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炎帝还“作弦琴”，发明“神农琴”。这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期，汉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之际，创造音乐，以匡正天下。炎帝神农氏“作蜡祭”，说明汉族先民中的定居农耕者，已有了依据农业生产规律而确定的年节。神农氏“制针灸，作巫方”，尤其是广为流传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表明了汉族先民在炎帝时，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步懂得并掌握了医药和治疗，有力的保障了汉族先民的体质健康。特别是神农“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推动了古代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炎帝神农氏的拓展农耕

随着炎帝部族的汉族先民农耕生产发展，特别是农耕者对农田的需要，必然导致以炎为首的汉族先民，不断向外寻求新的耕地。于是，炎帝神农氏率农耕者向各地的拓耕，就出现了在古代华夏的传说中，许多地方都有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史迹。

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炎帝率领一支汉族先民从姜水流域出发后，沿江河流域大致的迁涉路线是，“初都陈，后居曲阜”，“崩葬长沙”。这就反映了，以炎帝为首的一支汉族先民，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渭水、黄河等大河，向着东方拓展农耕。还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则是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汉水进入长江流域，向东南地区，或者其它方向进行拓耕的。

 炎帝率领汉族先民的一支农耕者，从姜水流域向东沿着大河发展农耕文化。炎帝“初都陈”，陈大约在今河南淮阳和安徽亳县之间，现在淮阳还存有神农井遗址。“后居曲阜”，曲阜在今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反映炎帝神农氏之时，汉族先民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华夏文献还记载了炎帝“崩葬长沙”。长沙则已远至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地区。历史上秦汉时期所置的长沙郡，辖境包括今湖南和广东、广西北部，这就反映出传说时代，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已经沿着沟通长江和黄河的水系，拓耕到了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

三、        炎帝和汉族的多元起源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族先民一直是以独步于时的农耕文化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从汉族将炎帝和黄帝并列为自己的始祖来看，无可置疑地折射和证明了，传说时代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是在与从游牧或半游牧转入农耕定居的汉族先民，通过在华夏大地上互相碰撞、交融和实现农耕化的途径，同时完成了族体和血系上的交融，才铸成了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古代华夏民族的融合为一体。所以，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首领炎帝，在汉族族体的形成和多元起源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炎帝实际上代表的是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对于炎帝所代表的历史发展时期，既可看作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阶段，又可看作是汉族先民初始的社会阶段。炎帝所经历的具体时间，在古代华夏文献记述上是大同略微的。

《春秋命历序》记载了炎帝神农氏：“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帝王世纪》则云：“炎帝……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合五百三十年。”而《史记·补三皇本记》又提出，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厘，厘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炎帝时期的汉族先民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为五六百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炎帝率领汉族先民不断的拓耕，遂使他们的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炎帝子孙在华夏宜农地区的垦殖滋息，在古代华夏传说中主要反映为，烈山、共工、四岳、台骀等四支炎帝后裔的迁移和分布。〔2〕沿江河流域迁徙拓耕炎帝后裔，在各宜耕地区开垦生息的同时，以自己稳定发展的农耕文化，与当地的原住民，或从游牧、半游牧地区进入宜耕地区的居民互相交融，并且在互相交融彼此汲取过程中，完成古代华夏民放的农耕化。

传说时代以炎帝的代表的、沿江河流域发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也就是在与其他族体发生接触和交融中，实现了汉族多元起源的族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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