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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与晚清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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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何啻数百上千！毛文以洪、康、严、孙这四位为代表，显然是颇具匠心的。因为这四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更确切地说是晚清时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无须赘言，得风气之先，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因此，从出生地域来看，有三位出生于与西方接触最早也最为频繁的广东（洪、康、孙），一位出生于五口通商后首先开埠的福建（严），是毫不足怪的。再从生活的时代看，以洪秀全（1814-1864）为最早，其他三位，基本同时，严复（1854-1921）与康有为（1858-1927）稍长，孙中山（1866-1925）约迟出生十年，也即一个“十年代”（Decade）。年岁的差异，或可说明他们在晚清依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先后担任主角的部分原因。
然而真正引起我们的兴趣的并不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而是这四位中的两位革命领袖，竟然都是客家人士！客家人洪秀全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另一位客家人孙中山不仅以其多年的革命实践最终结束了专制王朝在中国的数千年统治，更以其高瞻远瞩的理论贡献而成为中国民主-和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导师。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太平天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及其最初的基本群众，几乎都是客家人[2]；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中，客家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两位革命领袖的客家背景，如若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它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两次革命中的客家基本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是否隐伏着某些更为深层的值得我们研究的什么东西？
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也曾经有过各自的基于阶级观点的若干解释。用阶级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般地说，本身并没有错。可是既有的基于阶级观点的那些解释，却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好象总是遗漏或疏忽了一些什么。
过去我们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现在逐步清楚了：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只能是社会的人而不可能只是单个的孤立的自然人，他处于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之中。阶级关系只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但并非涵盖一切的一种关系。发现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分析，是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发现阶级斗争，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和功劳。然而阶级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更深的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时候。因为阶级关系，说到底，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体现。对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客家出身，乃至参加两次革命运动的客家基本群众的进一步探讨，显然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力所未逮。它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视野，进入对于客家民系的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汲取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方法及其成果。
国内外对于客家民系的研究，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国内的研究，首先是客家出身的学者，如罗香林的研究，其代表作《客家研究导论》，初版于1930年代；40年代后又有《客家源流考》等权威性研究著作问世[3]。国外的研究，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报告，然后则有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论著，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情报官员们完全是带着实用目的的研究报告[4]。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的研究又有所深入。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于程志远所编《客家源流与分布》一书[5]。有关研究论著的再版和汇集，使我们得以充分运用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的关系。
（二）
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不可能不追溯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了解客家民系在晚清时期所处的客观环境。由于既有的研究对客家民系的源流已多所论及，本文想侧重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角度再说几句。
客家民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晚清时期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滥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素称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长期以来处于世界的领先行列。教科书中迄今仍将这一社会形态称作“封建社会”，但这一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无论是从“封建”一词的本意或从西欧经由日本传入的“feudal”一词的原意来看，说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也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所谓的“地主制经济”，但这一提法也并不全面。我更赞成传统社会是“四民社会”的说法，而从本质属性的角度看，“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方式”的提法大概也要较“地主制经济”更好一些[6]。“小农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对称，而是相对于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的“大农”经济而言。个体小农具有结构简单性的优势，又与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历史学家孙达人高度赞赏小农经济的划时代的革命。他指出：中国的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是以先进的技术（即犁锄织机之类）作为基础的，“它就不仅比之过去的家族公社共同体要简单得多，易于易地重建，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而且也使这种小农经济成为当时最有效率、最易普及的利器。”[7]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先进的，中国的农民是勤奋的。中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发展之所以要高于欧洲，其最终根源就在于农业发展上的差距，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正是由个体农民奠定的[8]。客家民系的自强不息乃至易于易地重建的特性，归根到底，也是由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客家民系起源于北方的中原地区。虽然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但在周秦乃至两汉，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黄河中下游，也即中原地区。小农经济也正是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春秋末年，孔子周游中原列国，已有“庶矣哉”的感叹[9]。战国时期，对中原地区的城市，特别是有关都城的经济繁华、人口稠密，更有“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等的形象描绘[10]。《史记》所记之“天下都会”，首为居于关中的长安：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1]
《孟子》一书则提及楚地之人“北学于中国”，“悦周公、仲尼之道”[12]，可见中原地区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先进。而淮河以南的整个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当时还是地广人稀、相对落后的所在[13]。据统计，在公元元年前后，西汉王朝的近6千万人口中，约有3/4是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集中于中原地区[14]。
“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态势，在其后的两千年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反向的变动。人口重心和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中唐以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到宋代则开始形成了“南重北轻”的局面：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了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秦岭—淮河线这一气候的分界线也成了南宋王朝与金王朝的实际界线。引起人口分布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气候条件的变化。由于寒冷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强度越来越大，原本温暖湿润的中原地区变得较前寒冷干旱了，南方地区则由于条件的适宜而渐次得到了开发。当然，人口分布变动的直接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引发了原住中原的大批汉族人口的南迁。客家先民的三次大迁徙，一在两晋“五胡乱华”之际，一在唐末黄巢起义之后，一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时[15]。除黄巢起义属于所谓“内乱”，其他两次均属“外患”入侵，而这两次入侵又恰值历史上的气候冷期。
据估计，北宋时期人口即已突破一亿，其中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则超过60%。也就是说，北方人口最多维持在四千万左右，实际上还赶不上一千年前西汉盛年时的水平。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在南方：从不到两千万增加到六千万以上，翻了几近两番。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相继遭到女真及蒙古军人的大肆破坏，处于金王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人口，甚至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而处于南宋王朝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由于中原人口的大批南迁，加上人口的自然增殖，则呈现出“人满”的种种迹象。南方多为丘陵山地，平原较少，因此昔日还是“土旷人稀”的南方地区，在宋人的笔下早已是“地狭人稠”，到处出现了壤地尽辟的情景[16]。据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并奠居于今日所称的客家的基本居住地，是在第三次人口大迁移，也即起于北宋迄于元初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之时[17]。不难想见，在客家先民渐次南移，再到客家民系正式形成之时，这一部分人群，实际上已经无法占据较为丰饶的平原地区而只能占据丘陵地带了。优良文化传统的熏陶，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客家民系若干“强者”性格的生成，显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明一代270多年，是客家民系休养生息，系裔日繁的时期。清军入关，打到福建广东，“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徒众，举义勤王。”[18]抗清斗争失败后，这些客家人士被迫散居各地，而清王朝巩固其统治之后，又是迁海复界，又在四川、台湾等地广为招徕移民，于是形成了客家民系发展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大迁移。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人士或因参加太平天国及其他反清起义被迫逃散，或因土客械斗被迫移居，又形成了其在晚清时期的第五次人口迁移。
清代的人口迁移，有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特点。拙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一书中曾经指出：
由于人口分布地域的扩大和各地区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汉民族的人口迁移已不再表现为以中原为唯一中心的“波浪式离心运动”，而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相当明显地区分出北方与南方两大地域系统。……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很少越过此线而转向南方；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也极少越出此线以北。[19]
客家的人口迁移，属于南方地域系统。而清代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有几点是和北方不同的：
首先，与北方人口始终以中原地区（在清代主要是鲁、直、豫三省）为源地，向边疆地区扩散的表现不同，清代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的苏、浙、皖三省（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不仅极少外迁，而且，由于位居三省中心地带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及文化的发达，城市化程度极高，反而吸引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湘、鄂、赣三省，一方面有大量人口迁往西南的川、滇、黔等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边远山区也容纳了来自邻省和本省平原地区的相当多的人口。真正的纯人口迁出地区，不在南方地区的腹地，而是在闽、粤二省的沿海。以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为中心的粤东、闽西、赣南客家人居住区，就是这样的少数纯人口迁出地区之一。
其次，相应的，南方地区也没有长期稳定的移民迁入区域。南方12省面积有限，只占清代全盛时全国总面积的21%左右，不存在像北部边疆地区那样极其广袤且人口密度极低的区域可供长期开发。因此，自乾隆后期起，在向四川、台湾等地人口迁移高潮已过，而向海外迁移途径又长期处于非法、不畅的状态下，南方人口大量自发地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各省边远山区迁徙，而使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太平天国战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客家人口迁移的流向，不能不受这一总的发展趋势的制约。广东的客家人除了一部分向四川、台湾迁徙外，主要是在广东本省“见缝插针”式的移民，并进而向广西迁徙。如广东花县官禄的洪姓客家人，就是洪秀全的十一世祖三公带领子女于康熙年间由嘉应州石坑堡迁居花县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了道光末年，花县全族男女合计已达500余人，这还不包括洪秀全的迁居本府清远县吊简的七位族叔及其家属。而洪秀全的王姓表亲更远徙至广西贵县赐谷村[20]。又如香山县（今中山市）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原居惠州府之永安县（今河源市之紫金县，为纯客家县），抗清失败后移居增城，沿海复界后方又迁至香山[21]。至于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人的第五次迁移，只能是深入更为偏远荒辟之地了。如广东西路土客械斗平息以后，除划出“地小，且甚硗瘠”的赤溪厅作为客家的善后之地外，客家人士多入高、雷、钦、廉诸州，甚至有渡海至海南岛者[22]。
最后，南方地区，主要是闽粤沿海人口向海外的迁徙，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在南洋地区——闽粤沿海人口传统的外徙地逐步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控制后，向海外的人口迁移愈益受资本主义世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制约。闽粤沿海自发性的人口迁移逐渐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计划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垄断搅和在一起，这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在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客家人向海外的迁徙，虽在第三、第四期已有相当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第五期，也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据罗香林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余党，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械斗后被迫逃亡的人士，以及刘永福所部的黑旗军人士，都大批走避海外[23]。洪秀全的子侄辈中，也不乏迁居海外的，其中就有洪仁玕的儿子洪葵元[24]。
经过清代前期历时多年的第四次人口迁移，加上清末第五次人口迁移的作用，客家民系的居住地域已从赣南、闽西、粤东进一步扩散。到了民国时期，据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客家人的居住地域，除上述地区外，已扩散至两广的大部（含海南岛），乃至四川、台湾、湖南、贵州等省各一部。然而，也正如罗香林所总结的，客家人的居住地区，多为山地或丘陵地带，从而带来了成为客家居住地方的地理共性的两个“极其明显的特性”，即，第一，耕地缺乏，粮食不足；第二，交通艰阻不便，外力难以入侵。这种地理共性，又促使客家民系进一步养成了其区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性格：耕地的不足，“驱迫客家不断的向外发展”；交通的艰阻，则使客家“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罗香林对此的论述是很有意思的：
客家一般精壮的男子多数都外出经营工商各业，或从事军政学各界的活动与服务，向外扩展的精神为国内任何民系所不及，而其家内一切琐事及农作，则十九委之一般的妇女；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域，山岭太多，出产太少，要想维持一家大小的生存和温饱，只好努力地向外发展以求改善经济地位的缘故；妇女们呢，已然难得男子们成年地在家主持，又因为要维持日常的生计，不能抛弃农务，于是只好举耕织烹饪都一身任之了，日子久些，成为惯性，社会舆论遂以为妇女们是应该耕田作地的，不会耕作的女人是可耻的；客家妇女除少数新式女学生不计外，其余难得几个不兼事耕种，就是拥资十万以上的人家，其妇女大体都不能放弃农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优点；客家的语言习俗，一般人都说它比较富保守意味，这亦是纯由他们的居地山岭过多所致；因为山岭繁多，则可依照天然形势使之成为无数聚族而居的村落，各依其固有风俗，度其生活，系外人们，极不易向其地作长期连续不断的鼓荡或进攻，只能由他们自身的提吸与仿效，这是很显明的。[25]
罗香林的有关解释当然可以讨论商榷，但客家人熔事业的开拓进取性与语言习俗的保守性于一炉，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种矛盾的统一，看来是由客家自认的（当然也是确实的）来自中原的“正统性”与实际上身处边远山区的“边缘性”所造成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客家“作为中原人士，自为门阀高，言语风俗初同在集团移住时”[26]，然而客家人的祖先虽可上溯到中原的大家世族，却不能改变其子孙后裔身处南方边远山区，多为自耕的小农或佃农的实际处境；客家人虽然重视教育，强调语言习俗的纯正，但同样也不能保证其子弟能较他人更易走上科举仕途之路。事实上，在清代，在多数地区，客家人由于迁入时间较短，并不能很和谐协调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反而往往和当地土著（先住民）产生种种矛盾冲突。客家当然也有自己的地主士绅，也不乏名士高官，但从总体来说，能获取功名的比例似乎要比土著为少，更没有出现过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洪秀全自幼饱读诗书，能熟诵儒家经典，但自16岁应广州府试，考了十几年，却始终是个童生，连秀才也没考上，气得他发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27]有清一代，客家人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基本处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28]。在多数地区，客家人所能从事的主要也只是农业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手工业。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人士出外从事工商，进入军政学界等等情形，实际上多是进入民国，客家地位已大为提高，或至少已在表面上消灭了民户、客户的区别之后的情形。即使如此，客家经商者依然是少数，而且，就是在民国时期，客家商人也很难打入广府人占优势的广州省城。日本人的研究报告说：客家营有关农业的手工业，其中擅长的是制糖、制麻、制烟、竹细工等，“比先住民手艺能力强”，但“商业方面被先住民独占”，显然是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的[29]。
日本人的研究报告称客家人“斗争心颇强”。客家人自己也有类似的总结[30]。这里不妨再借用一句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现成说法，那就是：“他们特别能战斗”[31]。之所以如此，则不能不归结于客家民系的传统及其处境了。
对于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的关系来说，客家人“特别能战斗”的特性应是属于其“内因”方面的根据。
还有“外因”方面的条件。这就是业已变化了的世界形势。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已经全球化。“天下”本来只有一个中国，周围不过是些文化相对落后的“四夷”。现在这“天下”突然间比以前大了许多。自成一统的中国已不可能再维持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局面，而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航路的开通，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地球却变得越来越“小”了。新问题接踵而来，时间的节奏似乎也在加快。曾经是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后来又加上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沉寂后，一跃而成了世界最先进的地区。而且这一基本态势自工业革命以来迄今没有改变。曾经是先进的中国变得落伍了。与时代适应的西学成了新学问。向西方学习成了先进的中国人的一种追求和探索。
客家人原先处境上的劣势开始逐渐转化为某种优势。近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客家人相对较易出海谋生，也使得他们较易接触到来自西方的异质文明。而文化上的“边缘性”，也即或多或少被排斥于地方主流文化圈外的敏感处境，更使得客家人中的知识阶层较易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面对晚清时期“亘古未有的变局”，得风气之先的客家人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的。问题在于，“特别能战斗”的客家人究竟向西方学些什么，学来之后又用它干了些什么。
这并不奇怪：满腹经书，自比“圣人”的康有为，尽管钦慕西方的物质文明，却还要煞费苦心，战战兢兢地抬出孔夫子的亡灵，写下《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留学英国，受到西方学术较为系统的熏陶的严复，则正面地译述了“物竞天择”的《天演论》以及论述“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关系的《群己权界论》。而客家的两位代表人物，洪秀全与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之后，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发动了晚清时期仅有的两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
（三）
在洪秀全生活的那个时代，英吉利人正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洪秀全学西方，看中的却不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而是基督教和上帝爷火华（God Jehovah）。
洪秀全在1843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广州府试失败以后，开始潜心研究一本宣讲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研究的结果是：西方人所崇信的上帝爷火华，就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当初几千年大家都是行敬拜上帝这条大路的，不过西洋人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就差入鬼路了[32]。于是熟读儒家典籍的洪秀全成了拜上帝教的热心布道者，几年中他写下了一系列宣传敬拜上帝的作品，甚至还和族弟洪仁玕一起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设在广州的教堂专门进修过。如果不是两位黄姓中国人暗中使坏，他很可能就在广州受洗并加入教会了[33]。
从这层意义上说，太平天国的兴起确实具有某种偶然性。因为，如果不是罗孝全有意推迟洗礼，洪秀全不会决意离开广州前赴紫荆山；并且，如果不是冯云山在紫荆山辛勤传播拜上帝教义，发展了几千信徒，洪秀全决然成不了公认的领袖，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太平天国革命。然而冥冥之中还是有着某种必然。洪秀全信教之初，曾和冯云山等结伴远游传教，差不多在广东省转了大半圈，但皈依者始终寥寥，只是在同说客家话且兼有亲属关系的广西贵县赐谷村，他们才找到了知音，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冯云山到紫荆山传教，其信徒首先也都是客家人。
太平天国从形式上看，是搬来了西方的基督教，但从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却基本上是先秦儒家的典籍。洪秀全憧憬着古代先哲们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的描述，企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34]。同为客家的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也以“移民复古风”[35]为己任。而这一指导思想，显然又为拜上帝会最初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客家贫苦农民所拥护，从而成为一种共识。太平天国虽然依旧是传统型的革命，但它却以自己强烈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与那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王朝革命相区别。
钟文典教授曾经指出：太平天国的“始作俑者”是客家人，太平天国文书中使用的也是客家话，甚至在包括《天朝田亩制度》在内的太平天国的条规制度中，也可以找到客家风俗习惯的影子[36]。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就是客家人的一项发明创造，一项得意杰作吧！因为在太平天国的种种所作所为中，几乎无不凸现出客家的强烈影响。
比如在建都的问题上，太平天国领导人，首先是洪秀全，就表现了客家特有的“中原”情结。早在永安封王时，洪秀全在诏旨中即已宣告，要让东王杨秀清“管治东方各国”，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等，依次管治西方、南方、北方各国，而由翼王石达开“羽翼天朝”[37]。这个居中的“天朝”究在何处，诏旨中没有说。但后来在进军湖南途中逐渐明确了：这就是中州之地的河南，也即客家人念念不忘的老家。直到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洪秀全仍一心向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以后在天朝宫殿遭受火灾被毁后，他又曾一度动过迁都河南的念头。由于洪秀全迁都的设想不是建立在对河南的实情的了解之上，身为军事统帅的杨秀清最后不得不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加以制止[38]。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还曾对以北京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京腔”进行过抨击。以杨秀清与萧朝贵会衔的《奉天讨胡檄》中说：
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39]
看来这也应是客家在语言习俗上的保守性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吧！
再从军事上看，太平天国最终是败于湘军曾国藩之手。但《李秀成自述》总结“天朝十误”，“误国之首”是林凤祥、李开芳“扫北败亡之大误”，也就是说，从太平军北伐失败就已埋下了种子。林、李所率领的北伐军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偏师，而是太平军的精锐主力，且多为两广老战士——可以想见客家人肯定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北伐军的失败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如没有后援，不习惯北方的饮食，围攻怀庆城耽误了太多时间，等等），但其败亡的直接原因，并非如清王朝所吹嘘的是所谓僧格林沁马队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北伐军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适应北方冬天的严寒，以致在1854年年初驻屯独流、静海期间乃至随后的突围南撤的行动中，精锐主力冻毙过半，未死者足部也全都冻伤，从而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40]。
尽管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包括带有复古倾向的指导思想），都凸现出客家的影子，与客家的种种优缺点息息相关，但我们还是不能把太平天国的失败，都统统归结到客家人的某种弱点或“先天不足”。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转而支持清王朝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应是最主要的原因。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痛心疾首地说过：若非洋人助妖，我天朝断可支撑长久[41]。太平天国确实有着某种“先天不足”，但它的领导人在实践中还是懂得“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道理的。早在1854年，也就是《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就奏准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照旧交粮纳税”，这实际上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成分的一种相当理智的否定。至于逐步取消战时-主义的“圣库制”，恢复天京（南京）居民的正常家庭生活，也是极为现实的积极措施。
而且实际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可以走得更远些。这不能不归功于洪仁玕。他的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就完全是向前看的。当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其他领导人在广西倡义之时，洪仁玕\只差一步而未赶上起义的队伍。但这一步之差却使他有了新的机遇。在辗转流亡香港期间，他得以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一机遇使他超越了他的同伴们整整一个时代。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不仅允许贫富差别，甚至还有百万富翁的存在，其基本思想则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除对其中讲到不-、诫-的两处表示反对外，大体上采取了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说明这位客家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同样也是愿意跟上变革的时代潮流的。
相比而言，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真正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孙中山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他的革命队伍中，也曾有过太平天国的幸存者，可见他已自觉地承担起洪秀全等客家前辈们未竟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讲“天下为公”，也讲“耕者有其田”，但他的“天下为公”及“耕者有其田”，与洪秀全的构想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客家人，有很多参加了辛亥革命，有的还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从孙中山在辛亥前的几次起事来看，几乎都在两粤边界或临海或与越南接壤之处，且多与客家人居住区相连或相近。著名的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牺牲后掩埋在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中，客家人士就有34位[42]。由此可以想见客家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占的分量。
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他的客家战友们，除了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地鼓吹革命以及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投入战斗的性格特点外，并没有凸显出他们的客家人的身份，而是相当自觉地消弭与其他革命同志的各种可能不利于事业的人为界限。应该指出的是，洪秀全也曾企图消弭客家与其他人士的身份界限，说过“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甚至还专门说过“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43]，但结果并不理想。曾国藩也正是利用了太平天国队伍中不同省籍人员的种种矛盾，各个击破，提出专杀“粤人”（实即客家人）的毒辣策略。为什么洪秀全做不到的事情，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却做到了呢？
首先当然是时代的进步。辛亥革命的这一代人，多是出生于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们已是全新的一代人。而和孙中山同时的客家人中，有不少赶上了客家的第五次大迁徙，甚至从此走上了向海外发展的道路，这就使得他们从此有了新的视界，新的认识。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满清王朝，虽已走上了衰朽灭亡的道路，但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手中还掌握着政权和军队等国家机器，依然是会吃人的真老虎、铁老虎，因而需要革命者认真地加以对付，自觉地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再就是不能不归结到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高瞻远瞩的伟大情怀。
孙中山与洪秀全有着十分相似的出身背景：同是出生于贫苦的客家农户，同是家中的幼子，同在幼时即入村塾读书。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比洪秀全整整晚出生了半个世纪。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不再像洪秀全的长次兄那样，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年轻时就应募去檀香山当华工，并不久就出人头地当上了农场主。逐渐富裕起来的孙眉不仅衣锦还乡，顺利完婚，还使年岁比他足足小了一轮的弟弟在12岁上就有机会去檀香山读书，开始接受西学的系统训练。这一次离乡去海外，使孙中山大开了眼界。他后来回忆说：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4]
在檀香山的五年，孙中山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相当自觉地修习中文。回乡后，他又辗转入香港中央书院、西医书院等校继续深造。在正课之外，广泛涉猎西方国家的-、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课余仍进修中文。他自称：
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今译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45]
就是在投身革命以后，孙中山仍念念不忘学习。1897年在旅居伦敦期间，他还以大部分时间往大英博物院等处图书馆，认真研读西方国家有关-、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书籍。并数次往宪政俱乐部调查访问，到一些展览会参观，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他后来自述：
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46]
正因为他永远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凡事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他才能为中国同盟会提出划时代的革命纲领。
据记载，1905年同盟会初成立时，曾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则认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于是称作“中国革命同盟会”，因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最终乃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讨论宗旨时，有人对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中的“平均地权”表示不同意见。孙中山当即进行阐述，论述世界革命趋势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并说：
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47]
还在1904年，孙中山就在以英文所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断言：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48]
孙中山不仅是属于客家，而且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全世界。
他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其思想资料的丰富营养，也将不断地为后辈们所汲取。而客家人所积极参与的辛亥革命，至今也仍散发着时代的气息，给我们以启迪的力量。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页。
[2] 参见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饶任坤：《客家与金田起义》，载其所著：《太平天国史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王庆成：《客家与太平天国起义》，载其所著：《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希山书藏初版，1938年新加坡客属总会再版；《客家源流考》，1989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据香港嘉应商会印刷之非卖品影印出版。
[4] 按：西方传教士及学者们的论著，参见罗香林前揭书及下引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报告，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于昭和七年（1932）以《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为题印刷发表，译载于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一书。
[5] 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7月初版。按：此书错讹之处较多，但搜集资料颇丰，不失为一重要的参考文献。
[6] 参见拙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及第二、第四章的相关论述。
[7]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8] 参见孙达人前揭书，第87页。
[9] 参见《论语·子路篇》。
[10] 参见《战国策》及《史记·苏秦列传》对齐都临淄的描绘。
[11] 《史记·货殖列传》。
[12] 《孟子·滕文公上》。
[13] 《史记·货殖列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14] 参见拙著《人口与历史》第三章。以下两段有关历史人口分布态势及人口迁移的论述亦据本书。
[15] 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三章。
[16] 如“浙间无寸土不耕”，“江东西无旷土”，“蜀民岁增，旷土尽辟”，等等。向山要地的梯田，与水争田的圩田，甚至将葑泥（含菰根等水生植物根系的泥土）堆放于木架之上浮系水面的人造葑田（又称架田），也均在宋代开始出现。所谓“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也正是对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形象而简括的描画。参见拙著《人口与历史》第二章第二节的有关叙述。
[17] 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三章《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及第六章《结论》。
[18] 罗香林前揭书，第26页。
[19] 拙著：《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201页。以下有关清代南方人口迁移特点的论述，参见同书第220-222页。
[20] 参见陈周棠校补《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洪仁玕口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太平天日》，载《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21]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转据其《客家源流考》，第26，28页。
[22]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32-33页。
[23] 罗香林前揭书，第37页。
[24] 见《洪氏宗谱》，第87页。
[25] 罗香林前揭书，第60页。
[26] 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译载于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27] 洪氏族人洪显初口述，转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42页。
[28] 这从其他民系，尤其是广东地区对客家多少带有歧视性的称呼中也可窥见一斑。参见程志远前揭书。
[29] 见前引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载程志远前揭书。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仅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支系，也即民系，而不是日本外务省研究报告中所谓的独立的客家民族。但日本人的研究报告之所以如此称呼，显然是由于汉民族人口极为众多，支系及其起源纷繁，从而具有某种“泛世界民族”的特性；加之客家民系在民国时期少说也有上千万人口，又确实具有若干“准民族”的个性特征。
[30] 见陈运栋：《客家精神》，载程志远前揭书。
[31] 按：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重要地位时曾经指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载《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页。
[32] 见《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33] 参见王庆成：《洪秀全与罗孝全的早期关系》，载其所著：《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
[34] 见《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第16，409页。
[35] 见《石达开等宜山诗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883页。
[36] 参见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37]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页。
[38] 参见龙盛运主编，姜涛等著《清代全史》第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2-164页。
[39]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40] 见《清代全史》第七卷第168-169页。
[41] 见《洪仁玕自述》。
[42] 参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载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43] 见《原道救世歌》、《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载《太平天国印书》。
[44] 《复翟理斯函》，转据《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页。
[45] 《复翟理斯函》，转据同前，第20页。
[46] 《孙文学说》第92页。
[47] 《革命逸史》第2集第149页。
[48]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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