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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近刊布的史料看晚清、民国藏政要员的洋务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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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道：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1890年5月9日），“《泰晤士报》云，印度《加尔各搭报》称，中国升大臣于西五月初三日（中三月十五日）离大吉岭往拉萨，西兵声炮排队相送”；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890年8月19日），他记述了藏军在保卫隆吐山之战中的情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890年8月20日），他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签订及内容等情况；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92年12月20日），他记道：“云南侯补道姚文栋享称：自去年至今，英人开通西藏道路计有两处”云云；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他记道：“夫西藏与印度密迩”，“此天所以限中外也”，但是近来“英人不惜重费开通道路，其注意西藏通商，久矣”，对英人扩张表示了担忧；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四日（1894年5月8日），他在再次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内容后，认为“西藏边境野洞地方”“现虽生理无多，将来必可兴旺”，对西藏亚东边疆地区贸易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六日（1894年5月9、10日），他记述了印藏通商及邮驿、一妻多夫等情况，认为一妻多夫是“西藏风俗最奇者”，他从传统儒家观念出发，感到“可怪也”。类似薛福成上述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在晚清其他出洋大臣如郭嵩焘、曾纪泽、黎庶昌等人的文稿中还有很多，笔者在《从近代汉文史料看藏区一妻多夫婚姻制度》等论文已述论之。本文以下仅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为例，试述晚清驻外使臣日记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张德彝（1847年12月18日－1919年2月8日），原籍福建，后迁辽东铁岭。至清初张氏家族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入关始世居于北京。张德彝出生时张家已经破落“早岁入塾，家贫，学费每给于舅氏”，家境中落。咸丰十年（1860），由于中外交涉的增多，清廷正式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音译Tsungli Yamen，意译Chinese Foreign Office），以恭亲王及桂良、文祥三人主持。次年（1861），三人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提出了开馆的具体方案。至于学生则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招收，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对“夷语”的歧视，官宦及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愿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家道中落又无背景的十六岁旗籍少年张德彝作为“义学生”得以入馆学英文，不久学馆定名为“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
早在光绪七年（1881）《航海述奇·四述奇》的“自序”中，张德彝就对自己的出洋经历有过小结：
自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年），国家与泰西各国订约通商，爱立同文馆于总署学泰西语言文字。此举前所未闻，创始也。彝由义学生，蒙文文忠公（文祥）试于嘉兴寺，得入馆。同治乙丑（四年，1865年），国家以西人来华者日盛，我国亦宜有人前往，采访政俗，识其风土人情，故因公而得历海外各国者，自此创始。彝奉旨随斌友松郎中（斌椿）前往泰西游历焉。各国公使来华，咸有国书，以敦友谊。丁卯（同治六年，1867年）冬，奉旨派志（志刚）、蒲（蒲安臣）、孙（孙家谷）三大臣前往东西各国呈递国书，是东西来往绕地一周者，自此创始。彝曾奉旨随之。
夫中原自列国时往来使聘，虽有专司为命之官，而所往者无非鲁晋齐楚各地；即汉唐西使，亦只今之印度而止，鲜有重译梯航，轮蹄万里者。至我朝始有使臣赴高丽、流球等国，然以水陆计之，亦仅数千里而已。庚午岁（同治九年，1870年）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崇厚）前往法国修好。是中国专派大员赴泰西一国者，自此创始。彝幸得蒙奏带往焉。各国既经换约，遂多有公使驻华。国家以各国有雄长最著之邦，亦宜专派大员前往，以示和好，以通音讯，以保商民。光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春，奉旨派少司马郭（郭嵩焘）前往英国驻扎。是中国钦使之驻扎外国者，自此创始。彝又经奏调偕往。
计自设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此后，张德彝又于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随洪钧出使德国；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1900）随罗丰禄出使英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那桐出使日本；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成了大清国的“驻扎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大使），登上了他个人职业外交官生涯的顶峰。第八次使英回国（1906）后，张德彝未再出洋，直到1919年在北京去世。
张德彝的出洋经历固然奇特而少见，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出洋经历记录成书——《航海述奇》则更为罕见，据他在书的“凡例”中说：“是书本纪外国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犊连篇”。善于观察而且勤于记录的张德彝为后人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航海述奇》（共八部，该书第七部今已不存；除第一、二、三、四部的全部及第八部的部分在晚清刊布外，其余均系1996年首次刊布），成为研究当时中外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宝贵史料。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八种，如同他本人的谨小慎微、朴质无华，以平实语气记录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文如其人。从现存稿本看，共78卷约二百多万字，涉及欧洲各国的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
除《航海述奇》之外，张德彝又编著了《英文话规》（英语语法，1895年）、《宝藏集序》，以及未刊稿本《醒目清心录》（六十卷）、《中外百年历》（不分卷）等。有关张德彝个人传记的资料还有民国年间刊行的《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张德彝去世后的荣哀录）、稿本张德彝年谱等。
从张德彝《航海述奇》来看，他在出使欧美（英、美、法、德、比、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英国）前后四十余年（1866－1906）的生涯中，与当时中外各界诸多名流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包括美国政客蒲安臣（A.Burlingame，1820－1870 ）、法国汉学家儒莲（S.Julian，1799－1873）、俄国汉学家孔琪廷（C.A.Skatschkoff，1821－1883）、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Richthofen，1830－1905）、-商克虏伯（A.Krupp，1810－1887 ）、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1833－1885）之类的各色人等。其中，张德彝与晚清、民国藏政要员联豫及陈贻范的交往，对于藏区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关系密切。
二、驻德大使随员张德彝与联豫的交往
联豫，字建侯，满洲正黄旗人，原姓王，生卒年不详。初为监生，驻防浙江，曾随晚清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联豫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受谕命，“四川雅州府知府联豫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照例驰骚前往”，成为晚清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驻藏，兴办“新政”，兴革良多，如编练新军、开办学校、发行报纸、新铸钱币等。
联豫在藏“新政”，基本上系仿自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然，实与他出使欧洲国家的经历有关。薛福成之出使英法等国，奏带参赞、随员等多人，其中之一便是联豫。对此，张德彝《航海述奇》有相关记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890年3月8日），他记道：“新任驻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驾法公司‘伊拉瓦的’轮船于前日抵马赛，明日到巴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十日（1890年3月30日），他记道：“闻薛星使留驻法国者九员，为陈敬如（季同）、吴挹青（宗濂）、顾廷卿（锡爵）、承伯纯（厚）、联建侯（豫）、世益三（增）、左子衡（运机）、张让三（美栩）、郭稺良（家骥）”。
联豫作为驻德大使随员在欧洲国家的活动情况，向来所知甚少。张德彝《航海述奇》的相关记载可作一些补充。张德彝第五次出洋系随清朝驻德大使洪钧出使德国。光绪十三年五月三日（1887年6月23日）受谕命，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890年9月9日）卸任。其间的1887年10月29日张德彝随洪钧在上海登船，12月3日到达柏林；三年期满后，于1890年9月29日由柏林返程；9月30日到达巴黎火车站，下车时驻法使馆人员“承伯纯、黄伯申、联建侯（豫）、顾廷卿（锡爵）、世益三（增）及郭秋萍（家骥）诸君以车接”，之后张德彝前往驻法使馆拜访了陈季同、潘景周等人。此后几日，张德彝在巴黎重游旧地，联豫大多相伴，如10月1日，联豫约张德彝“在凯歌路之智慧阁看圆画，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涨眼画，洋名‘巴呐拉玛’也”，所谓“巴呐拉玛”即首任驻英、法大使所谓的“巴罗喇马”，系全景画堂（又称回转画，Panorama）的音译，张德彝第一次出洋时（“同治丙寅”，即同治六年，1867年）已在巴黎欣赏过；10月3日，“联建侯约（张德彝）登艾菲铁塔”（TourEiffel，即艾菲尔铁塔），“余等驾至第二层”；10月4日联豫、陈季同、潘景周等驻法使馆人员送张德彝上火车，前往“吕阳”（里昂）。此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不再有联豫的记载。
三、驻英大使随员暨驻英大使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
陈贻范（字安生）系参加1913－1914年中国与印度“西姆拉会议”（Silma Conference）的中央政府代表，所谓“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就是当时英印首席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1862－1949）同西藏地方当局的首席代表夏札·边觉多吉背着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而流产的《西姆拉条约》之所以非法，系由陈贻范于1914年4月27日在条约上草签、最终拒绝正式签字有关，因为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草签只能证明条约文本是“作准定本”（第十条）；正式签署才能“表示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第十二条）。此外，陈贻范在会议期间，多次正式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英藏代表“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陈贻范不是民国政府最先任命赴印谈判的代表，1913年3月底和6月，民国政府曾两度任命前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张荫棠为赴印代表，由于英国的反对等原因而未果。后来提名陈贻范，英国才表示同意，陈贻范曾在驻英使馆任职多年，据称英方认为他态度“友好”，容易对付才表示同意。现时史册谈“西姆拉会议”时，往往对陈贻范的驻英使馆多年任职极少提及，间有提及也是语焉不详。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洽好有这方面关于陈贻范的详细记载。
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出身相同：二人均为同文馆毕业，以学习英文而入仕；按张德彝的说法：“国家因知翻译紧要，既代上官之口耳，即关事务之要危；既欲其充职，自当清其身家履历，于是在京设立同文馆，在粤亦设同文馆，在沪设立广方言馆，招考汉旗子弟，造就人才，以备有用于将来”。二人经历也类似：先是作为学生到欧洲去“增广见闻”，之后成为清朝驻英使馆的翻译，再升为随员、参赞，以后张德彝更做到了驻英大使的高位，登上了他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顶峰；二人均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正式签订或草签了重大条约：陈贻范于1914年草签了不具备拘束力的《西姆拉条约》，张德彝则代表清政府于1904年在伦敦正式签署了中英《保工章程》，这一条约没有给予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二人经历也有所不同：张德彝比陈贻范入学早，出洋游历及出使早，最终担任的职位高，而且出洋游历及出使的时间长，此外，张德彝与陈贻范共事时，张德彝担任的使职始终比陈贻范高，既可说是同事，又可说是上下级。
张德彝《航海述奇》关于陈贻范的记载较详细，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上年由同文馆派来肄业者四人，为陈安生（贻范）、丁炳如（永昆）、朱乙尊（敬彝）、王畹南（汝淮）”。此后关于陈贻范的记载可分为点名、概言两种。所谓点名记载指张德彝《航海述奇》明白记录了陈贻范参与的某事，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1900年1月10日）：“酉初，星使携二少君及沈荔虎、陈安生回”，这种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有数处；所谓概言记载指张德彝《航海述奇》未明言某事有陈贻范的参与，但事实上陈贻范参与了该事，如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02年9月16日）：“酉初，约众参随、学生及自备资斧诸生晚酌”，这种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比比皆是。
由于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可分为驻英大使随员、驻英大使两个时期，因此张德彝对陈贻范的记载，也可分为驻英大使随员、驻英大使两个时期。下试析之。
1、驻英大使参赞时期（1897－1900）
指张德彝任驻英大使馆参赞时。当时陈贻范先系驻英大使馆的见习学生（从同文馆肄业后派来，见习期为三年），之后耀升为翻译。
这一时期的记载共24处，主要有以下七类：
其一，张德彝任驻英大使馆参赞，值驻英大使罗丰禄有事时代办使馆诸事。如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五日（1899年3月16日），因罗丰禄夫人“灵柩出堂”，张德彝受罗丰禄之命“代守使馆，照料一切”，包括管理“学生陈安生”，时陈贻范系从同文馆肄业后派来驻英大使馆的见习学生。
其二，张德彝与陈贻范到英国议院旁听。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日（1899年6月9日），“今日未初，在下议院讲中国事，余偕陈安生乘车至宫廷”，见“今日抱问答事件者二十余人”，其中有前任外交部长葛雷（E.Grey，1862－1933）、现任外交部长普得立，诸人均对中国事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德彝作了摘录。
其三，张德彝与陈贻范参与接待来英的中国外交官及为清朝服务的“洋员”。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1899年6月19日），张德彝“早赴赛西店拜伍星使及周、钟、徐三君，”指晤见“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及其随员；“戍初，罗星使约伍星使及周、钟、徐三君”“晚酌”，张德彝与陈安生作陪；又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900年1月19日），“京中同文馆总教习欧理斐告假一年回国，前日来信，邀”张德彝、陈安生等人“午酌”，“盖皆同文馆中人也”；同文馆总教习欧理斐又作“欧礼斐”（C.H.O-liver，1857～？）系爱尔兰人，1879年入中国海关，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985年任总教习，1902年北京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任宁波副税务司。欧礼斐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时曾教过陈贻范。由此事也可见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同文馆渊源。
其四，张德彝与陈贻范的私交。如相伴游览伦敦名胜古迹。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1899年6月29日），张德彝与陈贻范“步入艺植园一游”，所谓“艺植园”即当时伦敦摄政公园中的植物园（Royal Regent’s Botanic Garden），是来英的中国外交官喜爱的游逛之处；又如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1900年3月1日），因张德彝“三年期满”即将回国，陈贻范与其他几位同文馆出身者及同文馆毕业来英见习的学生为张德彝饯行；及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陈贻范与其他几位同文馆出身的外交官又到火车站为张德彝送行。
其五，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的升迁。如前所述，1896年由京师同文馆派来英的肄业学生四人，除陈安生外，又有丁炳如、朱乙尊、王畹南，1898年时丁炳如病亡，1899年底三年见习期满，三人“呈请回国”，罗丰禄先后将朱乙尊、王畹南二人之禀批下，惟独留下陈贻范“充当翻译，每月棒薪百零五两”，陈贻范受到了罗丰禄的重视，可见陈贻范的英文在四人中是出众的。
其六，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在英国乃至比利时的考察与游历。如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七日（1899年8月12日），经总理衙门批准，罗丰禄准备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分设使馆”，“今日巳正一刻率陈安生前往”；几天之后罗丰禄返英，“陈安生留比京租赁房屋，安置一切”；七月二十二日（8月27日），陈贻范方被换，八月二日（9月6日），陈贻范才回伦敦；十一月十二日（12月14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立文浦海口及李子村游”（今英国利物浦港、利兹市）；五日后返回；十二月四日（1900年1月4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乌尔斯特、开斯敏斯特、柏明根三处游览各机器工厂”（今英国伯明翰等地），六日后方返；十二月二十八日（1900年1月28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多堪特兰地方各厂游”，二日后方返。在这些游览中，罗丰禄、陈安生等人不仅收获丰盛，如“迩来星使带二少君及他三四同事，各处游历，凡制造局厂各有所馈，轻重不等，如脚踏车、绸缎、毡毯、衣料、刀叉、烟卷、玩物，种种不一”，而且大开洋荤，增长见识，如诸人在某纺织厂见“该厂当面织成”一精美纺织物，诸人在某“造钱局”（铸币厂）见该厂“随地铸造，俄顷间竟将星使之玉容錾铸银钱之上，相貌分毫不差，与曾为英君主铸者无异”等。
其七，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的其他活动。如驻英大使馆的公宴、祝贺同事与英国女子结婚及应邀参加贺礼等。
2、驻英大使时期（1902－1905）
1900年春张德彝因“三年期满”回国后，陈贻范仍然留驻英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德彝奉清廷之命为“驻扎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大使），‘顺途专使日斯巴尼亚”； 1902年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1902年5月25日），他抵达伦敦，此时陈贻范任驻英使馆翻译，“下车有马清臣（又译马格理，H.MaCartney，1833－1906）及他参赞人等迎近，坐马车入使馆”（参赞人等中应含陈贻范），开始了三年的任期，直到1905年12月26日离开伦敦，1906年2月5日抵达上海，4月11日回到北京。
张德彝驻英三年时期，虽已成为了驻英大使，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记载习惯，留下了观察仔细、记述丰富的《航海述奇·八述奇》。《航海述奇·八述奇》稿本共2095页（其中第八册386页，第九册883页，第十册826页），稿本中关于陈贻范的记载俯拾即是。概言之，主要有：
其一，张德彝嘱咐陈贻范完成某些辅助工作。如张德彝抵伦敦的次日（1902年5月26日），知清宗室载振率参随梁诚、汪大燮、唐文治等人访英且将抵英国；27日晚，他“令马清臣、陈征宇、陈安生赴都伍迎接振贝子”，此类活动还有很多。
其二，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外交官观礼活动。如应英国外交部之邀，“偕内人与陈安生乘车往”陆军部，参观“在兵部后校场内阅印度兵”；应邀“偕内人带荣骥及马清臣、陈安生”乘海轮，出席海军演习等，荣骥系张德彝次子（后改名仲英）；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在多次及多种场合，张德彝均率陈贻范出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陈贻范的偏爱。
其三，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伦敦上层社会的交际活动。如“率陈征宇、陈安生、陈默之”赴伦敦“柏凌屯阁内名艺画堂茶会”；招待回国休假的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E.M.Satow，1843－1929）、日本驻英大使林董（Tadasu Hayashi，1850－1913）等人晚宴时，张德彝“招陈安生”作陪等。
其四，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外交活动。如“率陈安生、王香圃”等人“乘车入卜静宫赴朝会”，卜静宫今译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因“各处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在发电报请示清廷外交部后派遣陈贻范参加1903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多国会议，指示陈贻范“随同听议，遇有窒碍中国之处，亦须随时宣说”等。这其中尤以1904年5月张德彝代表清廷与英国“画押”（签订）中英《保工章程》最为重要。在这一条约的多次讨论、修改过程中陈贻范“屡次”随从张德彝“赴英外部商酌”，并最终在5月13日在英国外交部见证了这一条约的正式签订。这些对于以后陈贻范的外交实践应起过一定正面作用。
其五，张德彝关于陈贻范的其他记载。如应邀给商务学校“皮特曼学堂”颁发奖励，张德彝约请陈贻范同往；某戏园邀请张德彝出席新剧初次公演，他亦约请陈贻范同往；请陈贻范代为某慈善机构捐款，此例甚多，不再枚举。
四、小结
在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还有多处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如关于欧洲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藏文典籍，此不一一例举。
较重要的是张德彝记录了几件与1903年英军侵藏有关的英方文件的大意，今择二连录于下，以供研究。
其一，光绪三十年七月七日（1904年8月17日），他记道；
癸未，阴雨，凉。前初五日英议院散值期，因国君现赴某城，令世爵某诵宣词于上议院，词曰：“谕尔上下两议院爵绅，予依旧交好于各友邦……予之派兵赴藏，盖欲藏人遵守一千八百九十年所订之《印藏条约》耳。我兵一路前进时，藏人略为拦阻，现已安抵拉萨，闻之至慰。卉兵之健勇绝伦，于此可见。所望将来会同巾国驻藏大臣与藏员开议后，即能就议，稗商务从此振兴，而印藏交界之处，亦不复有醒蔼之虞也……”
其二，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1905年2月14日），他记道：
已正，开议院，届时乘车往，至彼下车。入下议院，同各国公使坐御座前右鄙第一段……巳初，太子偕妃先到。少坐，君偕后到……（君）手执一纸，向众谕上下两议院诸爵绅曰：“我与各国，现皆友好如恒……上年九月初七日，我与西藏订立一约，续约中所载各节，似办理印藏交涉，此后可期妥洽，赴藏员卉此行备尝险苦，然莫不力任艰难，中国政府现已简派大员赴印商立准约，至藏事文卷，已交汝等阅看矣……”
上述二则史料在英国议会文件（即英国蓝皮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中应收录有英文全文。
通过以上述论可知，晚清、民国主持藏政与交涉藏务的官员，如联豫、陈贻范等人作为外交官员均有多年的驻欧经历，与张荫棠、温宗尧驻欧美多年相体，这就为后人研究他们办理藏务时的政策取向等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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