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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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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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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尽鬼神力。东郊龙见血，九土玄黄色。鼙鼓裂二景，妖星动中国……徒流杀人血，神器终不忒。”(《全唐诗》卷五九三)可以说向统治者一味姑息藩镇敲响了警钟。
然而，从总体上，此时期的咏史诗更集中地指向了对君主的规讽与批判。面对昏庸无能、荒淫浮糜的君主，诗人们深感仅以直书现实的写法，已难以唤醒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唯有超越现实而触及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国破家亡这一严重后果，才能对迷蒙中的君主起到警醒作用。这样，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更多地走进了诗人们的视野。春秋时的吴王、南朝诸君、隋炀帝等自然地成为共咏对象。而本朝玄宗时代的兴衰成败，则是更好的当代明证：励精图治可以兴国，而荒淫腐朽必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如，李绅的《姑苏台杂句》(《全唐诗》卷四八二)，是有感于“越王黄献吴王黄金楼楣，吴王因造姑苏台，因献楣，遂以黄金尽饰楼，以破其国”(《姑苏台杂句序》)之事，怀古而作。诗作以流丽跌宕的笔势，写吴王荒淫无道，沉溺女色：“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姑苏百尺晓铺开，楼楣尽化黄金台。”最终的结果是：“歌清管咽欢未极，越师戈甲浮江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实际上是讽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又如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其五：“兵围粱殿紧瓯破，火发陈宫玉树摧。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全唐诗》卷六三三)。借南朝梁、陈亡国事，影射唐王朝几被黄巢农民起义军推翻，僖宗逃奔，认为深层原因不在于奸佞误国，而主要是君主自身的问题。可以说，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再如张祜《马嵬坡》：“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全唐诗》卷五一一)直接以玄宗史事人诗，委婉地指出造成銮舆播迁、军民离心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崇溺贵妃，荒淫误国。对统治者的规谏、批判自寓其中。
但中晚唐咏史诗并没有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批判中，而是蕴涵着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人格范式上，中晚唐文人已经由初盛唐的才子辞赋型，转变为学者知识型，能够以知识分子理性思辨的能力，去审视、反思问题。因此，对于历史，诗人们多不再以韵体的方式进行叙述、慨叹，很少以古人自拟、自比，抒发个体情怀，而是从前代翻覆迭变的表面现象中，透视人生成败、历史兴亡的真正原因；或者摆脱人云亦云的历史陈说，烛微探幽，对历史事实作一种假设性思考，予以翻案，另发新见。这样史论体、翻案体咏史诗应运而生。
从总体上讲，此时期反思的焦点集中于前代政治得失、国家兴亡上。朱庆馀的《长城》：“秦帝防胡虏，关心倍可嗟。一人如有德，四海尽为家。”(《全唐诗》卷五一五)指出为君者应当以德治理天下，这样就会四海为家，天下太平，边关防御问题也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李山甫的《上元怀古》其一：“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全唐诗》卷六四三)诗人一反由古迹场景的描写而感怀历史沧桑的写作模式，在一种探究历史的自觉意识下，追问南朝兴亡的真正原因，认为南朝天子荒淫风流，不知道国运主要由内修道德来决定，而试图依靠长江天险等外在防守，致使国破家亡，繁华不在，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探索意识，是典型的史论体。
中国史学发达，对历史胜事、往哲前贤多有共识、成说。然而，中晚唐诗人则有意地摆脱了成说的藩篱，对历史进行反思、审视，推翻旧论，另立新说，开创了翻案体，使此时期的咏史诗呈现出独特风貌。如王叡《解昭君怨》(《全唐诗》卷五○五)：“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因画工的丑化，王昭君不为君王所知，不得已而嫁胡虏。对于此事，历来多持同情、惋惜的态度，同时批判画工，暗讽君主。而此诗却一改这种思想取向，从假定性的历史条件出发，得出富有启迪意义的历史结论。这种从反面思考问题的历史视角，使此诗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富有思想意义和理性深度。再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一般史论认为，隋炀帝为了奢侈浮糜的享受与娱乐，修建汴河，引发了隋朝灭亡。而诗人则在批判隋炀帝凿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从当时此河给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客观作用出发，予以肯定。后一首以西施为关注对象。对于西施，人们多把她看作越灭吴的关键因素，是她导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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