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并形成独自的学风，近代又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兼收并蓄，重视理论而运用得不露山水，强调实证而颇能以小见大，因此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为世所瞩目。
日本近代史学的创立，始于东京大学，其最初聘任的是兰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g Riss），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白鸟库吉博士，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领袖。从其学术传承可知，东京学派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历史的批判。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喜爱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者交往甚多，颇受乾嘉学风影响，其学术风格更加注重对历史的理解。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及其治学方法，遂成为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分水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展开对军国主义史观的批判与清算，强调亚洲历史自身的特点，积极批判“亚洲社会停滞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确定历史分期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模式。
从整体史的角度试图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则历史分期无疑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东汉以前为“古代”，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以后为“近世”的阶段论。二战后，前田直典首先对此展开理论批判，揭开战后史学研究新的一页。这段论争，高明士先生有专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介绍，请参阅。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和清算军国主义历史观、批判“中国历史停滞论”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紧密联系，基本上是从整体的历史进步史观开展研究的。历史分期的论争在八十年代趋于沉寂，但取得的成就却相当显著，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内在地规范着今日的研究。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这部开创性的里程碑著作。宫崎是史学通家，学问广博，才华横溢，强调整体把握历史，突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主线，以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在他看来，魏晋隋唐时代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