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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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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点是贵族-。贵族门阀垄断了国家的铨选，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对象，其于地方乡里社会所拥有的实力，成为他们获得-权力的保证，国家政权也不得不与之妥协，形成该时期国家政权的基本特色。在《中国古代史论》中，他还进一步从社会基层组织演变的历史，揭示贵族制的社会起源及其权力基础，指出中国古代发生过从都邑国家到领土国家的演变，在魏晋时代，更出现由人为的行政村向自然村的过渡，以此证明该时代的确出现社会性质的转变。
在宫崎说的影响下，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提出六朝豪族说。他们从族群变迁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是一部共同体演变史，由最初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氏族共同体”发展到以“父老”为中心的“里共同体”，东汉帝国的崩溃，又促使“里共同体”转变为“豪族共同体”。应该澄清的是，他们所说的“豪族”，并非中国史学界所说的“豪强”，而接近于文化“士族”。显然，他们极其重视文化与共同体的因素，试图从本源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克服以西方理论模式套用于中国史的缺陷。从内藤到谷川，可以看到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从一般性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到社会史、制度史、文化史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使人在清晰了解社会各个阶段的基本特点及其推演的同时，也对学术研究的历程了然于胸。
最初对内藤说提出批判的前田直典，学术上深受其师加藤繁的影响，提出古代到中世的演变发生于唐宋之间，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各国的发展有其一致的“时代格”；而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则从战国到唐末维持着奴隶劳动方式。东京学派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把握。这一点，击中京都学派的薄弱之处，故而激发了京都学者加强对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学派注重理论性研究，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西岛定生发展了唐末古代说，提出著名的“家父长的家内奴隶制”，认为到唐末仍是奴隶社会，豪族只是国家权力的附庸或压抑对象，而没有太多的自立姓。其学说颇受批判。
堀敏一出版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身分制》和《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三部专著，从书名即可一目了然，作者雄心勃勃，试图从经济制度、身分法制、家族形态和社会制度系统完整地对古代社会变迁进行综合性考释，集学界成果之大成，毕其功于一役。作者也的确建构了一个相当严密系统的学说，他把均田制、租庸调和地方乡村社会的管理视为一个系统，并说明魏晋时代主要的生产者是国家“个别人身支配”下的农民，并不是奴隶，却也不是自由民。接着，又从法的角度考察人的身分，阐明良贱制的起源、变化及其性质，明确地赋予其法制史上的地位。最后，从国家法律中儒家伦理加强的过程研究家族的存在形态，指出中国家长权力乃随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加强，乡里虽然出现从行政村向自然村的演变，但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要到宋代才完成，从而维护并发展了唐末古代说。
从以上介绍可知，构成日本中国史研究主流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他们的所有的成果都受到论争的激励，在学术批评与切磋中形成良性的学术互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沉寂下来。这与学术理论及关注问题的转移有莫大的关系。
首先，历史主义理论的地位发生动摇，建构整体史学的努力受到质疑。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为主流，空间史取代时间史，专题性立体式的史学建构成为时尚。当然，在探讨历史进程中遇到许多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难题，也促使新一代学者更愿意发现和搜集新资料，进行具体、个案的深入探索。这其实也在为今后综合性的研究做积极的铺垫。如后述，一些颇有分量的综合性成果正在出现。
其次，经济高度发展并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以往那种以西方为样板的所谓“进步”、“发展”和“现代化”之类的观念正在失去昔日的光耀，那种以西方为指向的一元化模式正在向多元化、特殊性的研究转变。“亚洲停滞论”已经被清算，东方社会形态及其特殊性正通过个案研究获得长足进展。
在史学研究转折时代，一批新成果晔晔生辉，倍受瞩目。
堪称唐代法制史研究划时代的煌煌巨著，是池田温主持的《唐令拾遗补》。唐朝律令格式，唯律见保存，若要研究唐朝行政的真实形态，则令、格、式无疑具有根本性意义。日本古代模仿唐朝实行律令制，故可依据日令还原唐令。1933年，仁井田陞出版了《唐令拾遗》，极大地推进了唐史研究。此后半个多世纪，许多学者都在深入发掘史料，试图补充还原唐令，但由于仁井已经做了细致的整体收集，故继续此项工程就十分宏大艰难。池田主持的研究班子，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各种新发现史料，历时十余年，终告成功，在已知中日两国文献范围内，必将成为不朽的唐令研究之经典。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开展研究，日本都极其重视学术的积累和传承，池田为仁井学生，而克绍其业。清木场东受业于著名唐史学家日野开三郎，而承经济史研究之绪，撰就鸿篇巨制唐代财政史，实为又一段佳话。
清木的唐代财政史由两册构成，第一册《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篇）》，集中探讨国家财政史的基本环境，其构思似乎受到经济网络理论的影响，而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进行财政环境的研究，已经预示了作者的宏大计划。然而，出乎预料的是作者推出卷帙浩繁的唐代财政本体研究篇时，却改名为《帝赐》。当我接到作者的赠书时，不由得为之拍案叫绝。古代财政的基本前提，是中央专制集权的-体制，与资产阶级革命后立宪-下通过议会进行宏观监督控制的预算财政有着质的不同。也就是说，预算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不能庸俗化为国家收支计划的经济问题。清木能够提纲挈领地点出唐代财政的本质，避免理论运用的时空错置，是基于对理论的深入理解而达到运用理论于无形的境界。
有些人误以为日本学界缺乏理论，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诚然，在历史学领域，迄今未见日本学者提出重大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能抹煞他们对各种理论的深入掌握，并达到相当的高度，而成为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去发现和提出重大的课题来。这总比囫囵吞枣要强得多。
实际上，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着学者的理论建构背景。对于判断魏晋隋唐社会形态而言，把握该时期国家政权的性质至为关键。而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多停留于制度及其相关法令规定的层面，亦即多为制度外在形式的描述。若要真正了解制度的实际存在形态，势必要深入剖析其具体的运作过程。在此领域，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和《唐代官文书研究》三大册，大量使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铭等新史料，揭示各级政府行政实态等新问题，自成严整深入的唐代行政研究体系。
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经常采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在多领域、多层面进行中日历史的比较研究。亦即日本的史学研究是开放式的。这同日本古代既处于东亚世界的边陲，又是东亚世界的重要成员这种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系。脱离东亚世界，日本历史无从谈起。这反而促使日本学者经常以世界史的宏大视野进行东亚史的研究，中国史、日本史研究概莫能外。这方面的成果甚丰，铃木靖民《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石见清裕《唐朝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堪称杰作。两书都对东亚国家的-、外交体制进行法的比较研究。铃木将朝鲜纳入研究视野，从外交关系的变动及其相关的国际形势到各国的外交实务，多层面探讨东亚世界的内在关系。石见则颇费气力整理唐代礼制和国书文献，复原唐朝皇帝朝见仪式的全貌，以及东亚各国间的国书格式，为东亚国际关系的性质及其秩序的确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
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实证研究，内在的理论素养、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的研究风格，是日本魏晋隋唐史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所在，也仍是其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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