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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嵇康不愿屈服于司马政权的打压，而宁愿过一种自由自在、逍遥放任的生活，而“实际上，当士人远离政治中心，情愿或不情愿地被政治边缘化时，庄子的那种宁肯‘曳尾于涂中’而不愿‘留骨而贵’的姿态，很容易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共鸣”［5］。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就自称：“老子，庄子，吾之师也！”［6］思想上强烈的“庄学”背景也足以说明嵇康走上保性全真、采药养生的神仙道教之路有其必然性。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曰：“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7］可见，嵇康是完全崇信道教的，他大量的诗歌作品中都有对道教神仙思想的描述。嵇康曾与道士交游，并拜道士为师。《太平广记》卷九引《神仙传》说孙登、王烈皆为神仙，孙登能死而复生，王烈“年三百三十八岁, 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走如飞。”［8］孙登、王烈都是当时神仙式的人物，可以肯定是当时著名的道士，嵇康与他们过从甚密。嵇康撰写了多篇关于道教的理论文章，《嵇康集》中与道教有关的论文有：《养生论》、《答难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和《达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在前二文中， 他论述了道教养生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神形兼练、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嵇康还为追求长生不死而努力修行，他不但著有关于养生延年的著作，还曾亲自上山采药，而且亲自服食。这些行为不外乎是为了永远保持生命，即寻求不死，这也是道教的目的之所在。这些足以说明，嵇康与神仙道教存在着紧密之关系。
二
嵇康的道教思想可以说是从批判当时的伪善名教开始的。嵇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在《释私论》一文开头即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9］可见，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乃是针对于现实中已沦落为虚伪之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名教”而发的。前文也已述及，传统儒家的纲常名教在当时已面临着人们前所未有的怀疑，处在信仰崩坏的边缘。而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还为人“重视”，只不过是人们还要利用其来谋取功名利禄，利用名教“沽名钓誉”，而在实际上却并无人真心信仰之。那些表面上竭力为儒家唱赞歌的人，暗地里却尽干些败坏名教的勾当，传统儒家那一套纲常伦理以及道德说教不过是被当作“官样文章”来做而已。嵇康正是有见于此而提出要“越名教”。尤其，对于那些极力吹捧儒家的言论，如当时作《自然好学论》的张邈就吹捧儒家：“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10］而嵇康则公然斥责儒家“六经”为“秽芜”，“六经”倡导的仁义为“臭腐”， “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11］。嵇康作此批评显然是针对现存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的。实际上，在嵇康看来，只有与被形式化、教条化的名教作彻底的决裂与排拒，方才可以回复名教的本来面目。当时大多数名士“实际上都不是从根本上与名教对立，而是不满那些利用名教沽名钓誉的言行”［12］。只是当“名教的是非标准、道德理念逐渐形式化、教条化，它所倡导的仁义道德规范日渐成为某种手段、形式而外在于人的道德生活，并失去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推动作用”［13］，此时，名教才成为人们批评攻击的对象。
嵇康将“任自然”作为“越名教”的必然出路，所谓“任自然”就是回归人之自然真性，任心而为，是非无措。嵇康认为“名教”务于“理伪”，抑引人性，因此他所谓的“自然”实际就是一种“未进入社会关系、未受社会礼法规限的个体的自然而然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状态”［14］，而嵇康的主张就是要人们在“是非无措”、“物情顺通”，“值心而言”，“触情而行”的过程中，达到“与道合一”之境界。这种“与道合一”的境界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及的，只有他心中的理想人格即至人、真人、神仙才能达此境界。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发现他对这一类理想人格与境界的描述：
至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囿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15］。
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16］。
婉娈名山，真人是要。齐物养生，与道逍遥［17］。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18］。
嵇康是完全相信神仙的存在的。在其著名的《养生论》中，嵇康就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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