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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慕容三藏墓志铭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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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济，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弥加亲任。累战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节、大都督、录尚书。儁寝疾，引恪与慕容评属以后事。及暐之世，总摄朝权。”《慕容恪传》里说他是皝的第四子，这与墓志一样。可见，墓志里涉及的慕容恪事迹，于文献有征。墓志显非虚言。这些情况在《隋传》均无记载，且将昌黎棘城简略为“燕人”，隐藏了大量的信息。据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慕容部最早活动于右北平（今河北平泉）至上谷（今河北怀来）之间，后向东北迁徙至辽西，以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为中心，此后随之力量的强盛，又南下河北与中原。墓志所说的三藏之先人（即慕容恪等）籍贯为棘城，即是他们迁居该地的证明。
从《隋传》和墓志对三藏先人记载的情况可以看出，前者关于他的先人不再被提及而仅有“燕人”一说，原因可能限于全书的体例，特别是三藏官职与地位的考量，不能过多地涉及；而后者属于私家碑铭，其记载的内容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3]。所以墓志的撰者将三藏先祖的事情也胪列其中，铭记先祖的鲜卑贵族特征，再联系三藏所娶的夫人叱李氏和虞氏，可以看出他至少还保留鲜卑或北方民族的某些特质。不过，《隋传》的简化除有体例的考虑之外，似乎对三藏的民族成分并不注意，是否说明这个家族已经脱离了鲜卑的习性，而多已混同汉人，墓志如此记载，也至多反映其后人的情感罢了[4]。
《隋传》对三藏的先人只具体讲到了他的父亲，即慕容宗，仕任齐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据墓志可知，三藏的曾祖慕容郁，被封为北魏昌黎郡公、岐州刺史；祖慕容远，并州大中正，袭爵昌黎公，恒州刺史。慕容郁和慕容远，旧史无专传，但《北史》卷53有《慕容绍宗传》，且较详细。除郁、远之外，还提及郁之父慕容腾，云“归魏，遂居代”，说明他脱离了慕容集团而转归北魏，东迁至代地，慕容郁和慕容远因此而在北魏做官。《北史·慕容绍宗传》所记郁、远的官职不如墓志多，但没有差别。这也证实墓志记载不虚。
三藏的父亲慕容绍宗，《北史》卷53有传。绍宗承袭祖、父而任职于北魏，封索卢侯，任北魏后期权臣尔朱兆的长史[5]，兆失败后转投北齐高氏。先后掌管府库、图籍诸事，任青州刺史、御史中丞、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东南道行台（为击讨侯景而设）、南道行台（为抗击西魏王思政设）等职，东魏武定六年（548），东魏派太尉高岳、慕容绍宗等与西魏王思政交战于长社，围西魏军于该城，绍宗与部下视察时所乘船被风刮向敌城，自度不免，溺水而亡，赠太尉[6]。绍宗之长子士肃，以谋反被杀，三藏是士肃之弟。但是他是第几个弟弟，以及绍宗有几个儿子，这些在旧史和墓志中都没有说明。
二
以下是关于三藏本人的情况。
《隋传》记载，三藏任职之初是北齐的太尉府参军事，寻迁备身都督；武平初，袭爵燕郡公。根据墓志，三藏在释褐太尉府参军事之前，就被北齐擢为孝昭帝挽郎，时年十七岁，因他于大业九年（613）卒，68岁，所以17岁那年即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562）。按挽郎是指送葬队伍成员的一个部分。《通典》卷86《礼四十六·凶礼八》大唐元陵之制：“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帻，助之挽两边，各一绋。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为列，执翣。……代哭百五十人，衣帻与挽歌同。”[7]《辞源》说挽郎是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8]，从《通典》的上述记载看，挽郎、挽歌与代哭同为送葬者队伍，挽郎是灵柩两边的行走者，挽歌才是《辞源》所说的唱挽歌少年，代哭则专门问死者哭泣的。这三者各有所司，是不同的组成部分。三藏是作为孝昭帝的挽郎身份出现的。根据《宋书》卷15《礼志二》记云：“（东晋）成帝咸康七年（341），杜后崩。……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可知成为挽郎的是由六品以下官员子弟所组成。三藏之父绍宗的职务除去临时设置的东南道行台和南道行台之外[9]，最后的职务分别是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爵燕郡公。北齐的州刺史分为上中下九等，三等上州刺史为第三品，三等中州刺史是从三品，三等下州刺史为四品。绍宗所任徐州刺史虽然不清楚具体在哪个级别，但徐州自来就属于重镇，《隋书》卷31《地理志下》彭城郡条说：“旧置徐州，后齐置东南道行台，后周立总管府。”设置东南道行台始于北魏[10]，隋沿承北周于此亦置总管府，可见其级别应该属于上上州之列[11]，即三品官。又据《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齐“尚书仆射，置二，左居右上。……为从二品”。同品中还包括散郡公，燕郡公即属此列。这样，绍宗的职衔在北齐是属于二品、三品的高官。三藏是以二品子弟的身份参加孝昭帝下葬仪式的，远比《宋书》上文记载者高，因三藏参加的是皇帝灵柩，且时代不同，可见，能够参与北齐皇帝下葬仪式者，其级别是相当高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本节开头计算的三藏年龄武成帝河清元年（562）时是17岁。可是这一年已经是武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了，孝昭帝卒于皇建二年（561）十一月。同月，孝昭帝异母弟高湛即位，改元为大宁，润十二月将孝昭帝葬于邺城。东魏定都邺城，权臣高欢盘踞太原遥控邺城，自此形成（事实上的）二都体制[12]。孝昭帝卒于晋阳，葬在邺城。三藏正是在大宁元年润十二月参加葬礼的。所以墓志说他17岁葬礼是指561年，而不是上文推测的562年。这样，三藏卒年的实际岁数是67岁。68岁是指虚岁，墓志铭的年龄都是虚岁，这是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的。
再看下文。《隋传》说：武平初年（570）“败周师于孝水，又破陈师于寿阳，转武卫将军。又败周师于河阳，授武卫大将军。又转右卫将军，别封范阳县公，食邑千户。周师入邺也，齐后主失守东遁，委三藏等留守邺宫。齐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率麾下抗拒周师。及齐平，武帝引见，恩礼甚厚，诏曰：‘三藏父子诚节著闻，宜加荣秩。’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北史传》略同）这样的内容在墓志里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墓志用了许多虚悬语句，如“以公武侯之胤，见委兵戈，真将之师，累彰戡获，以军功授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这段与《隋传》所记三藏率军与周军交锋是相同的。但关于周军入邺以及三藏先抗拒后投降的事情无记载，然而墓志里有这样的话：“由其□□公之圣善，魏东平公长公主，即周武之中表姊也。帝往居西土，乃怀东顾，既申契阔，便委□□况复义切表闾，情深顿纲，亲贤之重，公实兼焉，特授大将军，寻迁晋州刺史。”这里面提及东平长公主（周武帝中表姊）与三藏是什么关系，不明确。但从“亲贤之重，公实兼焉”之语判断，似乎三藏与这位长公主有某种亲属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隋传》记载的抗拒周军如此坚决的三藏而被武帝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就不仅仅出于“诚节著闻”的因素，《隋传》只提及这一点而未涉及长公主之事，显然回避了这种关系；要么就是撰写者依据的材料没有这方面的记述，或因篇幅而省略。
三
以下是三藏在隋朝的任官情况。
关于北周至隋官员的转任情形，《隋传》和《北史传》没有任何反映，径直记载三藏于开皇元年（581）授吴州刺史。墓志里有“俄而苍灵告谢，彤历受终，精受揭日之才，共荷龚天之业。开皇元年，命以旧官从事”的记述，这与前二书记载的没有差别。看来，周隋嬗代在当时的-中并没有引起过分的反映。杨坚控制北周政权并取而代之已经被多数人所默认，除了尉迟迥等少数势力以军事行动举行短期对抗外，朝廷上下跟从杨坚的力量占据主流[13]。《隋书》卷37《李穆传》记云：“高祖（杨坚）作相，尉迥之作乱也，遣使招穆。穆锁其使，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环金带于高祖，盖天子之服也。”尉迟迥起兵后曾向四方招援，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援助力量[14]，但是与跟从杨坚的力量相比是非常悬殊的。李穆的情况正反映出大多数人在双方的政争中采取的态度。这种情形在三藏的传记和墓志里之所以没有特别的反映，正是周隋嬗代平稳过渡的写照。
三藏入隋后，《隋传》和《北史传》径直记载他于开皇九年（589）奉诏持节凉州道黜陟大使，以副总管的身份协助韦洸镇压岭南酋长王仲宣的反叛。墓志则记述此前的四年，他被封爵野王县开国公；七年，任□州刺史。墓志下文的叙述与《隋传》相同，但不如前者具体，而且将韦洸误作韦汪。关于这件事，《隋传》说：“其年（九年），岭南酋长王仲宣反，围广州，诏令柱国、襄阳郡公韦洸为行军总管，三藏为副。至广州，与贼交战，洸为流矢所中，卒，诏令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隋书》卷47有韦洸传，洸在平陈的战役后，以江州总管的身份南下平抚九江，进图岭南，至广州，平抚当地各族势力，官拜广州都督。然而不足一年，王仲宣聚众为乱，洸中流矢卒。三藏“总统军事，并检校广州都督”（墓志语），继韦洸镇压叛乱，广州获全，三藏因公授大将军。墓志视此事在十一年。
又据《隋传》，开皇十二年（592），三藏任廓州刺史。该州与吐谷浑接界，是隋朝犯人流放之地，情况破复杂。三藏至州后，“招纳绥抚，百姓爱悦”，获得了高祖的称赞。这件事情不见于墓志。墓志只提到了十五年三藏授叠州总管一事，具体是“洮、旭、芳、宕、扶、岷、叠等七州诸军事叠州总管”，但是因为什么受任，墓志就不如《隋传》详细，《隋传》说“党项羌时有翻叛，三藏随便讨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辑”，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此看来，三藏仕任隋朝，有相当多的时间是为王朝征战或抚慰边疆地区度过的。隋朝立国之后，它在稳定本土核心之地后，迅速地向边疆地区拓展，尤其在征服陈朝并统江南，边疆（特别是北部地区）成为王朝统治集团关注的焦点[15]，对南方、西方边地的经营也同时进行，三藏参与的就属于这样的行动。
三藏在此后的任职据《隋传》（《北史传》）略同）有：仁寿元年（601），改封河内县南；大业元年（605），授和州刺史；三年，转任淮南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七年（611）卒。墓志与此记载大致相同，只是三藏的封爵不是县男，而是县公；其具体的卒年是在九年六月十一日，终年68岁。墓志记载清楚明确，家人对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卒年不会轻易搞错，而《隋传》所依据的三藏材料在对三藏卒年的问题上就不如墓志来得更可靠，所以三藏应卒于大业九年，而不是七年。
关于三藏的夫人与后人，《隋传》只记载他的从子慕容遐，任澶水（今河南濮阳西）县
丞，隋汉王杨凉反，遐不从。按《隋书》卷45《文帝四子传》记载，汉王杨谅于开皇元年被立为汉王，十七年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慕容遐所居任的澶水县隶属汲郡[16]，即在并州总管的辖区之内。据《隋书》杨谅本传记载，谅起兵反叛后，部下总管府兵曹裴文安向他建议率精锐直下蒲津，镇兵霸上，威胁京师，以图关东。杨谅于是派出三支军队，其一出太谷奔向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其二出滏口直下黎阳（今河南浚县北），其三出井陉以略燕赵。其中第二支军队奔向的黎阳，与澶水县近在咫尺，所以这里的地方官是杨谅必须争取的，而且该地原本就在他的控制之下，澶水在杨谅起兵的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县丞的慕容遐却没有听从指令，与隋炀帝的中央政府站在一起。汉王谅失败后，慕容遐的情况如何，文献不载，估计如果他在世，应该是受到表彰的。
墓志较《隋传》多出的是三藏的两任妻子：“夫人叱李氏，齐武威王国妃；后夫人虞氏，隋河内郡夫人。”叱李氏系高车十二姓中的泣伏利氏的省译，又作叱利氏，后改为汉姓利氏、李氏等[17]。三藏出自鲜卑，李氏系出自高车，同为北方游牧族的后裔，通婚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现象。夫人原来是北齐武威王之妃，按《北齐书》卷16《段荣传》记载：“字子茂，姑臧武位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后高祖（高欢）建义山东，荣赞成大策。……高祖入洛，论功封姑臧县侯，邑八百户。……（卒后）皇建初，配飨高祖庙庭。二年（561），重赠大司马、尚书令，武威王。”可知，叱李氏原系段荣之妃[18]，《段荣传》里有长子段韶，可能系叱李氏所出。段氏死后，叱李氏又出嫁三藏[19]。从上文看，三藏的最后任职是金紫光禄大夫、淮南郡太守、河内县公，其品级分别为从二品、从三品、从一品[20]，而段荣卒前的职务仪同三司为第二品，死后赠官大司马、尚书令、武位王更上升到一品。所以三藏在隋朝与段荣在北齐的官品大致上是相近的。
三藏的第二任夫人虞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无载。据《元和姓纂》卷2虞氏条记载，该氏是中原古老的姓氏。如此，则三藏的继室则是汉人了。虞氏被封为河内郡夫人，当系三藏在仁寿元年（601）封河内县南的缘故。
三藏的后人，墓志里只提到其孙慕容知廉，任唐雍州泾阳县尉。知廉之父是否就是上文中的慕容遐，不好断言，因为慕容遐只是三藏的儿子之一，知廉与遐的关系是父子还是叔侄，现有的材料还不能确定。
四
以上是对《隋书》、《北史》中慕容三藏的传记与其墓志铭内容的比较。墓志的文字比《隋传》多出近一倍，更多出《北史传》四至五倍，墓志与正史文献记载各有所重，比较起来我认为有如下特点：
第一，墓志的文字虽然较多，但有很多修饰性词句，占据了墓志的大部分。这是墓志的
一般体例，无可厚非。但就遗存给今天的价值看，墓志的水分比较多，这是我们在研究时应
加以注意和甄别的。正史的记载简明扼要，信息集中，所记的事情也都比较重要。这在慕容三藏的文献中再次得到体现。
第二，三藏墓志所记的内容经过我们的比较，基本上是可信的。墓志夸大不实之词少见，提供的新信息比较多，主要体现在：三藏的籍贯、先人任职、三藏本人任职、夫人及家室、卒年的具体日期等方面，特别是周齐嬗代之时，墓志所记的情况为正史所无，揭示出三藏受任北周的部分内情。
第三，三藏的正史文献和墓志很具体地刻画了一个鲜卑皇室后裔如何从前燕到隋朝、唐朝的仕任变迁的过程。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则展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的个体如何展转反复，从游牧地区到农耕地区的发展变化的历程。从前文记载可知，三藏有具体记载的先人是他的第七代祖慕容恪，恪是前燕文明皇帝慕容皝的第四子，以后是高祖腾、曾祖郁、祖远、父绍宗，从恪到三藏本人共为七代，中间只缺载恪、腾之间的一代，其家世谱系基本保留完好。慕容恪与慕容皝属于前燕王朝，到恪之孙慕容腾开始投奔北魏，迁居到代地，以后郁、远仕任北魏王朝，到绍宗时正值北魏末期，他在尔朱兆失败后转投高欢麾下，进入北齐。到三藏本人，根据墓志的记载，三藏生于546年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北齐代魏、北周代北齐之时，他分别是5岁和32岁；隋代北周时，三藏是36岁，这说明，三藏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隋朝度过的。从官衔上看，三藏在北齐的最后任职是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将军、范阳县公，分别是从一品、正二品[21]；在北周的任职是大将军、晋州刺史，前者为正九命，为最高级别；后者为正八命或八命[22]；在隋朝的任职是 淮南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河内县公，根据上文的研究，分别是从二、从三和从一品。看来，三藏在齐、周、隋三朝都受到重任，地位颇高。三藏的儿子遐在隋朝任澶水县丞，其孙知廉任唐雍州泾阳县尉，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官品降低了很多。
第四，慕容三藏所代表的鲜卑人，是中国历史上起源于东北，并向西、向南发展的游牧势力，他们早在东汉和帝时期北匈奴西迁之后就开始了向外拓展的路程；西晋灭亡前后，鲜卑中的慕容、宇文、段氏、乞伏、拓拔等部落相继南下建立政权，他们在汉人居主的地区立脚，就面临着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协调关系，所以鲜卑人在入主中原后汉化的加强，是他们得以活跃和稳定的条件。不论是慕容部还是拓拔部，汉化始终是他们要解决的重大课题[23]。三藏先人与后人的活动，至少从慕容腾以后，都离不开这个轨迹。到三藏之父慕容绍宗之时，他生活的魏、齐，特别是他在青州和徐州的任职，都在传统的中原核心地区，绍宗不可能不受影响，对绍宗而言，应该说他所面临的汉文化是他熟悉并浸染其中的文化。到三藏这一代，他面对的不是汉文化的问题，而是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与无知，我们在正史里很少见到三藏鲜卑人文化特色的记载和反映，说明他在其先人汉化的基础上更加汉化了。倒是墓志里还留有他出自鲜卑人、娶高车女这些北方民族特征的记述。不过，在叱李氏死后，三藏的第二个妻子就变成了汉人，可见，生活在中原的三藏，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他想要娶鲜卑人或北 方民族之女者，可能比娶汉女的机会要小得多。三藏生活在隋唐的儿子和孙子，虽然留下的资料有限，但从蛛丝马迹里亦可窥见，他们对其先人状况的了解可能更少，鲜卑人及其文化作为记忆和追念，是他们认同本民族的唯一方式。
[1]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72页。
[2] 墓志铭最早收藏在《河南千唐志斋》；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64-565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辑第249-251页。
[3] 对墓碑一类内容的记载，唐朝是有规定的。按唐丧葬令："诸碑碣，其文须实录，不得滥有褒饰。"（见[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丧葬令第三十二《官品碑碣》，栗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令文并没有更具体的规定，不知是遗失了，还是原本就没有，不过从出土的大量墓志铭文撰写的情况看，墓文的撰写明显有规则，至少存在着习惯法则。
[4] 鲜卑人的汉化进程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措施是非常明显的，这已为人所熟知，但那主要是拓拔系统。而慕容氏建立的燕国，早在拓拔部发展之前就已南下，其汉化也十分明显。参见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载《东吴历史学报》（台湾）第1期，1995年4月。
[5] 关于尔朱氏控制北魏政权的情况，参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2分册，又收同作者《整个中古-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6] 见《资治通鉴》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四月条；《北齐书》卷13《清河王岳传》。
[7] 参见《唐令拾遗》卷丧葬令第三十二，第757-760页。
[8] 见《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册第1264页。
[9] 按北齐设置东南道行台就在徐州，二者的地位相等。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
[10] 见《通典》卷180《州郡十·彭城郡》。
[11] 唐朝的徐州是上州，见《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徐州》。
[12]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585-586页；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
[13] 参见拙稿《隋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待刊。
[14] 参见《周书》卷21《尉迟迥传》。
[15] 同注13。
[16] 见《隋书》卷30《地理志中》汲郡条。
[17]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04、297-300页。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6"技也"条将叱李误作技也，岑仲勉有辨证，见该书第2册第816-817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
[18] 段氏亦鲜卑人，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42-244页。
[19] 妃嫔之再嫁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参见《 北齐书》卷10《永安简平王浚传·任城王湝传》、卷12《琅邪王俨传》。
[20] 见《隋书》卷28《百官志下》。按隋朝的淮南郡太守一职，《隋志》比定中州刺史为从三品，但淮南郡级别无载，《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寿州条（大致相当于隋淮南郡）记该州为唐朝四等制中的中，以此推定隋淮南郡为中。
[21] 见《隋书》卷27《百官志中》。
[22] 见《周书》卷24《卢辩传》；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卷州牧刺史第二十六、命品第三十。
[23] 参见唐长孺〈拓拔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拓拔族的汉化过程〉，载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载《东吴历史学报》（台北）第1期，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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