧语，源自古波斯语wrakāna（意为“野狼之地”）。[18]蒲立本说，Wrakāna缺失首音W后，译成中文即是“黎轩”。当然，主张黎轩就是希尔卡尼亚的观点并非蒲立本首创，早在1828年，布洛赛（Brosset）即已提出。20世纪，德格罗（De Groot）、赫尔曼（Herrmann）等人都主张此说。
将“黎轩”考定为希尔卡尼亚，固然与《史记》中安息“北有奄蔡、黎轩”的记载相吻合，但与史实不合。希尔卡尼亚曾属塞琉西帝国。公元前238年左右，帕提亚王国的创立者占领了希尔卡尼亚，此后希尔卡尼亚成了帕提亚的一个省。帕提亚的皇帝米特拉达悌一世（MithradatesⅠ，约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还常行幸希尔卡尼亚。[19] 由此可见，张骞之时，希尔卡尼亚是帕提亚（安息）的一个省，而不是安息以北的一个国家。
二、20世纪后期国内学者的研究
20世纪后期，国内学者对黎轩、条支及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最主要的当推孙毓棠、余太山。
孙毓棠认为，“条支”就是两河流域南部的安条克，公元前130年改名为Charax，即Mésène的都城。由于条支位于两河流域，这样“西海”也就是指波斯湾了。孙毓棠认为，“黎轩”就是埃及名城亚历山大的译音。至于“大秦”，在孙毓棠看来就是“黎轩”。[20]
余太山在全面考察中国古代文献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后，认为条支即指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西王国，“条支”两字是塞琉西王朝首都安条克的音译；《后汉书》所描述的条支国都城，应是指安条克的外港塞琉西亚；“西海”应当是地中海；黎轩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音译；大秦则是以意大利的罗马城为都城的罗马帝国本土；黎轩在埃及，大秦则为意大利，本无关系，可是，“当汉人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时，黎轩即埃及王国已不复存在，大秦之名却如雷贯耳，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轩和大秦这两个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词合而为一了。黎轩成为大秦的属土，恐怕也是引起误会的重要原因。” [21]
在20世纪，除了上面这些影响较大的观点外，还有其它一些人发表过各自的看法，如冯承钧、张星烺、齐思和、杨宪益等。[22]不过，这些人的主要观点现在看来都难以成立。
三、几个难点
中外学者对黎轩、条支、大秦及其相关问题讨论了数百年，一直无法彻底解决。造成这些问题悬而不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代典籍的记载含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最为主要的难点有：
第一、关于黎轩的位置。最早记载黎轩的是《史记》与《汉书》，但这两部基本史料对于黎轩的方位却有一些不相一致的说法。《史记》说安息“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汉书》则说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我们应当相信谁呢？藤田等人认为应当相信司马迁，因为《史记》是根据张骞本人的第一手报告写成的，而《汉书》则是利用《史记》等资料写成的，是班固想当然地把黎轩从北方移到了西方。但余太山等人则认为，“《史记》所载毕竟只是张骞的传闻，而到《汉书》所描述的时代，中原和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故班固有可能依据较精确的资料”。
另外一些人则试图从文献来源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在解释《史记》与《汉书》有关记载的差异时，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于班固在参考《史记》时出现了差错，误将黎轩的方位由“北”写成了“西”。但也有极少数人认为，《史记》原文中的相关部份早已佚失，现存的文字是后人根据《汉书》补入的，所以《汉书》要比《史记》更加可靠。这类观点的信从者主要在国外，近年来还进行了比较热烈的讨论。[23]其实，认为《史记·大宛列传》抄自《汉书》的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余太山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已经就此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论证。[24]
此外，还有一些人则干脆认为“黎轩条支”本来就是应当四字联读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把它们分开。这样，根本就不应该到北方去寻找独立的“黎轩”，而是应到西方去寻找一个统一的“黎轩条支”。但这种观点看来也是无法成立的。
第二，关于条支与西海的位置。学者们都认为，条支应在安息（帕提亚）以西地区，同时又濒临大海。但是，在帕提亚以西却有地中海与波斯湾，那么，这个“西海”到底是指波斯湾呢，还是指地中海？条支到底是位于地中海附近还是位于波斯湾附近？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有的学者认为西海是指波斯湾，条支应到波斯湾一带去寻找。另一些学者认为，西海是指地中海，条支应在地中海东岸。
在讨论条支与西海的位置时，《汉书》与《后汉书》的一些记载就成了关键。《汉书·西域传》说，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后汉书·西域传》说：从乌弋山离“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藤田等人认为，《汉书》与《后汉书》的上述记载，说明在西汉时期汉朝使节最远到达乌弋山离；到了东汉时期，汉人知道了从乌弋山离出发，向西南方向“马行百余日”可以直接到达条支。如前所述，乌弋（乌弋山离）大体上在阿富汗南部，如果从此地出发向西南行走，那么，所到达的地方正是波斯湾东岸。据此，所谓的西海应当是波斯湾，条支应当位于波斯湾一带。
但那些主张西海是地中海的学者则认为，对于《汉书》与《后汉书》的上述记载不能这样理解。余太山说，《汉书》中的“西与犁靬、条支接”仅仅表示犁靬、条支在乌弋山离的西方，而不是表示直接相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说的是自乌弋山离经过安息到达条支所需的时日，而不是说从乌弋山离可以直接抵达条支。《后汉书》中“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的记载，并不是说没有西汉使者抵达条支，而仅仅是说没有西汉使者经由乌弋山离前往条支；至于“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的文字，也只不过是将《汉书》的有关文字进行缩略而已，并不能认为此时可由乌弋山离直达条支。虽然从乌弋山离到波斯湾头有路可通，可是此道险恶，一般商人或旅行者不会行此险道。
第三，关于“安息西界”。《史记》和《汉书》在讲到条支时都说，“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魏略》说：“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抵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后汉书》说：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由安息向西经过几个国家后最后到达于罗国，“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夏德等人认为，上述这些史料表明条支处于安息的统治之下，是安息的属地，被称为“安息西界”，因此条支应当位于安息的境内，同时，条支有港口可以通达大秦。两河流域曾被安息（帕提亚）所征服，而且波斯湾上的港口也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红海，所以两河流域最符合中文史料所说的条支的特征。相比之下，在地中海东岸的是独立的叙利亚王国，安息的疆域并没有扩展到地中海边，安息从来没有控制过地中海边的任何港口。因此，中文所说的“西海”不可能是指地中海，条支也不可能位于地中海边。
主张西海即地中海的宫崎市定、余太山等人则对上述史料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波斯湾位于安息之南，并不在安息之西，所以它不可能是中文史书所说的“西海”；安息以条支为“外国”，并不是表示安息已吞并了条支，而是说安息以条支为“蕃国”，这里的“外国”是羁縻、外藩的意思；《后汉书》所说的安息“役属”条支，是范晔抄袭、改篡《汉书》的结果，所谓的“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也是作者想象出来的；“号为安息西界”，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并非真正的安息西界，而仅仅只是安息的藩国，此处的“西界”实际上就是“西藩”之意；因此，条支不能到安息境内去寻找，而只能位于安息西部边界之外，即地中海东岸。
整个20世纪，国内外学者为黎轩、条支及其相关问题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期间不少人宣称已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有关研究情况作了总结，希望能为后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至于本人的观点，当容另文再议。
[1]H.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Revised by H. Cordier，Vol.1. p.41，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15.
[2]本文所引夏德的观点，均见F. 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Shanghai & Hongkong: Kelly & Walsh,1885（中译本为朱杰勤所译《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
[3]这个名字在当地的阿拉米语中除了读作requem外，也可读作raqmū。参见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1149，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p.1021，1149.
[5]这里应当指出的是，1917年，夏德自己放弃了Rekem就是黎轩的观点，参见其所著The Story of Chang K’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 Society,37（1917）。
[6]本文所引藤田丰八的文章，均见藤田丰八著、杨炼译：《西北古地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
[7]一个stadium约200米左右，参见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1437。
[8] Strabo, Geography,11.13.6,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9]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册），第187页，中华书局，1981年。
[10]本文所引白鸟库吉的观点，均见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40年。
[11] 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12]普林尼这段话的出处应为Nature History,VI.138.
[13]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册），第199—200页。
[14]本文所引宫崎市定的观点，参见其所著《条支和大秦和西海》，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
[15]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p.107，1380.
[16]本文所引莱斯里等人的观点，主要根据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 Asia During the Han, T’oung Pao LXVIII，4-5（1982）。他们两人还合著了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1996年在罗马出版。笔者未能获见此书，但是读到了两篇书评：一篇为T. H. Barrett所撰，发表于Bulletin for the School of Orient and African Studies，Vol.61，No.1，1998.另一篇是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撰写的The Roman Empireas Known to Han China,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 Society,Vol.199，No.1，1999.
[17]本文所引蒲立本观点，主要根据其所著The Roman Empireas Known to Han China.
[18]W. Barthol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an,p.8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1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1），pp.31，3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20]孙毓棠的观点主要参见其所著：《安息与乌弋山离》，《文史》第五辑；《条支》，《文史》第六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的“大秦”、“黎轩”等条目。
[21]余太山的主要观点见其所撰两部著作：《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2]分别参见冯承钧：《景教碑考》“附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朱杰勤校订，第11页，中华书局，1977年；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杨宪益：《译余偶拾》，第166—175页，三联书店，1983年。
[23]讨论的情况可参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 Asia During the Han; E. D. Pulleyblank, The Roman Empireas Known to Han China.
[24]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学术集林》（第十一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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