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奠都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9。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辽人已和满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体化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是在暴力强制之下推行的,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甚至是在野蛮的屠杀政策之下推行的,曾给满汉广大人民,特别是给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给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女真人民重新戴上农奴的锁链,另一方面又使辽东广大汉族人民沦于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的大量拖克索田庄中,依旧严重地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这些正是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的局限之所在。
总之,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对满族社会的进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其临终的前一年,曾十分自得地说:“我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部住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30。我们从努尔哈赤这些粉饰太平的言辞中,可以窥见这一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满汉人民在强权之下,杂居共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逐步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日趋一致,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我以为,这是努尔哈赤一体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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