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领域来看，2001年晚清*史研究的重点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十余年，尤其是最后十年的辛亥革命时期。
2001年是太平天国运动150周年与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年，政府和学术界相应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其中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1] 和10月份在武昌召开的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 是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与学术会议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的研究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但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仍然显得冷静。
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文章多泛泛空论，少实质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论文有，池子华、崔岷《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3] 一文，对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研究中颇为关注的是否用强制性的“裹胁”手段补充兵员问题进行专题论述。文章认为，北伐军确实存在强掳百姓从军的问题，北伐军之所以采取“裹胁”手段补充兵员是由北伐军自身、群众和清政府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决定的。“裹胁”对北伐军的影响就像一柄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不断消耗而引起的兵力不足问题，但单纯的人数增加并没有提高北伐军整体的战斗素质，反而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被胁从者的不满情绪和分离主义思想成为北伐军内部的巨大隐患，北伐军最终败亡，与“裹胁”不无关系。龙盛运《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4] 一文，专门探讨了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的“偏荣偏枯倾向”问题。文章认为，在咸同20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勇营军不仅逐渐取代经制军成为清军主力，且出现守旧、创新、改良三种类型，其中创新型湘、淮军虽然对内战的逆转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营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一定地区，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却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